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法律系的渊源

武树臣[23]

从图书馆系调剂到法律系

1977年秋天，国家恢复高考，我在四川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当老师。我和同校的几位年轻教师高高兴兴地报名、填表，但是校长的一句话给我们泼了盆冷水。他说：“你们都考走了，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不准报考。”我们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又一想，校长的意见不符合国家政策。我们最后商定，去地区文教局“告状”。我们到了文教局，说明来意。文教局的负责同志说，国家鼓励大家报考，你们校长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马上打电话跟校长说明一下。等我们回到学校，校长正笑嘻嘻地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说：“我不是有意为难你们，我是舍不得。”

报了名以后，我们就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好在那年不考外语。当时，我是班主任，每天早上6点半要和同学们一起出操跑步，白天杂事不少，没有完整的时间看书，只有晚上集中精力复习功课。

我每天晚上复习什么都有计划，一直奋战到凌晨两三点钟，伸个懒腰，踱出门来，发现别人宿舍还亮着灯，便用冷水洗个脸，继续战斗。那段时光，我自信是最晚熄灯睡觉的人，常常在似睡未睡之际，听到鸡鸣。

高考之后不久，就要填报志愿。到底填报什么志愿，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同校的宗小荣老师建议我第一志愿填复旦大学新闻系，说将来当记者好，记者是“无冕之王”。于是，我填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之后，突然想起来，要跟母亲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母亲说，上海又没有亲戚，生活不方便。有北京的学校吗？我说，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母亲坚定地说，就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只要能回北京就行。

放下电话，我马上去学校办公室改志愿，老远看见办公室主任程洛玲夹着档案袋往校外走。我赶紧拦住程主任说，我要改志愿。程主任说，老武，多危险，你再晚来一分钟，我就到招生办送志愿表去了。

我们回到办公室，我用随身带来的刮胡子刀片，把志愿表上“复旦大学”的“复旦”二字轻轻刮掉，写上“北京”二字，把“新闻”二字刮掉，写上“图书馆”三字。

不久，接到校办公室通知，让我给四川省招办回电话。接电话的是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老师。老师说，我们考虑到你年龄比较大，图书馆系要学两门外语，你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在云南、贵州、四川还有两个机动名额，是法律学系的，你是党员，我们觉得你读法律比较合适。你愿不愿意？我问，法律学系是学什么的，将来做什么工作？老师回答，就是学政治和法律，将来当法官，是国家干部，也可以搞研究、搞教学。我说，我愿意学法律。

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不久，我和未婚妻王永芳商量，决定把婚事办了。1978年1月下旬，我们举行了简洁大方的仪式，把婚结了。

与法律思想史结缘

1978年3月，北京大学法律学系77级82名新生，经过入学教育后，正式上课了。按教学计划，应当先开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但由于讲课老师有事情不能开课，临时调课，由张国华老师讲法律思想史的课程。在此之前，我们就听说张老师很有学问，讲课颇受欢迎。

张老师来了，他在教室门口停下脚步，问了一句，你们是77级学生吗？是！大家不由得鼓起掌来。张老师个子不高，但神采奕奕。他眉毛很浓，双眼透着慈祥智慧的光芒。张老师讲话不紧不慢，略带一点湖南口音，语言通俗而简洁，逻辑清晰，而且又符合语言规范。他讲的话，照录下来，甚至不用改动一字一句，就是一篇好文章。

在讲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张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字“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接着问谁能讲一讲这句话的意思？停了一下，见无人举手回答，就问：武树臣同学来了没有？你说说看？我站起来说，孔子墨子学派为宣传自己的学说，四处游说，席子还没睡暖和，炉灶的烟囱还没有熏黑，就出发了。张老师听了，十分高兴。这次课，是我和张老师第一次对话。下课以后，我和张老师又聊了几句，张老师说：你帮我查一句话，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还是“取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我记不清了，下次上课时告诉我。

中午休息时，我骑车回家，从箱子里找出读儒家经典时的笔记本，查到了出处，是《礼记·礼运》。下午，我急忙回到学校，直接去了法律学系教研室，把那张记着原文和出处的纸条交给一位老师，请他转交给张老师。

后来，张老师成为我的恩师，不仅因为他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还因为我能够从事中国法律史教学研究工作，全仰仗张老师的指引和栽培。不仅如此，我的人生观、待人处事的原则等，都受到张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生宿舍在北大南门附近，房间很小，只有10平方米，屋里有四张上下床，四张书桌，一张空着的床用来放杂物。

入学时，我们宿舍在16楼128房间，就是所谓的“三角地”东侧，后来搬到37楼314房间。我们宿舍住着7名同学。

资格最老的是河山，当过兵，经验丰富，他平时待人总是乐呵呵的，说话慢条斯理，很风趣。他擅长照相，照相技术、冲洗照片效果都好。河山当时住在三里河，我家住月坛北街，星期六下午，我们一路骑车回家。河山文笔很好，读书时就组织大家写书写文章。

我的下铺是何勤华，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几点到几点做什么事，都井井有条。晚上10点准时睡觉，别人聊什么他也不听。他学习很用功，总是认真看书，然后时不时地记着什么。如果有什么发现或是感慨，他就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与大家分享，或是引起讨论。

刘凤鸣是从兰州考入北京大学的，他为人憨厚朴实豪爽，酒量惊人。有一次，他跟我打赌，说，如果我每天早上围着未名湖跑三圈，坚持到毕业，他就认输。结果，我每天都坚持了，不管刮风下雨。到毕业时，他认输了。

当时，我们深刻体味到，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或者改革开放再晚10年，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

留校四同窗

临近毕业时，系里进行毕业思想教育。之后，开始填志愿，每人可以填五个志愿。经过考虑，我填报了以下五个志愿：1.中共中央政法委，2.全国人大法工委，3.最高人民法院，4.最高人民检察院，5.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天，系党委书记王德意老师通知我去系办公室，王老师问：为什么填四川省高院？我说，我是从四川来的，我爱人还在四川工作。王老师说，现在的政策不是“哪儿来哪儿去”了，外地来的学生完全可以报北京单位。你再考虑考虑。

正在考虑的那几天，张国华老师找我谈话。他说，小武，要不要留到系里，教中国法律思想史？将来咱们还可以下棋。我说，我当年在四川就是中专毕业留校教中专，现在，我本科毕业教本科，恐怕不行吧？张老师说，有什么不行，将来一边工作，一边读个学位。只要有真才实学，学历不那么重要。不着急，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马上与爱人通信商量，爱人的意见是，以未来发展为主，教书挺好的，还有寒暑假。我把同意留系任教的决定告诉张老师，张老师非常高兴。我赶紧去系里找王德意老师。王老师说，留系的事儿，还要系里正式讨论才能定。不过，按照学校的要求，你要写一个承诺书，就是留校以后五年内，不向系里和学校提出解决两地的要求，我当时就签了字。之后，我跟张老师开玩笑地说，我签了“卖身契”了。张老师笑了一阵说，你反过来想，其实也是校方的一个保证书，答应五年内解决两地问题嘛！

张老师很认真地跟我说，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个新成立的学科，特别需要人。将来，李贵连搞近代，你搞先秦，还需要一位搞现代的。咱们北大的队伍就是全国最强的了。张老师接着说，他特别想把李克强留在法史教研室，已经跟他透了点风，他没拒绝。你跟他好好谈一谈，做做工作。李克强文史底子不错，英语又好，思维敏捷，将来搞现代部分，是把好手。当时，我和张国华老师在他家里下围棋。张老师无意中说，李克强也下棋，还下得不错呢。你们俩下过吗？我说，下过。他的棋风比较稳健，不张扬，不冒进，不缠斗，往往在布局阶段就占了上风，使你不得不在序盘时挑起冲突，或者在收官时加倍小心。下完棋，我们也不数子，我说，我输了，他也说，我输了。就这样，再下一盘。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都以为自己没输。后来，由于李克强工作越来越忙，我们就很少有机会下棋了。

我遵命行事，在学生宿舍跟李克强转达了张老师的意思。李克强说，张老师跟他透露出留我的意思。张老师人品好，学问也好，能够在张老师指导下从事法史研究，是一件大好事。我一听，心里特别高兴。我想，将来如果能够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下棋的机会就多了。我立即向张老师汇报了。张老师也非常高兴。他不经意地小声嘀咕了一句：你们77级能够多留些人就好了。我一听这口气，心想，这留校的事儿还可能有变数呢！

过了几天，听系办公室的老师说，学校批准法律系77级毕业留校的名额是四个人。老师们都说，四个人太少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法律系名额还是四人，学校的意见是，各系都在争，学校的房子严重不足，四名年轻的教师合住一间筒子楼房间，还不能保证呢。最后，经过法律系领导班子认真研究决定，法律系77级毕业生留校四人。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李克强分到经济法教研室，郭明瑞分到民法教研室，姜明安分到行政法教研室，我分到法制史教研室。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三人的分配是很合理的。因为，经济法和行政法都是重点发展的学科，民法是传统的重点学科。还有一个传统重点学科是刑法，可是这次轮空了。也许是因为刑法老师没有发现合适对象，也许是没有人愿意留系教书，因为当时选择工作岗位的机会真是太多了，更不必说出国的热潮已经开始。也许是张国华老师坚持要留我到法制史教研室，才形成这样的局面。今天，这些事情都无以考察了。总之，我从此便成为一名中国法史研究者了。现在看来，可以说，在不经意之间，我选择了一个我最喜欢也最适合的工作。谢谢张老师的安排！

有一次，我们留校的四位同窗在宿舍聊天，大家商定，四人合作，写一本关于“法律文化”的书。这是一本宏观的体系宏大的书。可是，这个计划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容易实现了。

首先是李克强的工作调动。李克强，安徽定远人，1955年7月出生，曾在安徽凤阳县插队，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校学习期间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留校不久后，他被选为北京大学团委书记，专门从事学生工作了。其次，我们三人各属各的教研室，教研室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当助教，指导毕业生实习，还有更重要的是备课，渐渐地准备早日登上讲台。于是，我们那个宏大的计划就被排挤到后边去了。

我们四位同窗中间，第二个离开岗位的是郭明瑞。老郭是山东招远人，1947年9月出生，高中毕业后务过农，当过兵，教过书。他的爱人和孩子都是农村户口，一时难于解决两地问题。但是，农村户口也有农村户口的优越性，老郭干脆把他们娘儿俩接到北京大学来。当时留校的年轻教师是四个人住一间10.03平方米的筒子楼，怎么办？教研室领导安排她娘儿俩就住在教研室。教研室的房子大约30多平方米，中间用布拉上一个帘子，帘里后边临窗的地方支一张床。好在教研室每周五下午开一次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娘儿俩就躲出去。我有时候去教研室看见老郭的爱人在楼外边转悠，就笑着问：他们开会呢？她回答：是呀，正开会呢。

后来，为了解决老郭的两地分居困难，由北京大学出面，将老郭调到山东烟台大学工作，不久，老郭的爱人也在烟台大学安排了工作。老郭后来当了烟台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前几年，老郭和我都被山东大学聘为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我和老郭，再加上在山东大学法学院长期工作的冯殿美，三位同班同学，能够先后在一个单位共事，也挺难得！

第三个离开工作岗位的是我，1997年4月，北京市委调我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这样，我们四人当中，始终坚持在北大工作的只有姜明安。

姜明安是湖南汨罗市人，1951年9月出生，当过农民，当过兵，教过书。按照北大的规矩，年轻教师留校四人住一间筒子楼，第二年四人一间，第三年二人一间。我们老姜一直住在一个宿舍，直到我搬到一居室为止。老姜为人很孝顺，攒点钱，就寄给家乡的父母。亲戚们有困难，他也寄钱回去。他为人俭朴节约。早上在食堂买饭，经常是一个馒头一碗粥，一分钱咸菜要吃两顿。他学习刻苦。为了研究国际行政法学的新动态，他除了俄语之外，又增学了英语，后来，他结了婚，他爱人的单位分了房子。正赶上我解决两地问题，我爱人调到北京大学附小工作，但是没有房子。姜明安就主动让出筒子楼的一张床，让我们和孩子三人住下来，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我深知，在北大上课，中午没有落脚休息的地方，是非常难受的！

老姜善于写书写文章，得了不少稿酬。但你看他的穿着，真是太普通不过了。他从美国回来，请老师和同学吃饭，对饭馆服务员说，我不会点菜，你们看着上，每人50元标准。那时，这个标准已经是很高的了。他有了积蓄，就支援家乡，建小学，修路。有一次，同学聚会，外地有些同学路费食宿有困难，他二话不说就捐了两万元。

在讲课方面，老郭和老姜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因为他们都以深厚的研究做基础，始终能够走在学术研究的前列。但是，说句实在话，他们俩讲课受欢迎，必须经过一个适应过程，也就是学生听力的适应过程。因为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乡音不改。比如，老郭讲婚姻法，讲了一个术语——Piou。经过一个月以后，学生才弄明白，那不是英文，而是汉语——“配偶”。胶东话叫作Piou。老姜一口湖南腔，说话频率也快，讲到高兴处，自己先哈哈大笑，等学生们听懂了之后，才出现一阵大笑。老姜讲课时，要带一大缸子水。讲着讲着口渴了，想起喝水，就停下来，面向着同学们举起水缸子，伴着喉咙处发出的声响，以“临行喝妈一碗酒”的速度一饮而尽！让同学们顿时觉得痛快淋漓。

老郭、老姜和我，能够在教学上不辱使命，还真的要感谢北大的学生。因为北大的学生很优秀，也很有个性。如果你不认真备课，没有闪光之处，照本宣科，学生会不满意的。轻则到学校去反映，要求换人，重则在教室里，当着老师的面，把装着饭盒的书包向肩后一甩，咣当一声，踏着拖鞋，巴卡巴卡地走出教室，走到门口时，还冲着你回眸一瞥！

给北大学生讲课是一件愉快的事儿，因为他们能够跟你互动，讨论，争鸣，甚至面红耳赤。正好像你往湖面上抛出一片小石，它会在湖面上击起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