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十年

柴挚[17]

2018如期而至，进入北大求学已经是整整40个年头。这几十年来，看了多少同窗、校友对北大的追忆与描绘，有一个方面总感觉少有人触碰，这便是学校的管理者群体。

记得当年入校之际，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学校真有点儿百废待兴的味道。待漫步看了一遍北大的校园，尤其是仔细端详了宿舍楼、食堂、澡堂和水房等设施，既不敢想象这“最高学府”的尊容，也看不到任何“北大精神”的影子。

78年入校的两届同学，第一年吃的都是包伙。每月15.5元的伙食费，每餐一张彩色薄纸印的小票。以今日标准看，吃得很差是肯定的。但更主要的是完全没有“不吃”的自由。然而这种状况居然在79级入校时忽然就消失了，改成饭票制了。这动静对我个人来说震动不小，一打听原来校园里有一批人在为广大同学们奔波着这类身边事儿呢。所以二年级我就来到了校学生会，只是当时不知道我这一结缘就与北大的校学生会亲密了五六年之久。

校学生会机构让我没想到的是另外有一个“常代会”，类似一个议事与监事机构，显然学的是“立法”机构，实践一番若干权的分立。这个常代会是按照每系每年级一个名额的原则产生代表，当时的北大二十多个系，若是四个年级招齐大致有百名代表。而原来一般意义上的学生会则被称为“执委会”。执委会除了自己安排工作外，还要完成常代会的各项提案并且将自己的工作情况向常代会汇报，这些内容基本都能想象出来，不足为奇。但我体会最为特殊的是常代会每次召开（当然是我们读书的年代），讨论希望解决的问题时，由于同学们自身并无解决途径，只能依赖学校的管理部门。所以一定会请与会议议题相关部门的老师，甚至是领导来现场听会，争取能尽快获得答复并解决问题。印象中教务和总务（后勤）两个方面的老师参会最为常见。

当时的教务长王学珍老师和总务长谢青老师是帮助我们最终解决各类问题主要的大忙人，不论什么时间、什么事情，我记得他们都是和善可亲、急人所难的师长作风。尽管为学校发展、为同学服务这类事情大概率还是属于教工或说学校的“本职”工作，而陪着同学们如同过家家一样地“实践”常代会职能，虽然说北大又开了风气之先，但校领导们总还是需要些政治担当的。1979年秋季一开学，北大迎来一位老北大学子韩天石书记，他“文革”末期的经历与小平同志相似，都是靠边站以后在工厂“历练”了些时日，后又逐步恢复了正常工作，从云南省级领导的任上来到北大。

那一年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政治风波已起，中央也针对性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同时，改革的步伐也没有停顿，转年国家就大胆进行了一项民主方面的改革尝试——县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在北京城区则是以区为基层单位，北大学生选区有两个海淀区人大代表名额。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直选就避免不了公开“竞选”，就要发声。而让社会上发声，尤其是让这些荷尔蒙旺盛分泌的热血青年发声，将极度考验我们的党和政府倾听不同意见的承受能力和清醒程度。何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58年“引蛇出洞”之外的又一次仅有；同时也考验着基层的所有参与方，诸如市委、校领导班子、北大学子以及全社会的主流共识。

1980年的选举耗时并不算长，大致三个多月。那一时期学校里最为忙碌的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和党委常委刘昆两位同志。他们不但深入广大同学包括参加竞选的多数同学中间做了大量的说服引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还以他们在一线了解的实际情况和分析，协助校党委和韩天石书记做出了很多非常重要与恰当的决策。使得整个选举过程在一定的“自律”之下，在党委自身主动的担当之下基本可控。但选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超高的烈度还是严重冲击并震动了当时中央高层的一部分人，同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这些代价从短期和小的方面看就是78级北大同学特别是文科相关的毕业生分配去向非常不理想，表达出了政府方面对这批人才不予完全信任的态度；放大尺度看则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如何办好大学等问题的持续发酵。这个方面的矛盾包含1979年和1980年出现的这些思潮波动都被党内不同层面一再非常规“关注”，并且采取了简单压服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总量上矛盾一直在不断积累。

当然，矛盾总是两面的。一方面走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松动。正常的学生文体活动在这个时段被更加重视，譬如以学校团委和学生会为主发起的自行车旅行团活动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1981年的时候以组织正式的名义公开搞自行车旅行，全社会那真是第一家，何况我们的规模还很大。骑行队伍就有55人，这基本上是按照每个系2名，特别大的系再照顾1名的原则确定的。由于名额少，能够加入进来的同学都是经历了潭柘寺和密云水库等长距离拉练的精英。团委王丽梅老师和闫玉霞老师从策划到具体组织都付出了很多心血。那时节自行车也不是随便可买的，团委隋凤花老师联系家乡从天津购了一批大概30多辆“飞舟”牌自行车，解了燃眉之急。最后是由团委派出焦宜民和王军民两位老师带队。我作为旅行团的组织者之一，也有幸骑过了北京—青岛—烟台—天津—北京这一全程。

之所以选择主要线路在山东省还要提及当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的王路宾同志，他来北大前就是山东的省级领导。对山东情况非常熟悉。在路宾校长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带着“豪华装备”出发了。学校为旅行团配了一辆司职打前站的212吉普和另外一辆在队伍后面压阵的130卡车，以备在自行车出故障或人员生病时能起到收容的作用。卡车上还带了不少的装备，记得还有一个大型保温桶以方便大家喝水。这个“豪华”不仅仅是装备，我们随行还带着王路宾副校长的亲笔信，每到一个主要城市都能凭信得到比较好的安排。

81级入校之后，北大迎来了四年学制情况下唯一的五届本科生同在校园的一个学期（半个学年）。这给原来就很拥挤的食堂、宿舍和紧缺的自习场所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北大原本比起多数高校就缺少公共自习的场所，同学们自习主要是一去图书馆，二是公共开放的教室，三则只好利用宿舍本身。多了一整个年级的排课，教室明显就不够用，连晚上都需要排课。再加上那时候各类讲座和学生社团活动等早已经几乎天天都有，深入人心，这部分需要占用教室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同学们争占座位，起纠纷的情况愈演愈烈。常代会为此形成了多个提案，督促我们执委会尽快拿出办法（这时我原来服务的12届学生会本已到期，但是受13届学生会主席潘维明邀请又服务了一届）。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学校管理层。我们先是与学珍同志主管的教务老师仔细精算每一个座位，每一时段的排表，那阵子我们的活动开展都很难，有好几次都是请学珍同志协调才解决的。再后来单靠精算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只能另想办法。这时我们又请当时任学校副书记后来也兼任副校长的张学书同志协调全校资源。我们入校之际学书同志已经是30年的老北大领导了，从1957年底他一来北大就担任团委书记，到1960年担任党委副书记后又分管团委和学生会，他对青年工作一向有感情，还是个热心人。当年人称他是北大的“不管部长”，主要是因为他办事公道，威望高。最终在管后勤的总务长谢青老师（后来也当了副校长）建议安排下，学校又开辟了第四个晚自习场所——食堂，并对食堂的灯光和座位进行了相应的改造。这一举措大大缓解了当时的矛盾，随着77级于1982年初的离校和新三教等新教学楼的竣工使用，同学自习的环境和条件才有了根本改善。

其实在忙乎上面这些事情的同时，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件大事悄然临近。1981年9月一开学，就我们78级而言，本科最后一个学年开始了，而77级则只余这最后一个学期了。毕业的离愁对这两届学子来说有着更深、更重的情结。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感恩时代也感恩培育了自己的母校，立志报效祖国也思考着如何先报师恩。大家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临别时给母校留下些什么呢？给北大历史上值得铭记的前辈先驱在校园内铸像的想法很快得到比较一致的赞同，就连具体的人选也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即总书记胡耀邦在1981年7月1日庆祝党的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提到的两位北大人，一位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蔡元培先生”，另一位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同志”。

说干就干，9月11日常代会通过了毕业留念活动的提案，批准了建像委员会的成立。9月18日学生会正式向学校党委提交了建像请示报告。及至学校党委11月初同意建像留念活动时，77级同学们已是将近离校了，于是建像的主要工作落到了78级的肩上。建像委员会的同学们不辱使命，在校学生会副主席李强的主持下，他们对外请来了中央美院雕塑系曾竹韶和傅天仇两位老教授做设计，又请了北京钢铁学院铸工教研室、北京计量仪器厂以及首钢铸造厂等多家单位；对内又在分管学校领导协同下完成了做规划、建园林等等工作。仅仅一年的时间，两尊伟人的青铜塑像于1982年10月已经立于北大未名湖畔。此时，我已幸运地留校工作。说起来这还要感谢先于我们留校半年、时任学校团委书记的李师兄和我们共同的老领导刘昆同志。

铜像的落成典礼定在了1982年10月15日，之前已经请到了中央政治局两位委员乌兰夫同志和胡乔木同志，还有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立群。一天上午，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要求我马上到办公楼听他布置工作。原来是中央决定由乌兰夫同志在活动上发言，中办要求学校提供一份基础稿件，石江同志说了工作内容后，当场手写了一份百多字的简要提纲给我，要求第二天上午交稿。

领到任务后，我回来向其他几位在校的建像委员和学生会领导征集了意见，连夜写就了稿件。提交党委后，石江同志改了个别文字后就通过了并马上就转给了中办。从事后的新闻稿看，中办也基本上完整地采用了北大提供的稿件。当时我想，即便是石江同志与中办沟通过一些思路与设想，能够这样精准地把握上级领导的意图与精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由此也更加敬重石江同志了，石江同志离开北大后曾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

1982年毕业以后，我留校分配到校学生工作处工作。没几天，党委常委刘昆同志交代李平方同志带着我参加一项重要工作。其时，还是基于对竞选人民代表前后高校中出现的各种思潮与问题，教育部牵头组织了一个情况调研活动。调研分了两个大组，北大一组、清华一组。具体则由教育部一位女性副部长负责。我们的任务就是代表北大陪同这次调研的各位，提供必要的条件，配合工作组完成好任务。但是陪同了不久就发现，工作组似乎是早有既定的工作思路与“调研方向”。预先定好的结论性意见竟然非常极端地认为当年同学们的一些过激言论是蓄意攻击党和政府、破坏社会主义的反党行为。这当然激起了上至学校党委（这时韩天石同志已经在十二大上当选中央纪委常委、书记之一，项子明同志代理北大书记），下到我们这些普通教职工的反对。当时，我们在学生中尽可能挖掘出先进、进步的事例来说服和影响调研的具体工作。辩论激烈的时候，学校领导出面的主要就是刘昆同志。最终调研工作组预设的方向由于一是缺乏实际可资证明的资料与事实，二是基层组织北大党委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基本分析与估计，终于没有能够形成相关的结论。对此教育部当时意见是很大的，也持续延伸和扩展了前文提到过的“代价”。比如刘昆同志在北大担任副书记的任职请示，北大几次提请，部里一概不批。最后还是韩天石同志将其调入中纪委工作。

我从1983年上半年开始，应团委书记之邀，并经刘昆同志同意转入校团委工作。具体是以专职老师的身份担任学生会秘书长，继续服务于学生会。这个差事一干就服务了十四、十五两届校学生会，时间上接近三年，跨度上如果把十二、十三两届也计入的话，我与从77级到82级六个年级的学生会精英和骨干们都亲密接触和共事过，其中有很多人都成了终生的朋友。校党委方面，学珍同志从1984年起接过了党委书记的接力棒，开始他政治担当的生涯。可是这一时期的青年工作、学生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主要问题今天看来，既不在于北大，也不都来自于年轻的同学们。主要问题就是对改革开放的思想认识不一致、不坚决，甚至是有倒退现象而引发了全社会的不理解与不满意。

我在校就读与工作的十年里，先是从一批优秀的书记、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乃至于处长等管理者、学校的服务者身上学到了他们如何去爱护学生、珍惜人才，看到了他们这个群体细心地、耐心地为我们学生服务。说实在话，当年的老师们真是爱才啊，我们这批学生真的不是那么好带啊！毕业后，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学习他们，尽可能担起一部分担子，为国家呵护好未来的栋梁之材。但是我们做得仍然没有他们好。众所周知，80年代末期的政治风波大爆发时，当北大学生可能遭受误解，可能遇到不公的对待之际，还是学珍同志带头站出来发声和表态。他要申明的就是应该正确理解年轻人，要保护学生、爱惜人才。学珍同志的壮举让我感受到他是一名合格、优秀的学校管理者，他是当代北大人的楷模。我打心底里敬佩学珍同志。

近年来，社会上常有贬斥北大的声音。也有爱护北大的校友们担心，毕竟建校120年了，毕竟神州的商业化风气侵蚀社会大约也三四十年了。北大还能撑得住吗？我个人向来乐观，这个乐观来自简单的事实。一是中国社会总体在大踏步地前进，虽然说有一些问题似乎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但自从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为改革开放“续命”之后，至少不用再耗费大把精力去争议、去空谈误国了。这也是我们今年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要意义；二则，入校40年来我非但自己持续关注着北大，还有亲人在北大供职，也有子侄辈的孩子们或成才于北大，或还在北大就读。哪里就觉着北大不行了呢？

杞人忧天历来都有，我们自己也曾扮演过。我们不是曾经寄望资本主义的嬉皮一代干垮美、英等帝国主义吗？除了革命前辈曾经担心我们能否接得了班，我们不也忧虑过下一代可能不行吗？现如今，资本主义没有简单地垮台且貌似依然强大，我们这里的80后也已经稳稳当当逐步成长为社会各方面的主干力量。以北大来看，优秀的管理者，蔡元培校长时代有，当今的时代同样有，而且还经常是一个群体。所以，北大一定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学子。值此母校120周年及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祝北京大学长盛不衰！

贺改革开放再谱新章！

2018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