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记得那些北大老师

杨文利[30]

我在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语言学的课程不多，只有“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两门。教我们“古代汉语”的张联荣老师严谨至极，几乎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一身整整齐齐的中山装，十足老派知识分子的装束。不管天气多闷温度多高，风纪扣都扣得严丝合缝，“不觉寒暑之切肌”，黑框眼镜后面透出的目光永远是严肃的。他讲课细致，也有耐心。一个看似寻常的汉字，经他逐本溯源，竟生出几多趣味。他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征引杨伯峻、王力先生等师辈的论点。听他讲课在任何时刻都是紧张的，容不得任何一点点一丝丝分神。相形之下，教“语法修辞”的苏培成老师则要随意、洒脱得多。他风趣，也很健谈。略带京腔的普通话咬字清晰，跟电影对白一样字正腔圆，南方学生听了颇觉亲切。他兴趣既广，涉猎亦多，上课时经常稍不留神便离题甚远了。所谈论的话题，除中文系逸闻趣事之外，更兼及军国大事、学界秘辛、市井奇谈乃至娱乐八卦，可称得无所不通，无有不晓。无论可喜可笑之事、可悲可恨之事，都讲得头头是道，绘声绘影。记得有一次，他在讲台上一番高谈阔论之后，突然意识到课程内容一点也没有讲，于是急忙打开讲义准备言归正传，此时下课铃声响了。

除了“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之外，大一上学期还有一门专业必修课“民间文学”。中文系有趣的老师可谓多矣，而尤以教“民间文学”的段宝林老师为最。他脸庞黧黑，中等身材，长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戴一副老花眼镜，左边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钢笔，腋下夹着一个破旧的人造革公文包。他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苏北口音，上课时双手喜欢比画，严肃的神情里遂又多了几分天真烂漫的可爱之处。他讲课低声细语，慢条斯理。无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他讲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讲梁祝、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讲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都极尽口谈指画之能事，把它们一个个讲得活灵活现，传神之极。民间文学固然讲求趣味，加以他掉了一颗门牙，说话时不免漏风，以致时常惹得满堂哄笑。见同学们笑，他一头雾水，不明就里，便停下来低着头跟大家一起笑，目光从眼镜上方透出来，脸上略微带些羞涩。待笑得差不多了，再继续上课。此种情形实在太欢乐了，用一句歇后语，叫“肚脐眼插钥匙——开心”，确也贴切，让我们想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锈迹斑斑也就不必说了，还缺胳膊少腿。到了三教，随手往墙角一扔，也不上锁。他骑着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居然没有丢失，真是奇哉怪也。

“文学作品赏析”是大一下学期的必修课，由几位老师分别讲授。说来有点惭怍，是哪几位老师，赏析了哪些作品，讲了什么内容，我已然记不确切了，唯独对袁行霈先生记忆犹新。当年的袁先生白发皤然，风神潇散，颇有几分魏晋风度。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又说：“相由心生”，诚哉斯言。那是一份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往讲台上一站，便把我们给镇住了。文学作品赏析只上了一学期，屈指算来，他前后给我们上了八堂课，赏析了四首作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姜夔的《暗香》和《疏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每讲解一首诗词，必先以极富磁性的嗓音吟诵一遍，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令人心神为之一爽，有如沐春风、如汲甘霖之感。听袁先生讲诗，的确是一件赏心乐事。他有一手好板书，一律竖行右起、繁体行草，颇具遒劲秀逸之致，所谓“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也。课罢，面对一幅精妙的书法作品，每常舍不得拭去。对同学们而言，在听觉之外平添一份视觉享受，正所谓“耳濡目染”。既可享耳福复能饱眼福，不亦快哉。最后一堂课，他讲完《过洞庭》之后兴致大好，用张孝祥和杜甫的诗句集成一联：“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吟毕，顺手拿起粉笔疾书于黑板上。照我的私见，此联足见先生通透、澄明之心境，想必也蕴含了他对同学们的某种期许。倏忽于今30年，我犹记得他在黑板上笔走龙蛇的背影。

孙玉石老师专治现代文学，尤以《野草》研究享誉学界。记忆所及，他也给我们上过“文学作品赏析”，讲授现代散文、诗歌部分。他举止雍容，状貌端肃，眉宇之间透着一股沉潜刚毅之气。大概是因为身兼系主任的缘故，他初看起来颇有几分威仪，令人望而生畏。几堂课下来，方知他非但没有大家想象的严厉，反倒是一个十分平易可亲的人，正如古人所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布鲁姆尝谓误读无处不在，实非虚言。外表冷峻内心温厚的他讲课细密而有条理，精到而有内蕴，不着一句废话，是以最为货真价实，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大四上学期，因对“九叶诗派”有些兴趣，我又选修了他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对现代诗诸流派，举其荦荦大者，如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派等，说之甚详，听了顿觉眼界大开，得益匪浅。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文学作品赏析”上到中途，孙老师突然接获通知去日本讲学，便请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代为上了两堂课。在一瞻王老先生的风采之前，对这位朱自清先生的及门高足、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开山宗师神往久矣，只是当时老先生年事已高，极少给本科生上课，故只闻其名而未曾一见，对他的印象仅止于那部《中国新文学史稿》。许是亲炙大师的兴奋，那天大家早早就端坐在教室。我正巧临窗而坐，远远望见一位老者骑着自行车由图书馆方向穿行而来，在一教门口翻身下车。几分钟之后，同学们便看见老先生叼着烟斗，气定神闲地步入教室。他朝台下约略扫视了一眼，表情极为清淡，几乎没有任何开场白，便立刻切入正题。那天讲的是《野草》中的“过客”形象，没带讲义，也极少板书，想到什么讲什么，如天马行空般一空依傍。当时老先生身体尚十分硬朗，谈笑风生气色好得很，站着上完了两堂课。孰料两年后忽然传来他遽归道山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

“中国古代文学史”为必修课，从大二开始，一共上了四个学期，授课老师亦有四位，真可说是一门不折不扣的重头课。四位授课老师根据各人的学术专长，每人讲授一学期。吕乃岩老师讲先秦两汉，葛晓音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周先慎老师讲唐宋，沈天佑老师讲元明清。老师固能各显所长，学生也乐得转益多师，确乎一举两得。据我的观察，大凡治文学史者，浸淫原典史料的时间愈久，愈易涵养独特的精神气质。想来是受研究对象影响使然，四位老师性情迥别，趣味殊异。吕老师质朴无华像古诗十九首，葛老师人淡如菊像陶诗，周老师雅人深致像宋词，沈老师不拘小节像明清话本。在此之前，曾听过袁行霈先生的课，之后，在离校之际又以同乡后进的身份到陈贻焮先生在朗润园的府上请益。这是我初次见到陈先生，饱满的面孔，淳朴而温厚。二位先生皆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名于时，治学重心各有不同，各擅胜场，禀性气质亦大异其趣。借用“清新俊逸”形容袁先生、“沉郁顿挫”形容陈先生，庶几近之。王尔德有一句名言：“生活模仿艺术。”此话虽然是跟亚里士多德唱反调，确有至理。

黄子平老师以文学批评见称，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他那时候正和钱理群、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有“燕园三剑客”之称。在三教第一次见到他，暗自惊讶于他的相貌酷肖相声演员马季，连笑起来一脸和善的神态都一模一样。他每次走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大堆参考书从双肩包里掏出来，在讲台上一一摊开。不消说，都是当代文学必读的经典之作，大抵小说居多，同学们见了欣羡不已。他讲课沉稳，不动声色，却也不失机智、幽默。他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流传甚广的名言，如“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等，话虽浅白，意蕴深远，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如今回想起来，仍觉有趣。确实，单是这种回味，亦不失为一种珍贵的享受。他的考试方式也独出心裁。学期终了，循例要举行期末考试，他出了一个大题目，叫大家把学习当代文学史的心得写下来。同学们都很兴奋，故而答得格外认真、投入，甚至两小时仍觉不够用。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注重独立见解甚于考试成绩。曾几何时，在大二那个无比漫长的暑假之后，获悉他远走美国，心中怅然若有所失。

北大四年，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了俄苏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大三上学期，先上“俄苏文学”。任课老师岳凤麟先生是一位译著甚夥的翻译家。一身深褐色双排钮列宁装配搭一条灰围巾，气度不凡。由于此前读过他译的叶赛宁，上他的课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也许是研究马雅可夫斯基之故，他讲起课来神完气足，声震屋瓦，最适合朗诵那些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的阶梯诗。他在台上讲得兴会淋漓，我们在台下听得不亦乐乎。迨至大三下学期，又接着上“欧洲文学”。老师的名字早已忘却，甚或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名字。据我的同学李广利回忆，似乎姓陈，待考。他四十左右光景，头发梳得熨熨帖帖，穿一件浅色竖条纹衬衫，合身的背带裤照人的黑皮鞋，翩然风度罕有其匹。他口才上佳，那些古希腊神话由他讲出来恍如身历其境。关于这一点，李广利同学补充了一段史实：“有一天他讲宙斯多么好色，只听他嘴里说着‘宙斯一下子扑过去’，他自己也像是在扮演宙斯似的，两眼欲火熊熊，‘一下子’就扑到了第一排的女生跟前，顿时激起一片羞答答的幸福的惊呼。”惜乎斯时少不更事，浑然不知荷马史诗、《神曲》、莎士比亚、拜伦、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有什么稀罕，在读了陈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袁可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之后，一头扎进艾略特、里尔克、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昆德拉，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尚，对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终究不甚了了，至今引为憾事。

张少康先生一派古君子之风，恂恂儒雅，讲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是一门必修课。他学问好，课也讲得有趣味。上课时不带讲稿，甚至没有一张卡片，步上讲台便滔滔汩汩地讲下去，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大有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之概。考证则详悉、精审，论述则透彻、严密。无论阐发“诗言志”，探究“大音希声”“得意忘言”，纵论《文心雕龙》《诗品》，解析《人间词话》，都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真乃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学识之广博，功力之深湛，概可想见。听来兴味无穷，借用钟嵘一句话，“使人味之衅衅不倦”。他的板书跟袁行霈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来都竖写、繁体，亦如袁先生那般骨韵俱胜，隽逸得令人绝倒。说来惭愧之至，早年浮躁浅薄，只知道追逐时髦理论，崇拜学术明星，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反倒轻视疏忽了。当时只道是寻常，失去后方知珍贵，此是后话。

注重日常仪表，在我见过的中文系老师当中，曹文轩老师堪称一时无两。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要命，皮鞋亮得可以鉴人。往讲台上一站，自有一种玉树临风之致。我在大一尝旁听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除了本系同学之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蹭课”，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不用说了，一定是女生居多。确实，风雅的谈吐，俊朗的外貌，身兼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令众多女生为之倾倒、尖叫，这也就不足为奇。他的本职是当代文学，却在大三上学期开了一门名为“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的选修课。顾名思义，可知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文学思维。原以为选这门课的女生应当少之又少，实则大谬不然。记得上课是在文史楼一层一间可容纳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令人大为讶异的是，前三排几乎是清一色的女生。他腹笥充盈，学识丰赡，竟至将感觉、语言、思维这些抽象的哲学命题讲得有声有色，令同学们陶醉其中不想下课。

在中文系，张颐武老师是以前卫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不过那时候初露头角，远不如今天这般引人瞩目，“张后主”的外号尚未叫开。他硕士方毕业，仍住在民院父母家。有一阵子，我常常看到高大壮硕的他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背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双肩包，兴冲冲地赶往图书馆、五院或一教。他的文章我在图书馆四层的期刊阅览室读过不少，高深得一塌糊涂。及至大三上学期，他开了一门十分新鲜的课程：“当代实验文学”，同学们兴趣大得很，故而选修的人不少。他学问淹博，口才出众，成天将后现代、后殖民挂在嘴上。话匣子一经打开，好似悬河泻水，不曾稍歇。从拉康、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讲起，讲到马原、洪峰、残雪、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北村，手也舞之，足亦蹈之，兴奋忘形到了旁若无人之境界。假若不是下课铃响，端的欲罢而不能了。套用他本人的话语，这叫作“语言的狂欢”。忽忽已30年了，他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唾星四溅的情景历历犹在目前。刚入校的时候，他给我们当过一段时期的班主任。每星期必上男生宿舍逐个巡视一遍，进门第一句话便是：“没出事吧？”同学们垂手恭立，以为要训话。孰知他并不入座，站着与大家寒暄数语，随即兴辞。临出门前不忘叮嘱一句：“千万别出事！”没有多久，班主任突然换成了商金林老师，想必是我们跷课、酗酒、斗殴，他被系里问责了。

王岳川老师专攻文艺理论，古代现代中土外国涉猎广博，对后现代主义研究尤深。因为美学热流风余韵所及，我一度偏好文艺理论，不过当时可供修读的课程殊不多见。我在大三下学期选过他的“现代西方哲学诗学”。翌年秋天，大四下学期又选修了他的“文艺美学”。他是一位既热心又亲切的老师，脸上永远挂着招牌式的微笑，一身温文，一身尔雅，诚如古人所言，“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上课十分投入，最为引人入胜，教室里常常满座。同学们听得兴致盎然，绝不会走神或交头接耳。他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当时的中文系，大四下学期开学后，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并请一位老师指导。大约是在寒假过后开春的时候，他邀约几位同学到北太平庄的寓所餐叙，顺带讨论论文。他亲手做了一大桌菜肴，盛情可感。我们欣然就席，大快朵颐。餐毕，趁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围成一圈，天南地北相谈甚欢。那天，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拉二胡，弹钢琴，都很擅长，还写得一手好字。

选修温儒敏老师的“京派小说研究”之前，我在比较文学所举办的一个暑期讲习班上听过他的几次课。课堂上讲了什么，已经了然无痕，却从此记住了他朗目疏眉、白白胖胖的模样。他的嘴角时不时地泛出一丝浅浅的笑容，亲切而又严肃，冷静而又热忱。兴致好时，喜欢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比画，这几乎成了一个招牌动作。他讲课往往条分缕析，一板一眼，却又不失灵动、活泼，听来决不干涩、枯燥。尔后，大四上学期又选修了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他和钱理群及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在图书馆二层的文学图书借阅室顺手翻阅了一遍，坦率地说，印象不深。那时节年少识浅，盲目崇洋，念兹在兹的是西方现代派。因此之故，对现代文学多少有些忽视，连必修课“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敷衍了事，指定的“必读书目”尚不曾读过，遑论其他，正好应了鲁迅先生那句流传一时的名言，“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虽说学了两个学期，对京派小说和现代文学批评的了解仅止于皮毛，每念及此，辄觉汗颜。

戴锦华老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连穿着打扮也偏硬朗。马尾辫、黑西装、米黄色风衣，看上去永远干练爽利。记得她的本职是北京电影学院，到北大比较文学所兼课，主讲“电影理论与文学”。她思维敏捷，口才便给，喜欢用书面语，语速迅疾不啻机关枪。各种复杂的欧化长句、艰深的术语、晦涩的隐喻和象征，噼里啪啦火力全开，精准，犀利，咄咄逼人。大家纵使竖起耳朵听，不敢稍有懈怠，仍然难以跟上她的节奏。她对当时流行的后现代理论情有独钟，张口闭口不离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批评，听来如堕五里雾中。就我所知，除张颐武之外，中文系大概无人能出其右。当然，最为乐道的还是她的“镜像理论”、蒙太奇和长镜头。她的课鲜少有人打瞌睡，盖因多半时间会放映外国原版电影。大家在台下津津有味地观摩，她在台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进行“文本分析”，情形颇为有趣。不过，这也有一个坏处，总是不能进入剧情，而无法从容欣赏。不晓得这算不算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课间休息时，她照例点上一支细长的More，向空中吐出一个浑圆的烟圈，优雅得无以复加。引用一句后来的时髦话：简直酷毙了。

陈平原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嫡传弟子，举手投足间颇有些民国范儿，许是潜心研治现代文学，长年濡染线装学问，熏染导师烟斗才有以致之。他学识渊博纯正，兼顾学术研究和随笔写作，尤擅北大掌故，识见与文笔俱佳。大四上学期，他给我们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中国小说类型研究”，罗列了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公案小说以至风月传奇，不一而足。而讲得最多、最有趣的当然是武侠小说了。举凡唐宋豪侠小说、清季侠义小说、现代武侠小说，均有所论列。他讲课随性，温存，疾徐有致，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几许清雅、闲适的士大夫情趣。他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诸位”，隔三岔五便要冒出，听来很有人情味，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古代的书院。照我看来，他对章太炎的开堂讲学，一定心向往之。毕业后读到他的大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每有会心处，宛如置身教室之中，再度聆听他讲课，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这或许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效果。

刚一入校，一位高我一届的同乡以过来人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教导我：“在北大，你不用上什么课，光听讲座就够了。”余生也晚，进北大时，80年代将近尾声，那确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我躬逢其盛，当然是幸运的。不过这种幸运，多年以后我才明白。

那时候在学生中最叫座的舍钱理群老师莫属，其受欢迎的程度比之超女、跑男也不遑多让。细想起来委实是一件遗憾之事，钱老师在中文系任教，我们这届同学却没有机会选修他的课程。我初见钱老师，是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题目是“反抗绝望”，地点在二教。大阶梯教室果然人满为患，无论讲台之下、台阶之上，门口，走廊，甚至窗台上，满坑满谷都是坐着、站着的人。几名同学在前面替他开道，左冲右突，最后总算挤上了讲台。当时他才五十出头，却已过早秃顶，矮矮胖胖，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灯芯绒夹克，领口和袖口都已磨得发亮，满是皱痕，似乎几个学期不曾熨过，淳朴得如同一位老校工。说实在的，对他的第一印象，与其青年导师的名头相去甚远，借用一句当时的流行术语，完全超出了本人的“期待视野”。然而，一俟讲座开始，他的表演天赋立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那的确是一场全身心投入、酣畅恣肆的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真是神乎技矣。时值严冬，窗外冷风飒飒，他却不时掏出手帕揩拭热气腾腾的脑门。一边揩汗一边憨厚地咧着嘴微笑，脸上略带歉意。台下的同学被彻底征服了，全场敛容息气，肃然无声，连他揩汗的动作都显得意味深长。我至今仍记得他在讲台上那种几近孩童似的表情。

厉以宁先生鼓吹股份制，不遗余力，被戏称为“厉股份”，确是实至名归。第一次听他的讲座，记不清是在二教还是在文史楼。总之，是一间大阶梯教室，不用说早已爆满。那天天气乍暖还寒，他穿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讲到中途时，大约是受到台下炽烈气氛影响，渐渐地额角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索性把夹克的拉链解开，露出褪了色的针织毛衣。衣着之朴素、之简单，于此可见一斑。当晚的主题是有关价格改革，也是当时关注度甚高的话题。在那一段时间，他研讨、激辩、呼吁价格改革，可谓力排众议。是晚出现最频繁的关键词是“闯关”，至少不下十数次，其言也谆谆，其情也切切。他对各种经济数据了然于胸，中国也好，全球也好，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每每让大家既惊且奇。讲到“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他立刻敛起了脸上的笑容，声调越来越高，手势越来越急，全场也随之紧张得大气不敢出。

我上北大时，五四文学社每年都举办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乃是诗歌发烧友们一年一度的节日。初瞻心仪已久的谢冕先生的风采，是在入校那年秋天举行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地点在办公楼礼堂。时隔经年，印象犹新的莫过于他身上浓烈的诗人气质。他广额丰颊，目光炯然，穿一身浆洗得有棱有角的白衬衫，袖口卷起，显得格外英姿勃发。他对文学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忱，只要谈及诗歌，立时神采飞扬。他声音洪亮，略带闽南腔的普通话饶有感染力，听了不禁为之神往。他的演讲总是伴着笑声，很清澈，很爽朗，欢快之中透着孩子般的单纯和天真。通篇演讲都是诗意的语言，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总有那么几句话足以耐人寻味。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激情在一个人身上并济、交融，确乎奇妙。我常常在想，假若缺少了谢冕，北大的天空是否仍旧如此迷人和丰富。

北大四年，有过一段弥足珍贵的偷听经历。记得是在大三暑假，中国文化书院和中文系比较文学所联合举办了一期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学员来自四方，多半是大学老师。我堂而皇之混迹其中，昂首阔步，略无愧色，居然一路放行。大约有一周时间，我先后听了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金克木、杨周翰、李泽厚、庞朴、余敦康诸先生的课。他们或睿智隽永，或幽默诙谐的言谈，使我顿生含英咀华之感，至今回味不已。

印象至深是季羡林先生讲授的“中印文化关系”。彼时的季先生年近八秩，身着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足蹬黑面圆头布鞋，高高瘦瘦清爽极了，浑身透着久违的古风。讲课时腰板笔挺，神情分外端详，举止分外从容。每讲完一堂课，都亲手将黑板擦拭干净，然后拣一个靠门的座位坐下，一边休息一边跟大家谈天。他谈中西文化，谈北大掌故，谈留德趣事，有说有笑开心得不得了。季先生很认真地说，他垂垂老矣，还不准备死，希望活过108岁。他引用冯友兰先生的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他接着解释，米者，米寿也，指88岁；茶者，茶寿也，指108岁。他说，自己不想平平淡淡过养老日子，准备研究糖史，还打算撰写一本回忆录。他半开玩笑对大家说，在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他不算第一，也不算最后，但坚决不加塞。这一席话让大家笑不可抑，他在笑声中开始讲下一堂课。这的确是我北大生涯中最奇妙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