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积极有为、奋进向上的文化精神，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古代文明延续数千年之久而不辍，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必然有其内在的积极性特质。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热衷于从不同视角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进行论述。这些学者往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提出自己对中西文化精神或特征的不同看法，例如他们认为：中华文化重直觉体悟，西方文化重逻辑实证；中华文化重社会群体，西方文化重个人主义；中华文化重义轻利，西方文化重利轻义；中华文化重道德教化，西方文化重宗教伦理；中华文化重礼治人治，西方文化重民主法治；中华文化重精神生活，西方文化重物质生活；中华文化重人文，西方文化重科学；中华文化重传统经验，西方文化重现实理性；中华文化内省、重情，西方化外求、重智等。然中华传统文化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一个范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并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基本思想、基本观念构成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具有相对的稳定形态，可视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与精髓。这里谨就中华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覆盖面广泛、统摄性强，能渗透和会通于思想行为、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精神作一概述。
第一节 天人合一——自然与人文的统一精神
中国古代士人常言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重天人之学，循天道尚人文，这种对天人关系的不懈探索，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思想流派共同关注的主题，而且是一切学术思想之根本。而在这一持续了几千年的“天人之辨”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天人合一”的观念和思想主线。“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含蕴极深、涵盖极广的概念，渊源于上古农业文明中人们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和观天测地之思维方式，成熟于先秦老庄、孔孟等诸子流派的论述。如《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其一焉”。庄子《齐物论》则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而《孝经》引孔子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总而论之，“天人合一”的精神特质与根本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的和谐统一、生命价值与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而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则构成“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流。道家的思想表现为以人合天，认为一切顺乎自然、顺乎其本性的精神境界、实践境界，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思想则倡导以天合人，其思想原理的体现就是天道即人道，讲求天人相知、契合贯通。“天人合一”观念中“天”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自然之天；二是义理之天或称道德之天；三是宗教之天或称神性之天。从思维模式而论，“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就是以人道理解和规范天道，反过来又以宇宙终极的天道观诠释和论证人道，追求人与天地自然的协调和谐关系，追求真、善、美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一个既根本、又独特的思想观念，是崇尚自然、走向自然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型和深层指南，故对中华传统文化各个方面都具有渗透、浸润、贯通与统摄的作用，并对古人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审美情趣、思维方法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哲学家冯友兰指出：“道家的最高境界，是‘得道’的境界。佛家的最高境界，是‘证真如’的境界。‘证真如’的境界以及‘得道’的境界，都是所谓同天的境界。”又如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特点就是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屋宇与宇宙的起源观念上相似相通。战国《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说文》则曰“宇，屋边也”；《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宙，栋梁也”。清代陈梦雷《周易浅述》谓：“栋，屋脊，承而上者；宇，椽也，垂而下者，故曰上栋下宇。风雨动于上，栋宇覆于下，雷天之象，又取壮固之意。”再言古建筑屋顶、屋檐、翘角向天的张力，把视线引向天穹，都强烈地表现了在天人合一观念意识中展开的建筑思绪。尤其是中国古都建筑设计思想更是充溢着法天象地、“象天设都”的寄喻和比附，宫殿的每一部位可以说都寄托与象征着天地相应、人神一位的观念意识。明清故宫、天坛以及山陵的布局形制中就渗透着天人合一观念的象征艺术和精神，给今人提供了一个充满神秘魅力的天朝帝都典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也可称是中国审美文化之精魂。如中国古代音乐观就是建立在天人相“和”之思想基础上。《尚书·尧典》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吕氏春秋·大乐篇》则云“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谓也”。中国古代对书画艺术品的最高赞誉，就是其合于天地造化，书画线条流贯着宇宙之气和人性之情。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赞颂绘画祖师史皇：“始善图画，创制垂法，体象天地，功侔造人。”张怀瓘《书议》等对书法美学要求“幽思入于毫端，逸气弥于宇宙”；“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而清代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则赋诗曰：“放眼空天境始开，烟消一点一尘埃，鸿蒙万古朝元意，要汝聪明会得来。”人必先有其魂，方可言艺术之作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始终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古典文学的核心观念。如刘勰《文心雕龙》主张文“与天地并生”，“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通也”。皮日休曾赞李白诗文“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翁方纲推崇杜甫的诗曰：“诗至杜而天地之元气畅泄于此”。由此可见，正是“天人合一”的精神观照，为古代士人创造了一个自由思想的文化空间，使生命意识与天地自然、宇宙意识融契时，获得提炼、升华和超越，如此士人才会有涵盖天人之意、吞吐宇宙之象、包容乾坤之情怀的不朽之作传世。中国古代著名的岳麓书院讲堂匾额上书写着四个大字“学达性天”。宋代理学家邵雍指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元代学者认为：“士为学，当笼络宇宙，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宜皆知之。”（元刘敏中《安南志略·序》）这正是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博学精神。正是这种“笼络宇宙”的博学精神，促使中国古代士人在天地之间追求一种坚忍达道的精神，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综而论之，中华传统文化中凡是精神的升华、思想的超越、情操的高拔、气质的陶冶、真理的感悟等等，无不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无不以天人合一为最终依据。
第二节 重民思想——以人为本的精神
重民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它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
重民思想源于先秦，《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夏代太康兄弟述大禹训诫曰：“民可近，不可下。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中《盘庚》《无逸》《康诰》《酒诰》《召诰》等篇章中还记载有商周统治阶级提出的“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重我民”“施实德于民”以及要“慎刑民罚”等以民为本的思想。周初的统治者在总结小邦周之所以能取代大邦殷的统治原因时，认为这是殷商对人民实行暴虐无道统治而激起反抗的结果。故周武王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将天意归结为民意；而周公施政则提出了“敬德保民”的观念。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重民思想迭兴高潮，诸子思想从多角度论证君主治国应“以德配天”，民是国家兴亡、事业成功的决定力量及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时期重民思潮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从神本到人本，在天人关系中突显人的地位。如《周易·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将天道和人道相提并论。《左传》载，子产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申曰：“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云：“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从这几段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春秋战国社会变迁时期，对社会发展与国家兴亡根源的思考已从神本转向人本。而这种重人、重民的人本观念意识在儒家思想中也得到集中体现，如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孟子谓：“仁者，人也。”《荀子·王制》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儒家五经之一《礼经》云：“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也。”这种人本观念的抬头，正反映了从信仰社会向理性社会的跨越。
二是从君本到民本，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彰扬民为国本和民为君本的思想。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为此，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而荀子则将民众看成是社会与国家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荀子·王制》云：“《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霸》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有民众支持，得民心者就能够王天下的观念，在战国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如《管子·五辅》中道：“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这些民为君本、民为国本的思想观念，是先秦诸子思想家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此后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大多接受了这一思想观念，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
三是民无不本，突出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力量。儒学思想家孟子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这就是说，在任何事物中同自然天地相比，民众的作用和力量是根本的。在经济方面，诸子思想家们认识到民众是社会财富的来源，《论语·颜渊》记载孔子所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慎子·威德》谓：“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在军事方面，诸子思想家们认识到民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荀子·议兵》曰：“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管子·重令》则云：“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民众是国家与社会的最广大基础，是政治与经济、军事及各项事业的决定性力量。西汉初政治思想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中总结道：“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贾谊的论述，正是一代又一代士子坚持“德主刑辅”以德治国、为民请命的思想动力之所在。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历代的贤明君主都懂得的重要道理，是每一盛世皇朝的主要经验总结，凡重民思想能行其道，社会上下津津乐道，那必定是一个朝代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汉文、景二帝与“文景之治”、唐代的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以及清代康熙、乾隆与“康乾盛世”，就是开明君主能够从主观上体恤民情、关心民瘼、重视重民思想并加以实践的典范。
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是历代贤臣良相和进步思想家为维护整个社会与国家利益去制约王权的理论，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但是传统的重民思想并非民主思想，它是巩固君主政体长治久安的一种手段，一种有远见的治国策略。重民的主体仍是君主，还是属于人治的范畴。其人本意识突出的是肯定人性的作用，注重的是人生伦理道德的意义。而民主思想的基本含义则是民众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人民直接参政，推行法治，这与王权至上政体是背道而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权，突显的是个性的自由、平等和个体的独立发展。其与人本观念虽有一些内在的相通之处，但是这两种思想毕竟是不同历史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第三节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为美的精神
“和合”可称中华文化精神之元，贯通于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和合”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源于阴阳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周易·系辞下》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和合”的本体义体现在《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这四字在《周易·乾文言》称之为“君子四德”，释曰“元者，善之长者；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又《周易·彖传·乾卦》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会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由此可见，“和合”作为一种价值观，在《周易》思想中已基本确立。《周易》中的和合思想，已将“阴阳合德”原理推演到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君臣、夫妻、父子等关系的方方面面。
在先秦哲学思想中，从《周易》的“阴阳合德”“君子以厚德载物”到《道德经》的“阴阳和谐”、墨家的“兼相爱”以及孔子“中庸之道”的和谐精神，依据对阴阳关系的辩证定位，展示了民族文化中贵和尚合持中的普遍社会心理。先秦至西汉典籍中对“和合”的阐论范围极为广泛，如“和实生物”“天物合而成”“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天地合气，人偶自生”“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等，体现了对天地间生命的普遍关怀，孕育了中华文化对普遍生命价值的尊重，对社会和谐理想的追求。《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同世界理想，就是社会和谐太平的形象体现。和合思想在孔子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在《广韵》《广雅》等书中，“庸”有“和”的意义，“中庸”实即“中和”之义。如《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以礼为标准，以中、和为范畴。如《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又突出了“和为贵”作为思想原则。中庸之道的“和”指的是矛盾事物的统一、和谐。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中行”“中正之道”等就是这种哲理的运用。从先秦以来产生的和合思想，使中华文化传统具有“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精神底蕴，它已逐渐泛化为普遍的民族和社会心理习惯。在政治上“大一统”观念中，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就揉合进“中和”内容，其谓：“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则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欤！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在经济上“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文化审美上的“以和为美”的情趣，人际关系上“温”“良”“恭”“俭”“让”“以和为贵”的准则，夫妻关系上“琴瑟之和”的观念以及家庭关系上“家和万事兴”，人体养生上“顺应四时”，人生观上“知足常乐”和君子“安贫乐道”，君臣关系上“君仁臣敬”，民族关系上“协和万邦”，思想流派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教派关系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治国思想上“为国以礼”“为政以德”“揖让而天下治”等，皆是和谐精神浸润会通的体现。
贵和尚合持中庸思想观念的历史积淀，使注重于社会协调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一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对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对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其不偏不倚、允当适度、过犹不及等理念，使中华文化在竞争、进取与创造精神方面存在保守与不足之处，从而在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时相当一段时间中应对不力。正确地、科学地理解与弘扬中华文化“和合”精神，至今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四节 经世致用——实践理性的精神
“经世致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积极入世、注重现实、重功效和实践理性的价值取向。
“经世致用”的精神滥觞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而《周易·彖传》赞扬的刚健精神可称首开其端。其云：“刚健而文明”“刚健笃实辉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儒家文化中，强调力行意识，倡导积极入世是一项重要内容。如《中庸》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可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意思就是指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活动。故《中庸》引孔子名言曰：“力行近乎仁。”这是将力行与儒学核心思想和道德理想“仁”相并论述。而《中庸》所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仅反映了孔子学以致用的思想和追求理想价值实现的精神，而且成为两千多年来士子的座右铭。《论语·宪问》载孔子言：“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钱穆《论语新解》释曰：“士当厉志修行以为世用，专怀居室居乡之安，斯不足以为士矣。”孔子提倡学以致用，其弟子子夏更提出“学而优则仕”，而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荀子也曾谓：“君子博学而谋，修身端行。”这些儒学思想不仅体现了经世致用、入世重行的人生观，而且展示儒家求道、乐道的精神面貌。《礼记·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有三个纲要：明德、亲民、至善；还有八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既是儒家倡导的教育思想，更是一种儒家的入世品格和“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和文化精神。春秋战国时期，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观念，在诸子思想流派中有较多阐论，如《墨子》曰：“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左传》载子产言：“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行之。”子皮言：“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反映这一思想观念已相当普遍。
“经世致用”不仅是一种教育思想或学术观念，甚或是一种匡时济世的方法论，更重要的是有着“精义入神以致用”的丰富精神内涵。可以说，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精神正赖此支撑和践行。“经世致用”突出的是“用”的意义，“知行合一”彰显的是“行”的意义。“用”和“行”不仅是检验思想理论的标准，并且也是衡量是非善恶的尺度。因此，“用”和“行”必须具有高尚的人品、人格和人道，必须具有崇高的气节和操守精神。这才是“用”和“行”的真谛，其表现如下：
第一，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在“用”和“行”上，注重士人内心品格的修养，崇尚至大至刚、傲然卓立的气节操守。《论语·雍也》载孔子对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精神大加赞扬，并提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认为气节就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之“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告子下》曾列举一批受困厄而奋发有所作为者：“舜发于畎田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认为只有在困境中磨练、百折不挠的奋斗者才能有所成就。司马迁《报任安书》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他列举历史上身处逆境而奋起、遭遇厄运却不馁、发愤著书的先人来激励、鞭策自己，从而“就极刑而无愠色”，撰成千古“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经世致用”中必须具备一种坚忍顽强、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
第二，正道直行的人生观念。这种观念表现为注重操守、弘扬志气、主持正义、推崇仁义。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历代所褒扬的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守善道”，所推崇的道义气节、刚正不阿、扶正压邪以及“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和“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等，这种正道直行的观念孕育、熏陶、激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民族英雄，为坚持与捍卫正义，忍辱负重、宁折不屈、视死如归，成为中华民族的典范。
第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春秋战国以来，“经世致用”“力行”精神又表现为强调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倡导以治国平天下为士人力争达到的至高境界。《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赞扬“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岳飞《满江红》中“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文天祥在狱中所作《过零丁洋》诗中震铄千古的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晚明东林党人首领顾宪成所书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大声疾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黄宗羲“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等。这些名诗名言，无一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情怀与精神的生动写照。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第四，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忧患意识。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说：“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来自要己力突破困境而尚未突破的心理状态。”经世致用中的忧患意识最初萌芽于周代初期诸王忧政不稳、民不安业，而以敬天保民为己任的思想观念。而《周易》就是一部抒发忧患意识的著作，其《系辞》中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教导士人应以国家社稷安危为重，从而将忧患意识升华为居安思危的民族性生存智慧。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曰：“离骚者，犹离忧也。”指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是一部对国家社会充满忧患情怀的杰作。先秦儒家对忧患意识可谓注入更多的内容。《论语·述而》载孔子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孔子在忧虑道德教化能否推广天下，故提出忧道意识，即“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离娄下》曰：“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这是孟子在追求自我道德完善过程的一种忧思。当然，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者，孟子对于战国之动乱局面，其既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与”（《孟子·公孙丑下》）的大丈夫气概和历史责任感，更多的则是“忧以天下”“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的忧国忧民忧天下之忧患情怀。由于儒学在中华文化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忧患意识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一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思想传统不断陶冶和激励着中国古代士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所撰《岳阳楼记》中抒发忧患情怀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范氏之忧，不仅可谓儒家忧患意识之集大成者，而且可称是经世致用之学的最高境界。毋庸讳言，囿于时代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儒家经世致用的爱国精神、忧患意识是与封建道德伦理以及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作为古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精神和行动哲学，其积极的正面价值观不可低估。
中华文化传统中“经世致用”精神以及国家民族与社会的观念，不仅孕育、涵养和激励了历代士人为国为民为天下锲而不舍追求真理、建立事业的传统，而且其重实践、重人事的理性，力行践履的积极入世品格，“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人生哲理以及有所作为、刚健自强的精神，抑制了中国士人对虚幻出世和彼岸世界的沉迷，陶冶和融炼了中华文化非宗教性特征。正如梁漱溟在《中华文化要义》中指出：“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华文化一大特征。”这使中华文化的理性拓展和文化自觉减少了桎梏与束缚。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方向，体现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模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凝聚而成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一种精神凝聚力（又称内聚力），它们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培养人格精神的思想动力作用。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M.Cordon）曾提出研究民族集团融合程度的七个方面或变量：第一，文化差异的消失；第二，（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网络的相互进入；第三，族际通婚增加；第四，民族意识的淡化；第五，民族偏见的减弱；第六，民族歧视行为的消除；第七，价值观与权利冲突的减少。从这一组复杂的变量系统反观中华文化传统中共同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素质所形成的精神凝聚力以及人们由此形成的趋同行为，可见它们在整合、协调、完善、统一社会内在力量以及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方面所具有的伟大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稳定所发挥的极大维护与巩固的功能。中华民族精神中彰扬生命的价值在于道德升华的意识，强调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突显正道直行的人生观念，追求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和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忧患意识等，对培养人们的道德修养和高尚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陶冶、激励作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加以发掘、继承和吸收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必能有力地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化，实现传统民族精神的现代超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