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人在沟渠中仰望星空

赖小晶[29]

一、我来自北大

我读过一文，题为《中国的高考状元为何全军覆没》，文中说：现在的高考状元们，中了状元等于人生失败。1977年以来，全国的高考状元，没有一人成为社会活动家、企业家或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一个成为行业领军人物。

作者的意思是，你若不能功成名就、引领时代，便是残兵败将、残花败柳。其功利的价值观显而易见。

如果状元必得成名成家，那名校出来的学子亦当得是声名赫赫的精英翘楚。作为北大学子的我，碌碌无为泯然众人久矣，既没有著作等身，也不具备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影响力，甚至懵懵懂懂错过了房价暴涨的好时代，没有囤上几十套房子成为财富自由人士。

我是1983年进入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后改为国际经济系）的，当时我们班30个同学中，不仅有全国文科状元，高考成绩省前三名的同学占了至少一半。如果说中了状元就等于人生失败，那北大岂不成了失败者的乐园？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说：你进入了北京大学，就应该抱定研究学问的宗旨。研究学问就是为了推进学问，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或许老校长的教诲，可以稍稍慰藉一下我们这些没能升官发财的学子的心吧。

曾有北大同学对我说，她在工作时总是隐瞒两件事情：一是她的离异单身状况，另一就是她的北大出身。同样，在北大的光环下，我也曾感到压力重重、步履蹒跚；在社会期望中，我也曾困惑迷茫、无所适从。北大无形中成了我们背上的十字架，我们为达不到众人期望中的成就而自卑。

但是，我们和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北大人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我和我的同学们，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着，把平凡的生活过得充实而美好。

尽管偶尔会有失落感，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也从来不以为状元必定得成为什么家或领军人物。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做喜欢的事情，同时服务社会，保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追求真善美，努力影响周围的人。这就是我对于成功人生的定义。

如今，当青春的激情褪去，拂去世俗的尘埃，终于，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来自北大，我为北大骄傲！

二、最好的时代

80年代是北大最好的时代，思想的禁锢刚刚打破，物欲的洪流尚未到来，经历“文革”浩劫后的北大，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思想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回归。古朴的燕园里，焕发出新的生机，纯真的学生、质朴的老师，聚集在一起，思考着个人和祖国的命运。

我对于北大的印象始于《读者》中的一文，文中写一女生，身患重疾仍坚持去图书馆学习。当时我感觉北大如天堂一样遥不可及。高考制度让我这样的贫寒子弟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年少的我生逢其时，满眼春色，一切如梦境般美好。

我被分在31楼327室居住，从宿舍区去往图书馆，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燕南园当时是著名学者居住的别墅区，里面住了美学大师朱光潜、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王力等许多学界泰斗。

燕南园里有几栋灰旧的小楼，有断檐颓墙、杂草小径。黄昏时穿行其间，点点夕阳从茂密的树叶间洒下，那景象总让我想起《城南旧事》里的老北京。有时我们会看到有老人在小径上散步。一次学长告诉我：那个个子矮小的老人就是朱光潜。当时我正在读他写的《悲剧心理学》，对于他关于悲剧心理的描述深为钦佩。能和这样一位伟大的学者比邻而居，我感到无上光荣。

我入学时，陈岱孙先生是经济系主任，年轻时游学欧美、风流倜傥、学富五车的岱老自称一生只做一件事：教书。他的爱情故事，在学生中传为佳话。据说当时他和周培源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周与女孩结为伉俪，岱老因此孤独终身。这与金岳霖和林徽因的故事近乎相同，传说而已，无据可考。

回忆往昔，最深刻的北大记忆是自由的风气。北大的自由不仅体现在思想言论上，还体现在作息制度上。我的班主任田万苍老师教授日本经济，个子矮小，和蔼可亲，除了上课时间，大概一学期只能在开班会时见到他一次。班上的事务都是同学们自主管理，这和许多大学严格的辅导员制度有天壤之别。

北大老师从不点名，不强求学生上课，没有人上的课自动取消。我们的作息无人监管，学期中有同学回家一个月也没人发现。

尽管无人督促，北大的学风之好在大学中堪为罕见，每天凌晨5点多，图书馆前就挤满了等待开门占座位的同学；每晚熄灯后，走廊里也总会有夜读同学的身影。

高等数学课我是不上的，因为听不懂。考试前，我会跑到破旧阴森的哲学楼里，把书上的概念和例题死背下来，每次我都能侥幸过关。最好玩的课是国际贸易，当时中国还很少对外贸易，老师亦无实战经验，因此无论讲到哪，总是用出口草篮子打比方。这些草篮子理论，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一点忙也帮不上。

我最喜欢上的是国际经济地理课，陆卓明老师讲课绘声绘色，他不仅教给我们学问，还循循善诱地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有一次听说我班同学要去郊游，他给我们讲起了户外安全知识。陆老师还是个音乐发烧友，他分批把我们领到他家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音乐中听到命运的敲门声。

后来系里开了一门课叫现代西方经济学，这是一门真正实用有趣的课。胡坚老师刚毕业不久，她上课声音极小、讲解时也不敢看我们。后来听说她当了经济学院的领导，同时期的青年老师张维迎、刘伟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当时的系领导厉以宁更是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课后同学们常围在老师旁探讨问题，老师们都和蔼可亲。如今普遍的学生贿赂老师的行为，在当时闻所未闻。

我对经济学大腕们的课没太大兴趣，却常跑到中文系去蹭课。我选修了中国现代诗，津津有味地聆听老师讲解李金发、徐志摩和卞之琳的诗行。我也喜欢在北大的刊物上读海子、西川、骆一禾和戈麦的诗，感受精神贵族般的诗意人生，我常被诗词中音乐般的节律和爆发性的思想而打动。

学生会常请名人来演讲，记得其中一次，大讲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演讲者几乎是用破口大骂的方式，鞭挞中国的孝道，像一个自由的灵魂在呐喊。大饭厅里也放电影，还有乐队来演出。一般有人来演出，开场白中总要奉承一通北大学生，可有一次交响乐团来演出，同学们在演奏间隙不应该鼓掌的地方使劲鼓掌，被乐团指挥李德伦骂了个狗血喷头。

也有许多校外的话剧、音乐会来学校售优惠票，芭蕾舞《天鹅湖》让我第一次领略舞台艺术的美。我们也去中关村看前卫的话剧。我在首体观看过一次演出，当关牧村出场时，不知为何嘘声四起，令我十分惊诧。

我们就这样，沐浴着北大自由的阳光，吸收着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享受着中国最优秀的教师资源，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思考着。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每一个从80年代的北大走出来的人，身上都会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三、我的北大生活

在北大，班级没有固定教室，我们每天按着课表奔波于各大教学楼。第三教学楼离俄文楼大概有两站公交车那么远，如果在这边上了两节课后再赶那边的课，我们必须快走带跑才能不迟到。没课时，大家自己找空教室自习，每天晚上，图书馆和各大教学楼都是灯火通明，几乎座无虚席。

北大的体育课非常正规，要求极严，对于我这样来自小城市，几乎没认真上过体育课的人来说，压力山大。第一次跑步测试，我就在情急之下摔倒砸了眼镜。为通过体操考试，我和搭档秋梅，天天去体育馆练习“脚顶飞人”等高难动作。在北大，我学会了游泳和滑冰。夏天，我们在游泳池里戏水，冬天，我们在未名湖上滑翔。在这样的教育下，我身体变得强壮起来，大学期间几乎没生过病。

说起看病，当时北大医院离宿舍很近，在学五食堂后面。一次，同学红卫看病回来说，刚看见一老外说：医生，我这里长了个“凸起物”。这外国学生把包块说成“凸起物”了，让我们开心了好久。

那时的北京，春天也刮风沙，北京同学出行会用纱巾蒙住头脸。夏天极为凉爽，我们宿舍没有空调，电扇、凉席也从没用过。后来，再去北京时，发现空调成了家家户户的必备品，真有世易时移时空变幻之感。

周末是恼人的时光，当时鲜有人谈恋爱，正是青春朦胧荷尔蒙旺盛的时节，本能的欲望蠢蠢欲动，超我的压制坚不可摧。有时在寂静的夜晚，从男生楼会传来如群狼嚎叫般的歌声。我们常常买些瓜子酸奶，在宿舍里消磨。我们班男生住在28楼，周末也有班里的男生或老乡会来宿舍聊天。我们用最朴素最克制的方式，打发掉了那些难捱的青春时光。

有时我们会去食堂跳舞。白天的食堂到周末晚上就变成了舞场，滑溜溜的地，乌泱乌泱的人群，空中飘过“扒肘条”的香味。女生常多于男生，一曲开始，没被男生请上的女生，只能尴尬地站在旁边等待下一次上场的机会。

有一次在学五食堂门前的广告板上，我看到一幅图画，画着舞会上一女孩等待上场的背影。那画像针一样戳痛了我，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舞会。工作后，一次我出差到北京，带同事参观北大，顺便去了学三的舞会。那时节，我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没有再被冷落，最后还有男生坚决要送我们回宾馆。那一次的经历于我，是一种心理疗愈。

学生生涯是苦的，那时粮票还在流通，女生宿舍里常会有人拿鸡蛋和袜子来换粮票。我们在宿舍偷偷用电热器煮方便面，加上一个鸡蛋就算是大餐了。我们苦中作乐，在班长的带领下去过百花山、八大处、香山等许多地方旅行。在每次每人消费仅两元的艰苦条件下，同学们互帮互助，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

我们在当时几无开发的百花山的山顶上，用巨大的石块堆成“83世”的字样。5月的百花山，山上溪水流淌，桃花满坡，山谷里冰雪犹在，寒气逼人。我们二十几人住在林场的一个破屋子里，绍安同学把他的军大衣让给女生御寒，自己在外面跑步。那情那景，此生难忘。

我在北大时参加过的最盛大的一次活动，当属1984年的国庆庆典了。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上，在庆祝建国35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意外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震惊世界。那天晚上，我和同学们在广场上跳交谊舞，还和一个中文系的美国学生聊起了《红楼梦》。当焰火升空，鼓乐齐鸣，我恍惚进入王蒙的《青春万岁》的场景中：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拥抱你们！

忘不了31楼327室窗外的古树，和古树婆娑中缓缓落下的夕阳；忘不了中关村校门前那条长长的铺满银杏叶的小路；忘不了俄文楼前的华表和燕南园的小径；以及晨曦中图书馆前等待开门的人群。经济学院的信箱、宿舍楼水房里的闲聊，还有熄灯后走廊上的健身操组成了我们青春的交响。

时光荏苒，当青春的岁月远去，同学的情谊历久弥新。我曾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不假思索地想起了北大同学，而她们，亦是迅速回应，不假思索地接纳了我，陪伴我共同度过艰难的时光。尽管从不嘘寒问暖，久不联络，在你困难的时候，同学总会是那最贴心最温暖的支撑。

四、仰望星空的人

经历过北大的熏陶，带着北大的精神，我们步入社会，上下求索。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真诚对待他人，做有意义的事情，珍惜每一天。我们正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由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用我们的学识和行动，给社会传递着正能量，感染着影响着周围的人。

也许，我们的努力微不足道，但是，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正如当年，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拉出“小平您好”的横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我们曾用微弱的声音，唤醒人们的民主自由意识；在北大的大讲堂，那一次次挤得水泄不通的演讲，如一阵阵春风拂过冰封的水面，带给人们崭新的思考。

作为北大人，我们深知责任所在，我们亲历过中国最好的教育，沐浴过贤哲思想的光辉。北大传统早已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五四以来贯穿始终的自由平等精神，早已成为我们教养的一部分。

严复说：“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德赛两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旗帜；蔡元培开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这些优秀思想汇聚成一种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中发扬光大。

正是这种北大精神，让彼此陌生的北大人相遇时，都能感觉到心意相通。是北大精神，让我们凝聚在一起。王尔德说：“我们都生活在沟渠，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北大人，就是那些仰望星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