第二节 结婚条件
一、结婚的必备条件
结婚合意，系指结婚当事人对婚姻成立的意思表示完全一致。当事人须有结婚合意，是婚姻自由原则的必然要求。
我国《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依该条规定，是否结婚、与谁结婚的决定权，只能属于当事者本人，这是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有效保障。上述规定在文字上是很周密的，对“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应作全面的理解。
首先，是双方自愿而不是一厢情愿，这就排除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其次，是本人自愿而不是父母、家长等代为允诺，这就排除了第三人对婚事的包办；再次，是完全自愿而不是出于无奈而违心地表示同意，这就排除了各种外来的干涉。这样的解释是符合法律本意的。当然，上述规定并不妨碍当事人就婚事向父母、亲属等征询意见，也不妨碍后者对此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是否采纳只能由当事人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划清善意的帮助和非法干涉的界限。
结婚合意是婚姻成立的前提，有效的结婚合意须符合下列条件：
首先，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出于有婚姻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婚姻行为能力是一种特殊的主体资格。婚姻行为能力的取得，以到达法定婚龄并具有婚姻的意思能力为必要条件。未达法定婚龄或虽达法定婚龄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作的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是于法无效的。当代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定婚龄低于成年年龄，因此以未成年人结婚须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的规定作为救济，如《法国民法典》第148条、《日本民法典》第737条的规定等。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亲属编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法定婚龄同于或高于成年年龄的国家，当然并无作此规定的必要。
其次，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条件之一。结婚是设定夫妻关系的身份行为，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有严格的要求。在确定有无真实的结婚合意时，不能仅凭当事人外在的表示，还应注意这种外在的表示与当事人的内心意思是否一致。在通常情形下，结婚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和外在表示是相符合的。在特定情形下，出于某种原因，也可能导致两者不相符合的结果，形式上虽有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但这种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结婚合意中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各种：一是意思表示虚假（如双方通谋成立虚构的婚姻）；二是意思表示不自由（如当事人因受威吓、胁迫而同意结婚）；三是意思表示错误（如当事人因受欺诈或出于重大误解而同意结婚）。以上均为法理上的分析，也有一些国家的立法例可资佐证。一般说来，许多国家均将意思表示的重大瑕疵作为婚姻可撤销的法定原因。目前，我国《婚姻法》仅以受胁迫而结婚，作为婚姻可撤销的法定原因。
再次，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符合法定方式。结婚行为是要式行为。双方同意结婚的意思以法定的方式表示，始具有结婚合意的法律效力。在我国，申请结婚的当事人须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须经法定程序认可。在其他场合，以其他方式所为的同意结婚的表示，只能认为是成立婚约即订婚的合意。
关于结婚的合意不得附以条件和期限，这是由婚姻的宗旨而决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条件和期限，是用来限定该法律行为效力的，它们可以使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获得法律的认可。但是，这对结婚行为是完全不适用的。结婚的效力是法定的，不能由当事人以条件和期限加以限定，否则便有悖于婚姻的宗旨。在法理上，有的学者认为，结婚合意附有解除条件或终期的，其婚姻无效；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些附款并不影响婚姻本体，法律上应当否定所附的条件和期限的效力，视其为无条件、无期限的结婚合意。我们认为应以后说为是。至于附有延缓条件或始期的，在法理上认为仅是订婚的合意，而非结婚的合意。
法定婚龄是法律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是结婚年龄的下限。到达法定婚龄始得结婚，未达法定婚龄者结婚是违法的。结婚年龄的上限无须法律规定，到达法定年龄后何时结婚，悉听当事人自便，这是古今中外各国结婚法的通例。罕见的例外是俄国沙皇时代的民法，曾规定男、女已逾80岁者不得结婚。现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鉴于婚姻的性质和功能，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结婚年龄均受以下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是自然因素，即人的身心发育程度。只有到达一定年龄，才具备适婚的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在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下，人们的发育和性成熟期并不完全一致。二是社会因素，即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条件。一定国家的人口状况、人口政策以及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对婚龄的确定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基于上述因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定婚龄是高低有别的，但差别也不会过于悬殊。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婚龄，古籍中的记载不尽相同。《周礼·地官·媒氏》中有“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之说，对此，后人在解释上是有歧见的。《孔子家语》曰：“夫礼，言其极也，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许多古籍的记载均可说明：男30岁、女20岁并不是婚龄的下限，实际上是说，到了30岁、20岁还不结婚便于礼不合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定婚龄是很低的。依唐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听婚嫁。”明洪武令和清通典均以男16岁、女14岁以上为嫁娶之期。早婚习俗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从根本上来说，早婚习俗植根于广泛的小生产经济。在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很强烈的，早婚是为了早育和多育。对追求广土众民的封建王朝来说，早婚又是增加人口、扩大赋税、劳役、弥补战争消耗的重要手段。因此，不仅肯定和提倡早婚，有时还强制人们早婚。例如，汉惠帝时曾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38]“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源自宗法伦理的生育观，对早婚的驱动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古代各国的法定婚龄一般都很低。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法典》和欧洲中世纪寺院法中的规定是男14岁、女12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结婚制度的近现代化，一些国家的法定婚龄逐步有所提高。按照当代各国有关法定婚龄的立法例，男子的法定婚龄最高的国家为叙利亚（23岁）。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定婚龄，男不高于21岁，女不高于18岁。例如，以男21岁、女18岁为法定婚龄的，有瑞典、丹麦等；以男20岁、女18岁为法定婚龄的，有挪威、瑞士、越南等；以男19岁、女16岁为法定婚龄的，有印度尼西亚等；以男、女各18岁为法定婚龄的，有俄罗斯、德国、蒙古等；以男18岁、女17岁为法定婚龄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土耳其等；以男18岁、女16岁为法定婚龄的，有日本、巴基斯坦等；以男18岁、女15岁为法定婚龄的，有法国、比利时等；以男16岁、女14岁为法定婚龄的，有菲律宾、意大利等。此外，还有极少数国家仍沿袭古风，以男14岁、女12岁为法定婚龄。当代许多国家的法定婚龄看起来偏低，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结婚年龄并不低，晚近以来更有提高的趋势。一些国家在法律上的规定，往往囿于历史的或宗教的传统，致使法定婚龄和实际婚龄有相当的差距。
中国的法定婚龄在上一世纪有了显著的提高。清朝末期为男16岁、女14岁，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中的规定为男18岁、女16岁，我国1950年《婚姻法》中的规定为男20岁、女18岁，1980年《婚姻法》中的规定为男22岁、女20岁，在不到一百年的时期内，男、女的法定婚龄各提高了6岁，这在世界婚姻立法史上是罕见的。
我国现行法以男22岁、女20岁为法定婚龄，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这一规定既考虑到青年的身心发展的程度，学习、就业的情形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又考虑到推行计划生育的要求。作为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定婚龄是高低适中的。但这并不妨碍民族自治地方依法对婚龄作变通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6条在法定婚龄之后，继之以“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的导向性规定。在适用有关法定婚龄的规定时，一定要处理好依法办事和提倡适当晚婚的关系。法定婚龄只是结婚年龄的下限、起点。对于情况各不相同的人来说，不一定是结婚的最佳年龄，更不意味着一到法定婚龄便非结婚不可。我们认为，法定婚龄似难再作提高，今后仍应大力提倡适当晚婚。当然，如果当事人已达法定婚龄，并符合其他的结婚条件，又坚持结婚要求的，自应依法准许，但也要鼓励当事人在婚后适当晚育。
二、结婚的禁止条件
重婚，是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我国的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为基本原则，已在婚姻关系中的男女，婚姻终止（配偶死亡或离婚）后始得再婚，否则便构成重婚，这是结婚的法定障碍。关于禁止重婚的问题，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中已作说明，此处从略。
禁止一定范围的亲属结婚，是世界各国结婚立法的通例。任何国家均有禁止一定范围的血亲结婚的规定，有些国家还禁止一定范围的姻亲结婚。我国《婚姻法》第7条第1项，规定了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
禁止一定范围的血亲结婚，反映了自然选择规律的要求，具有优生学、遗传学上的科学根据。人类生活的长期实践表明，血缘关系过近的亲属通婚，往往更有可能会将生理上、精神上的疾病、缺陷遗传给子女后代（这是相同的病态基因起作用的结果），以致影响人口的素质和民族的健康。中国古籍中早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39]之说。在人口稀少、流动性小的古代，同一地区的同姓者，往往都是有或近或远的血缘联系的。另一方面，禁止一定范围的血亲结婚，也反映了人类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礼记·郊特牲》曰：“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白虎通·嫁娶》也说：“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耻于禽兽同也。”这些要求在后世看来，未免过于绝对化，在人口大量增长、频繁流动的社会条件下，并无一般地禁止同姓婚的必要。至于禁止一定范围的姻亲结婚，更是伦理道德因素起作用的明显例证。
以直系血亲为禁婚亲，各国无一例外，其理由是不言而自明的。关于旁系血亲的禁婚范围，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立法例颇不一致。古代的罗马法起初禁止四亲等内旁系血亲结婚，禁婚范围曾一度扩大到六亲等内旁系血亲，后又改为四亲等内旁系血亲。[40]欧洲中世纪的寺院法起初禁止七亲等内旁系血亲结婚，1215年改为禁止四亲等内旁系血亲结婚。[41]当代各国法律所定的禁婚范围，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有只禁止二亲等内旁系血亲结婚的，如德国、古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等；有禁止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结婚的，如日本、英国、瑞士、巴西等；有禁止四亲等内旁系血亲结婚的，如我国、美国的若干州等。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有禁婚范围更大的立法例。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国家不是通过亲等，而是通过列举亲属称谓的方法规定旁系血亲的禁婚范围的，如法国民法典中的规定。总的说来，古代的禁婚范围在立法上是大于近现代的。但是，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性，近现代的近亲婚在实际生活中是少于古代的。
中国古代亲属间的婚姻禁例十分严格，相传西周时已有“同姓不婚”之制。《唐律·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徙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但是，在适用中则对此作限制性的解释，即“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到了近现代，《大清刑律》规定，同姓同宗者禁止结婚。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规定：“下列亲属禁止结婚：（1）直系血亲及直系姻亲；（2）旁系血亲及旁系姻亲之辈分不同者，但旁系血亲在八亲等以外，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以外者，不在此限；（3）旁系血亲之辈分相同而在八亲等以内者，但表兄弟姐妹不在此限。”这是颁行当时的规定，该亲属编经1985年修正后，改为“六亲等及八亲等的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四亲等的表兄弟姊妹已被列入禁婚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婚姻法》第5条规定，“为直系血亲，或为同胞兄弟姊妹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者”，禁止结婚，“其他五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1980年《婚姻法》对此有所修改，以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为禁婚亲，这一规定，也适用于上述范围内的拟制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是出于同一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旁系血亲。现将其亲属称谓列举于下：（1）兄弟姐妹，包括同父同母的全血缘的兄弟姐妹，以及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半血缘的兄弟姐妹；（2）伯、叔、姑与侄、侄女，舅、姨与甥、甥女；（3）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
应当指出，我国《婚姻法》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就其实际意义而言主要是禁止中表婚，即表兄弟姐妹间的婚姻。中表婚是一种异姓近亲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我国历史上长期流行绝非偶然，其原因可从当时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广泛存在农业小生产经济和与此相适应的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等情形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同宗不婚、亲上加亲等宗法伦理观念对此也有重要的影响。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人口流动水平很低、通婚圈很狭小的条件下，以异姓近亲为对象的择偶取向是很容易出现的。在中表婚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消灭以前，破除这种落后的婚俗是大不易的。例如，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禁止中表婚，甚至有“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的规定，后来却因“习俗已久，莫能更易”而解禁。1930年的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未将中表婚列入禁婚范围。我国的1950年《婚姻法》鉴于条件尚不成熟，也没有一般地禁止中表婚，而是作了从习惯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对中表婚的禁止，是我国人民婚姻习俗的一大改革，对提高人口素质、保护民族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律禁止特定疾病的患者结婚，是保护结婚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许多国家结婚立法的通例。我国《婚姻法》第7条第2项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禁止结婚。
一般说来，患精神病以致丧失婚姻行为能力的，患足以严重危害对方和子女后代的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的，在治愈以前均为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对于禁止结婚的疾病，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有大致相似的规定。在立法的方法上，有的是从婚姻要件方面为直接规定的，有的则是从法律后果的角度，作为婚姻无效的原因规定的。例如，意大利《民法》第85条规定，精神病人不得结婚；奥地利《民法》第48条规定，发狂人、疯癫人、白痴，不能有效缔结婚姻；瑞士《民法》第120条规定，结婚时配偶一方为精神病人或因继续的原因无判断能力者，其婚姻为无效。
禁止特定的疾病患者结婚，是新中国婚姻立法的长期传统。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革命根据地时，立法上对此已作规定。例如，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规定，禁止花柳病、麻风病、神经病等疾病患者结婚；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规定，有神经病、花柳病或其他恶疾者不能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婚姻法》第5条规定，“患花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经治愈，患麻风病或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之疾病者”禁止结婚。1980年《婚姻法》对上述规定有所修改，该法第7条中例示的，仅为患麻风病未经治愈，并保留了原来的概括性规定。
经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7条，在禁止结婚的疾病问题上，将原来的例示性和概括性相结合的规定，改为纯粹的概括性规定，将禁止结婚的疾病统称为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对于此类疾病，在认定时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必要时应当进行专门的鉴定。既要防止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结婚，又不能损害当事人在婚姻问题上的合法权益。
婚前健康检查制度在我国部分地区已实行多年。实践证明，这是防止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者结婚，保护人民健康的有效措施。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1994年的《母婴保健法》第12条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16条指出，在实行婚前医学检查的地区，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查验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婚前医学检查和婚前健康检查，两者是名异而实同的。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是自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该条例删去了有关婚前检查的原规定。就法理而言，这并不是对婚前健康检查制度的否定。
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第8条的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1）严重遗传性疾病；（2）指定传染病；（3）有关精神病。经婚前医学检查，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母婴保健法》第38条还对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进行了解释：指定传染病，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有性生理缺陷者是否禁止结婚？因生理缺陷而不具有性行为能力，在传统的亲属法学中称为不能人道。一些国家的立法将其作为婚姻障碍，禁止有上述情形者结婚，并以此种情形作为婚姻无效的原因。也有仅将一方缺乏性行为能力在结婚时为另一方所不知，作为婚姻无效原因的。我国1950年《婚姻法》曾规定，“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禁止结婚。现行《婚姻法》中则无此规定。这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应当分别情况妥善处理。
基于婚姻的性质和功能，有生理缺陷不能为性行为的，似以不准结婚为宜。在通常情况下，对方也不会同意与无性行为能力者结婚。但是，实际生活中也有例外的情形。例如，双方均有上述缺陷，仍愿结为夫妻；一方虽然无此缺陷，由于本人年老、疾病需要照顾等原因，在明知另一方有此缺陷的情形下，仍然同意与其结婚；等等。这些当事人结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婚后能够互相扶助。我们认为，这些结合对当事人和社会并无危害性，只要两厢情愿，可准予结婚。
对于双方或一方为无性行为能力者的结婚问题，当事人应当在慎重考虑后再作决定，以免日后发生纠纷。如果婚后才发现一方有原为另一方所不知的性生理缺陷，导致感情破裂，另一方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可按离婚程序处理。
关于结婚条件，外国法中还有若干为我国现行法所无的规定。例如，未成年人结婚须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禁止因奸受刑之宣告或判决离婚者与相奸者结婚（此类规定多见于早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亲属法）；禁止丧偶或离婚妇女在法定的待婚期内结婚（个别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丧偶或离婚的男子也设定了待婚期）；禁止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结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