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远去的时代

卓向东[27]

师道正行

我们大一的普物，是王正行老师授课。

王老师人如其名，严肃严谨，不苟言笑。他穿着很考究，夏天衬衣西裤，秋冬笔挺的夹克，听说刚从国外做访问学者回来，当时看，确实有点洋气，特别是他穿棕色皮鞋的时候。

王老师身材比我略高，也就一米七几，但时刻保持挺拔的姿态，看上去感觉很高大。他的口音很标准，但嗓门不是很洪亮，声音有点发散，可能是长期用嗓疲劳的原因吧。

王老师讲课和为人一样中规中矩，同学们反映还是不错的，但对我这种不热爱物理的人，吸引力就不够了。但是有次王老师提到他的老师王竹溪先生时，感情突然饱满起来，深情地给我们介绍这位大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我是第一次听到王竹溪这个名字，但在王正行老师的字里言间，可以勾画出王先生的敦敦形象，感受到王先生的风采和魅力。

王老师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物理学轶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两个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在试验高分辨率卫星接收天线时，发现有个固定波长的噪音。他们以为是自己仪器的问题，想方设法查找原因，连在天线上发现一颗鸟屎都如获至宝，几年后他们终于确定是发现了什么，但他们自己不知道，就向隔壁普林斯顿大学求教。而普林斯顿迪克教授领导的一个团队，已经独立推论出宇宙存在微波背景辐射，正在设计装置来验证。接到电话后，迪克教授对同事说：“看来我们没必要干了，隔壁家伙已经找到了。”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少见的由工程师而不是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一直是物理学界津津乐道的一段传奇，但王老师提醒我们在惊叹之余，一定要注意到两个细节：1.这个项目持续好几年，其间贝尔实验室没有给两个工程师任何压力，说明实验室有很好的研究机制，这是我们国家当前非常欠缺的；2.普林斯顿团队已经推断出有这个结果，但别人早发现了不自知还送上门来，他们根本没有设法据为己有的想法，而是帮助他们从理论上来补充这个成果，体现了这些科学家的高风亮节，也是科学工作者必备的道德高度。

王老师的助教是位姓曾的博士，个子很高，脸圆圆的，头发留得长长的，眼镜还带着一条保护链，时常带着憨厚的笑容。曾博士和王老师一样话不多，工作一样严谨，我们的作业都及时认真地批改。他也很有耐心，对我们的提问总是不厌其烦，从没看到不高兴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位曾博士挺好玩，也就敢开他的玩笑，背后按谐音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真不是”。

王老师的学问人品，让我们都很敬重他。他虽然只教过我们一年，但同学们对他的记忆都比较深，他是我们心目中标准的北大老师形象。

普物实验趣事

当年我们技物系普通物理实验课，是在物理系实验室上的，指导老师也是物理系的老师。实验室位于老物理大楼，那是个苏式建筑，楼不是很高但体量不小，特别是入大门那十数级台阶，让人油然而生庄重感。

但是一进实验室却有点让人失望，实验室布置非常简陋，桌椅都有点残破，照明是拉线开关控制的白炽灯，观感上还不如我县城中学，和入门前高大上的感觉反差太大了。

条件是差点，设备倒是不错。我记得第一堂课应该是度量衡，量长度的游标卡尺很多同学中学时都没见过，精度更高的螺旋测微器更没人见过了，这玩意可测量到微米，所以也叫千分尺。等老师一走开，大家拿着它测量头发的粗细，出乎大家意料，全班头发最细的竟然是我，不但比女生都细，而且还不到最粗同学的1/3。

测量重量时候我闹了个大笑话，我们测量的是液体的重量，感觉那读数一直没法稳定，想半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认真记录了观测数据，发现是单边减小，突然想起来这个仪器是精确到毫克，水分蒸发都会影响读数。

有次用显微镜观察，戴着眼镜看显微镜镜头很不方便，看累了就摘下眼镜裸眼看，没想到更清楚了，这才想起高中学过的实像成像，看来是补了高中缺失的光学实验了。

我们专业招生对色弱色盲有限制，大家都不清楚为什么。入学后第一个冬天流行雪地靴，有红、蓝、黑好多颜色，有次同学们讨论哪种颜色最好看，我当然说我买的蓝色最好。张成友同学非常不解地问我：“红色多好看啊，你自己也买了，怎么还说蓝色好？”这下才知道混进了一个色弱的。小友同学在做波长的实验时，哪分得清赤橙黄绿青蓝紫啊！还好实验课是两三个人一组，有别的同学帮着看，不然就没得玩了。

条件简陋就一定会有事故风险。我们有个实验需要高压，电流变化就靠两个裸露的几千欧的电阻。诗人赵锋同学动手能力本就有点弱，那天特别不顺，一生气把手上拿的电吹风往桌上一甩，竟然扔到两个电阻器间。整个实验室在闪电般的炫光中一声巨响后黯然无光，我们几个人发怔了半晌，都以为自己已经挂了，直到有个人大骂一声，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们一回过神，赶快到别的实验室找来保险丝，接通闸刀开关有了照明，仔细检查了实验室，神了！一切安好，除了那个肇事的电吹风不见了。在哪里呢？大家找了半天也没踪影，真是邪门了。就在大家商量要向老师坦白还是到隔壁去顺个来充数时，有个兄弟眼尖：“没丢，在上面呢！”抬头一看，那电吹风竟然嵌在房顶水泥板上，拿个凳子垫脚拔了下就出来了，竟然完好无损，只是屋顶留下一小窟窿。

实验课后老师一般会提问，电磁实验指导老师是福州老乡，名叫朱生壮，很不容易忘记。朱老师名字有意思，提问也有意思，让我接触到了第一个脑筋急转弯。实验完朱老师会问大家：“这个实验的精度为什么能达到小数点后六位数？”大部分同学都是从仪器的精度、实验设计原理等方面去考虑，绞尽脑汁总结出来的答案都不被认可。

正常情况下等同学们黔驴技穷时，朱老师就晃悠悠地给出答案，不过这招对我不灵。我已经从一起打球的物理系哥们那边听过这遭，朱老师话音刚落，我就大声吼道：“这是因为麦克斯韦尔定律的正确性。”朱老师愣了下，挥挥手就让我们下课了。

实验老师中有个龚镇雄老师很出名，我知道他不是因为他编写过普物实验教材，而是大一在三角地看到他的音乐欣赏讲座海报。物理老师讲音乐，那时觉得是不务正业，水平高不到哪里去。结果同学听完讲座回来说很有收获，龚老师现场还自己弹奏钢琴。

在实验室经常遇见龚老师，穿着时尚，一副年轻人的打扮，而且为人儒雅，天天都是快乐的样子。我们背地里称他为“老顽童”，现在看确实是，感觉比“音乐顽童”庾澄庆风采不差。可惜实验老师虽然是轮换的，我竟然一次都没有轮到龚老师。

在物理大楼做了三学期的实验，现在已经记不住几个了，但其间亲历了一场大火，过程还很清晰，留待下回分解了。

感念教授两门乏味课程的老师夫妻

还没入学就听学物理的前辈说，最枯燥无味、晦涩难懂的三门课，分别是“数学物理方法”“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现在回想，只要“数学物理方法”学好了，后面两门课就没有那么难懂，所谓三门最难的课归根到底就是“数学物理方法”这门。

这三门课是物理类专业都要学的，我们技物系自己还开了一门课，也是让很多同学叫苦不迭的，那就是一般工科学校才会开设的“机械制图”。我们系曾经在汉中待了快9年，科研需要配置了很多辅助专业，回北京后也一直延续下来，机械制图、计算机、电子电路都是自己系的老师授课。

而这两门课的授课老师，竟然是一对夫妇，也就是说大学四年最乏味的两门课，是他们两口子包办的！

“机械制图”其实不是很难，主要是学习制作各种剖面图，但对立体思维不敏感的同学就很累了。而要做好一张图纸，还要练习仿宋字、斜体字和各种标注方法，这个才是比较枯燥的。我初中练过一阵子书法，写起仿宋字倒不觉得有多难。

授课老师名字好像叫王丽娜，我们都以为会是个典雅的江南女子，结果是个子不高有点发福的中年妇女，而且上课一板一眼，一点含糊都不行，一点都没有亲和感，我们感觉老师也和课程一样乏味。

这位老师要求很严格，作业批改很认真，考试时盯得很紧，根本不给我们糊弄的机会。龚文国同学对这门课有天赋，本来轻松100分的，结果考试过程中有同学试图偷看，龚同学也未拒绝，被王老师发现了，最后只给了他90分。

当时我觉得开这门课纯属多余，毕业后估计没什么用。没想到一毕业在灿坤电器马达厂工作，很多进口二手设备没有说明书，要自己做设备维修图，这门知识马上派上用场了。

一年后我改行做电气产品营销要跑设计院，一位资深设计师被我说动，同意修改原方案改用我们的产品，却不想费时间刮图修改，让我自己弄。我把原图刮掉后，用标准仿宋字写汉字，斜体字写英文型号和数字编码，这位老设计师看后大吃一惊，不只以后选型都用我们的产品，还几次建议我干脆进他们设计院，改行做电气设计师。

后来公司办公室装修，讨论设计方案时公司同事只会看平面布置，立面图根本看不懂，我只好手绘立体图给他们做解释，连设计师都大出意外。

这门当初觉得最没用的课程，成了工作生活中实用的工具，确实始料未及。现在回想起王老师，印象已经很模糊，名字可能还是记错的，对当年认为很古板的她的教学，却不由心生几许感念。

陆善堃老师教授“复变函数”和“数学物理方法”两门课，他个子不高身形瘦削，一口浓重的江浙口音。陆老师的古板比他太太不差，这门课难度又高，而且又是在1989年上的，说句实在话我是学得一团糟，期末两门都考了七十几分，但实际上根本都没弄明白过。

陆老师上课非常严肃、不苟言笑，这样的老师我们也不敢太放肆。4月份的一次课中，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阵口号声，细听下又组织散步了，大家一下子无心上课，可是又不好意思当着陆老师的面溜号。

大家如坐针毡，陆老师也看在眼里，讲完一个公式后，他停顿了几秒后说：“同学们，我是个教师，一定要坚守职责，规定课程下面就是没有一个学生在听，我也会坚持讲完的。”他又看了我们一眼：“我不知道你们做的对不对，但是青年学生关心社会一定不会错的。这节课我们提前下课，听不下去的同学可以先离开，十分钟后我继续讲课。”那天我先离开了，真不知道第二节课是怎么上的。

北京亚运会开幕式是那一年多来唯一能让人振奋的盛事，大家都在看电视直播。不知道谁安排的，竟定在那个时间，让因病错过期末考的崔海疆同学到他家补考。崔同学到了陆老师家，才发现王老师就是他太太，而且他们老来得子，女儿才读小学。小女孩是最爱看这种直播的，一直吵着叫爸爸妈妈开电视，但陆老师为了不影响崔同学答卷，硬是等到答题时间结束才打开电视，整个开幕式错过了大半。

崔同学这次补考，也解开了另一个崔同学的一个谜团。崔德龙同学的作业本丢了好几次，按照陆老师那么严谨的作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而且全班就他一个人丢过。这位崔同学的母亲是小学老师，他用的作业本都是家里带来的小学作业本，再加上他字写得很小，我们推断是陆老师在批改作业时，以为是女儿的作业混进来，就把它顺手摘出来了。

现在想起这对当年我们觉得太古板的夫妇，心中敬意油然而生，他们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认真、严谨、隐忍，在当代已经成稀缺品了。

最后注明，今天联系了陆元荣老师，王老师名字果然记错了，是王丽珊才对，当时她是在别的学校已经退休后被北大临时借用的。另外还有一个特大乌龙，他们两个女儿都比我们大，那个小女孩应该是他们帮别人照看的。我的二十几年记忆一直是那样的，我不准备改写正文，但一定要澄清一下。

量子力学，量力而学

量子卫星的上天，中国人民有如当年原子弹爆炸时一样兴奋，好像在量子通讯领域中国领先全球了。一位化学院士、一位生物学院士分别从不同角度谈量子意识，也让一向生僻的量子力学成了国人的热门话题，量子全脑之类的量子产品也应运而生，中国瞬间成了量子大国。

很多朋友对祖国的科学成就充满自豪，谈起量子力学唾沫横飞，对我当年没有从事这项工作深为惋惜：“我们是没有机会，你可是北大科班出身的！”每逢此刻，我只能嚅嗫着：“测不准定律已经推翻了吗？”

我是修过量子力学，但记得测不准定律不是理解多透彻，而是因为当年我和赵锋同学戏谑的“射不准定理”。当年中国足球队柳姓中锋，身材高大头球了得，但射门能力实在不敢恭维，距离球门远时射门精准但守门员有足够时间判断，距离近时经常踢飞顶飞，我和赵诗人就杜撰了“射不准定律”：柳氏射门距离和准度不可同时确定，而且距离越近射门角度不确定范围越大。

当年北大物理专业修习的量子力学教材，基本是用曾谨言的，唯独我们技物系独树一帜，用的是授课老师张启仁先生自己的教材。量子力学这么高深，系里弄清楚的也没几个，据说张先生一毕业就研究得比他人透彻，很早就独立讲授这门课，轮到我们时已经讲了二三十年。张先生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用幻灯片教学，可以说是早期PPT了。

学习量子力学要有很好的数学物理方法基础，我这门课学得很不怎么样，严重影响对量子力学课的理解。有次张先生为了让我们明了一个定理，难得的一黑板一黑板的板书公式推导，第一堂课还可以勉强听下去，到第二堂课就觉得脑袋缺氧、视力模糊，开始点头如鸡啄米，后来就偷偷和周公相会去了。

一学期下来，发现没学懂多少，期末考怎么办？不怕，你有科学我有神功，我的神功就是背作业。不管懂还是不懂，临考前一天把整个学期的作业背一遍，第二天开考把作业里有的题目先做，其他的随便填写一些。这个神功我用了三年，屡试不爽，我觉得对付量子力学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第二天考试拿到试题，一看就傻眼了，只有五道题，一题20分，要命的是看不懂题目，根本不知道要套哪个公式，神功无处可用！我记得第一题好像是两个小行星碰撞，请具体说明原因，张先生课中应该讲过，但我从没进耳过。五道题看了半个小时，还不知从哪里开始解题，实在没办法，就把记得的东西随便往里填。

考试成绩出来了，才几个同学上60分，张先生把50分划为及格线，全班只有15个同学及格。我和篮球伙伴许晓东大帅哥同样47分，而且45—50分段也只有我们两个，我们两个相约结伴去找张先生，争取把及格线降到45分。

我们俩找到张先生家，和张先生说尽了好话，但他就是毫不松口，我们也赖着不走了。到了傍晚，张先生说：“我们一起下楼散散步吧。”张先生在小区里踱着步慢慢走，我和晓东亦步亦趋，大家都不言语。走了很久，张先生突然问：“你们知道我散步时都在想什么吗？”不等我们回答他又接着说：“我都在背诵公式，一个一个的公式涌进脑海，就像一个一个风景进入眼里，多么美妙啊！”

我们俩放弃了努力，补考的题目其实没变，只是把问题直接提出更明了，虽然张先生已经讲解过一遍，我也只考了70来分。毕业时因为89级招生太少，我们保送研究生分直接、一年后、两年后上，按总成绩排名我正好是符合条件的最后一名。但保送要求不能有补考，我量子力学一门挂科过，就由排在我后面的庄永忠同学补上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量子力学的挂科断送了我的学术路，其实这只是自我安慰的托词罢了。1994年我在营销届崭露头角，每天迎来送往，陪人吃饭、喝酒、K歌，非但毫不厌烦还甘之如饴，设计院让我转行当设计师都不干，更哪里有心思回象牙塔？即使是拿到保送资格的永忠，在海洋三所工作两年后也放弃了。

即便量子力学学得这么糟糕，我好歹也知道点皮毛，理解这门学问的精深，不敢像一些朋友懂几个名词就无限发挥，把量子力学发扬到玄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