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影像：80年代的电影记忆
孔书玉[28]
2012年3月，我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同事坐在大学旁边的澳大利亚国家影像档案馆的咖啡馆里，讨论来年一个关于中国80年代流行文化的研讨会的细节。研讨会的名字是“我要高飞”，当年偶像歌星费翔一首耳熟能详的歌的名字。也许是那首被遗忘了很久的歌名打动了我，一桩桩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好像随窗外庭院的细雨飘然而至，他们借影还魂在咖啡馆墙上那些黑白电影海报、在咖啡馆深处若有若无的电影音乐，如此遥远，却又如此清晰，令我感伤而温暖。
很久没有决定的论文题目一下子出现了，是的，我也许应该写写8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外国电影，因为，那是一切故事的开始。
在1984年那个晴朗的秋日走进北大校园时，外国电影在中国电影院里其实已经比较常见。80年代的文化气候虽然时冷时暖，总体说来还是开放和宽容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在各种讲座，各种学生活动俱乐部，各种与校外的文化政治环境相呼应的思潮和讨论中，外国电影是一个带着异域风情的不速之客，成就了我们刚刚开始的对现代性的最通俗的想象。
学一食堂旁边的大饭厅，是北大历史的一个地标。最初的学生食堂，在80年代成了周末舞会的重要场地，是多次集体活动的集散地。我们那时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厅：有时用作大型讲座的讲堂，有时用作毕业典礼的礼堂，更多时候则是北大的电影院。而那里放的外国电影总是很受欢迎的。我那几年杂乱而兴奋的生活记录，似乎就是由很多匆匆闪过的外国电影的名字作时间标志：《茜茜公主》《佐罗》《罪行始末》《野鹅敢死队》《出水芙蓉》《鳄鱼邓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其实80年代中期这些公开放映的外国影片大多是“文革”前已经译制的老片和70年代初的内参片，但当时对于我们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这些电影裹挟着域外的新鲜空气，以一种特殊的营养滋长我们贫瘠的青春。那时最喜欢的要数日本片。当时两国迫切渴望友好，文化距离又相对比较近，进口了很多日本当代电影，《追捕》《人证》《阿西门的街》《幸福的黄手帕》《浪花之恋》《吹口哨的寅次郎》，日本电影的人情味，以及无意中展现的发达社会的生活场景，使中国青年成为日本电影最大最忠实的观众群。那时年轻人对外国电影如饥似渴地追捧。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88年看美国电影《爱情故事》。因为其中的主题曲当时已经很流行，大家又听说是反映美国六七十年代青年生活最浪漫的一部片子，所以都翘首期待。可是那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错过了北大的放映，导致同寝室的六个女生跟着其中一个女生的男友到他们北京工学院去看。礼堂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拼命往里挤。工学院男生居多，更是疯狂。那天我们几个女生险些丧生足下。最浪漫的电影却给我们留下最恐怖的记忆。
不过记忆最深的还是在半公开的场合和渠道看外国电影，所谓半公开就是只限于特定圈子或某种内部，因为当时电影还不是商品，是文化，受各种文化规则文化制度的制约。80年代虽然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但文化精英思想和文化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而且被现行的文化体制名正言顺地维护着。很反讽的是，我们从大量的西方文化中学到了民主或平等的概念，但在现实中，西方文化只有文化精英们才能接触到。就像外国电影这个特殊的敏感的紧俏品，也只有某一部分人才有机会享用。许多年后，当我读到法国学者布迪厄的相关论著时，我才想到我们这些自以为是文化的叛臣逆子，其实在进入北大校门时就晋升为文化特权阶层，拥有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文化资本，手持进入文化殿堂的门票。
1980年由“尤里斯·伊文思50年电影回顾展”开始的外国电影节就是需要这种门票的场合。当时中国电影资料馆和驻京的各大使馆为了“促进文化交流”，从1984年开始每年都联合组织一两个电影节，英国电影节、日本电影节、法国电影节、加拿大电影节、苏联电影节，不一而足。电影节上，集中放映那个国家的经典电影，而且是巡回影展，从北京、上海到广州、成都、西安。当时在电影爱好者和文化人的圈子里也是盛事。但是影展的票并不公开出售，都是以赠票的形式分到一些与电影有关的人和机关手中。当时北大就是电影协会和研究生才有票。凭借特殊身份或关系拿到难求的一票后，在北京的春天，骑着自行车去小西天的路上的那种心情很微妙，除了好奇、兴奋，也有几分优越和炫耀。
这种文化精英的感觉在另一次观影中体会得更直接。那是1986年6月。那年春天我们文学84应北京市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委托，为他们做了一个北京清河毛纺厂工人文化活动的调查报告。6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全班被邀请到市中心文艺处所在的市委大楼，在一间窗帷紧闭、舒适低调的会议室里，观看了两部刚获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一部是《母女情深》，另一部是《苏菲的选择》。记得电影录像没有翻译，只有字幕，我们只能费力地看着屏幕，弄清人物对话。生怕一不小心遗漏了什么。无疑，这样最新的当代美国电影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缘一睹风采，甚至我们这群北大文科生都是因为做出特殊贡献才有机会获此奖励。我心里一边想我们多幸运，为自己的特殊待遇而骄傲，但另一边却开始纠结：这个社会平等吗？谁在用最堂皇的理由掩饰着最不公平的分配，我们这些未来的文人知识分子又在扮演着什么角色？这就是80年代独特的文化体验，处处充满矛盾，却在矛盾中孕育着理想。
80年代，新的技术已经使得录像机成为影响影像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校外的海淀街上，经常被年轻人光顾的除了租书店，还有录像店。但那些商业性的录像店放的多是港台武打和喜剧，还有流行电视剧。北大校内也有固定放映录像的地方，比如图书馆旁边的一教，还有化学楼旁边说不出名字的那个平房建筑，用来做实验室的地方，都经常放一些外国电影录像。在那里，我看了《飘》《第一滴血》，007系列等流行电影，还有《金色池塘》和《克莱默夫妇》等获奖艺术片。那些影片，可能是外语系用来做教学观摩片，也可能是北大的外教和留学生或者其他有路子的人的私货。它们大多没有配音，也没有字幕，所以其实我们常常看得一知半解，糊里糊涂。有时也有同声传译，是临时找来的外语系的研究生或青年教师。黑暗的屋子里挤着几十个睁大眼睛的年轻人，在变换着的光影中，他们似乎在专注地进行着一种秘密的结盟仪式。
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是在1990年的一个星期六。午后一点多，我从北大电教大楼的一间教室里走出来，秋阳照在身上，有点暖。刚刚经过三个小时的GRE马拉松考试，头脑还在急剧转动之中。我不想吃饭，却想到哪里放松发泄，让高度紧张兴奋的大脑休息休息。
可是校园里似乎再没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了。头年夏天的那场暴风雨似乎已经把全世界的青春热情都挥霍掉了。北大校园变得沉闷压抑，剩下的一点精力和活气则只能在“托派”（考TOEFL）和“麻派”（麻将）中寻找了。我所熟悉的80年代那种“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理想和精神几近荡然无存。大家忙着及时行乐或者出国走路，我也很茫然。虽然是跟着大家去考托福、GRE，内心却一直嘀咕我一个学中文的到国外做什么！经过大饭厅，看到门口临时草草手写的海报，美国电影：《月色撩人》（Moon Strike），《一条名叫旺达的鱼》（A Fish called Wanda）。同声传译。放映时间：下午两点。我几乎是无意识地当下就买了票，走进大饭厅。从耀眼的外面走进去后，一时适应不了里面的黑暗，隐约看到零零散散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座位上坐着人。
电影开始，录像带放出的影像质量差强人意，而那个同声传译也是断断续续，还有点口音。我几乎听不到是在讲什么，只看到屏幕上杰米·李·柯蒂斯（Jamie Lee Curtis）那张俏皮年轻的面孔，在黑暗中，如一道光照进我开始麻木的心灵。她多自由，多快乐，我也想跟她在同一个世界呼吸，我不想未老先衰，我不想一眼看到我生活的尽头。在黑暗中，那两部电影，成了我茫然的现实与遥远的未来之间的一道彩虹，我再一次让自己相信，我会凭藉想象，抵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在以后的异乡岁月里，当我偶尔跟当年曾经看过的那些电影再次相遇，它们仍然能让我忆起当年的心境，以及那时微妙的感动。
很多年后，在一本中文系系友的同仁杂志上，我读到一篇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这位当年有名的数学系博士也迷外国电影，而且经常以研究生会的名义在28楼组织电影录像活动。他说想出国的原因就是来自因电影而产生的对外面那个世界的想象。可是出来以后真正经历的世界却让他大失所望，他先去中西部的大学城，后来又来到硅谷，在美国这个最寄托梦想的地方却找不到他当初在北大校园所萌生的梦想。后来选择回国。也许都是当年的那些外国电影错误地引导了我们，我们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时代。他最后不无自嘲地感慨。
是的，在那样信息相对封闭匮缺，出国机会极为稀罕的时代，我们是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外国电影的。那些域外的影像承担了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对可能的、更美好的生活的想象，我们在那里寄托了太多的希望，注入了太多的情感。就像单相思的一方，最后在现实面前，终于是要幻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我多么怀念80年代，多么珍惜那时的人文精神，30年后，看到中国的年轻人轻松淡定地到国外上学、旅游，并不把出国看成一生的成败，看到如今的中国人作为消费者，相对容易地欣赏最新的进口大片，我得承认这毕竟是社会的进步。
但是80年代还是给我留下最美好最铭心刻骨的回忆。在燕园那些如今已找不到痕迹的角落里，我们也曾经一次次沉浸于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午夜场，那是属于我们时代的记忆，因其得来艰难，也就弥足可贵。
1990年11月，那年的冬天好像很冷，我们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的几位研究生骑着自行车在干冷的风中奔向白石桥附近的一个塔楼，去戴锦华老师家看一部神秘的电影。
当时戴老师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但是比较所的所长乐黛云教授已经慧眼识千里马，准备把她挖到北大。第一步是请她给比较所的研究生开设电影理论与文学课。这是北大第一次开系统的电影理论课，戴老师开的书目涵盖从电影心理学、符号学，到解构主义、程式本文，参考书目也是中文翻译与英文原版一一列入。后来因为选修的人太多，不得不转移到大的阶梯教室上课。戴老师手执香烟，侃侃而谈，用女权主义理论分析《致命的诱惑》，那种潇洒与自信让我们敬畏。但私下里，她又是一个亲切善解人意的女人，像80年代很多北大老师一样，对学生有种特殊的感情和关心。
爬了很久两边窗洞残破的楼梯，戴老师在门口迎接我们。她把我们安排就座，把电视录像打开后，就像对待老熟人，自己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和一位跟她年龄相仿的朋友激烈地讨论着什么。留下我们看这部一直被禁演的关于台湾历史的电影。
这是我们不熟悉的电影，非常慢，也很沉重，倒是非常符合我们当时的心境，因为我们和影片里的人物一样，也正经历着难言的历史。那著名的长镜头执着地对着几乎呆滞的时空，有一种无言的力量，在我们心中掀动起一波波浪潮汹涌的悲怆之情。
在那个沉闷的冬天，几个被历史的突变击晕、对未来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终于借这部名为《悲情城市》的电影的视角，看到了我们的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也看到了电影艺术的魅力。虚构可以比真实更有力，因为影像可以如此接近人的灵魂。就像电影中那个温柔的女声，她穿越时空的千山万水，就是来安慰我们：
那是我记忆中最悲伤也最温暖的一个电影。也许就是从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会与电影结下终生的不解之缘。那也是我在北大期间看的最后一个“外来”的电影，第二年我就去加拿大读书了。博士毕业后，我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里教书。在我开设的华语电影课上，《悲情城市》一直列在必修的电影名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