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不朽观

“不朽”犹如宗教中所讲的“永生”或“终极关怀”。在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中，有两种类型的人生不朽观，一种是以“灵魂不灭”为“不朽”，这种人生不朽观以西方文化为代表。基督教文化强调人的“不朽”就是要“与上帝同在”，到彼岸世界去寻求永生和超脱。中华文化也有灵魂不死的观念，如殷商尊神事鬼的文化观念，但这种思想在中华文化中不占主导地位。在中华文化的不朽观中，人们并不把眼光过多地投注于彼岸世界，而是强调现实关怀，通过不断地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人生不朽的价值。最早阐述这一思想的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叔孙豹。

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叔孙豹出使晋国，和晋国的大臣范宣子就何谓“人生不朽”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讨论。范宣子以家世传袭的世禄为不朽，他说：“昔匄（范宣子名“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世代受封享禄，显贵无比，可以算是“不朽”了。叔孙豹则认为，“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接着，叔孙豹正面阐述了他自己对人生不朽的看法：“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立德”是就人生修养、性情陶冶等人格方面而言的，表现在内在的心情与德性上。“立功”是指表现在外在的事业上，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功业。“立言”是指著书立说，有伟大的著作流传后世。范宣子以家世传袭的世禄为不朽，叔孙豹则认为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追求自然生命的无限，而是在现实世界中不断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方式来实现个体生命的不朽，由个体生命的不断超越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叔孙豹的这番精彩议论，正代表了中国人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和追求。

在人生三不朽中，立功者，如大禹治水，卫青、霍去病北逐匈奴，张骞、班超通西域，戚继光驱逐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些人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轰轰烈烈的功业，彪炳史册。立言者，如受宫刑而作《史记》的司马迁，他的那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著作，使他名传千古，流芳百世。但是，立功、立言不仅需要外部条件和机遇，而且也只有少数杰出的人物才能做到，与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实践无关。而立德则不同，它主要是通过德性修养，使人格得以完善，这是人人都可去做的。孟子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是指人人皆可成为像尧、舜那样的政治领袖，而是指每一个人的人格通过不断修养、完善，可以成圣成贤，做一个“止于至善”的“善人”“圣人”。所以，在中华文化中，立功、立言还是二三位的，居于首位的还是“立德”。因为个体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但通过文化得以承传的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则是长存不朽的。立德，就是要把有限的自然生命、小我人生投入大群的集体人生中，融入于整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之中，将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这样自然生命就可以超越其肉体的生命而得到不朽和永恒。

叔孙豹的“三不朽论”以“立德”为首位，这对后世的儒家思想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儒学有两大主干，一是心性修养之学，一是治平实践之学。心性之学即儒家所谓的“内圣之学”，是一种讲究正心诚意的德性之学，其内容是以个人自我的道德自觉为基点，通过自我的道德心性修炼，以成就一种完美的圣贤人格。因此，儒家的心性之学强调人应以修身为本、修心为本，主张到人的内心去寻找道德的价值之源，特别注重自尽我心、自践我性的内省自求的修养功夫。即是说，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实质上就是一种为己之学，它注重人的生命本身及其内在德性的自我完成，强调道德人格、道德主体性的建构和挺立。

儒家重内圣之学，强调人的德性修养，但儒家思想并不止于这一层面，它还主张以道德教化去引导政治治平，用圣贤的淑世精神去转换现实政治。所以孟子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但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则在修心、正德。换一句话说，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以个人的道德自觉为始点，一轮一轮地向外投射、推开，由内而外，由近及远，通过为己到推己及人，从修身扩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了轰轰烈烈的功业，彪炳史册。是人生“三不朽”中立功者的典范。图为敦煌壁画中的《张骞出使》。

叔孙豹称“太上立德”，儒学的开创者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孔门四科，以德行为首。《易传》讲“天人合德”，孟子则大讲王道、德治，宋明理学家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强调德性之知优于闻见之知，儒家学说的确充满着泛道德主义的色彩。当然，儒家思想并不是空言德性，德性是建构在人的道德实践中的。因为在儒家文化看来，道德并不是由纯理智的推衍而创兴的，它是一种践行，是一种躬行实践，是通过人的道德践行工夫来实现的。所以立德又必然归结到“行”上，“德”与“行”紧密相联，于是又形成了“德行合一”的文化观念。“比干杀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三人以自己的操行为后世树立了榜样，成为万世师表。他们承先启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和影响。在儒家德行观的主导下，中国人评史论事、褒贬人物，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是否体现道德精神为其最后依归，所以对历史上无表现但德行出众的人物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和崇高的评价。孔子把吴太伯三让天下的行为称为“至德”，孔门七十二弟子中，孔子最看重德行出众的颜回。孟子表彰伯夷、柳下惠的德行，把二人与尧、舜、禹、汤并称为“圣人”。“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司马迁《史记》把《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把《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也是基于对他们德行的认同和肯定。此类人物，如春秋时期的介之推、东汉时期的严光、三国时期管宁等，他们虽然无显赫的事功，也无伟大的著作传诸后世，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地位，无所表现，但是他们崇高的人生理想，着力于内在心情和德性的自我修炼，追求精神生命的不朽，达到了自我和谐与统一，从而维系了中华文化精神于不坠。他们的价值，不表现在当身，而是表现在其身后。他们通过他们的德行实现了人生不朽的价值，这些人才是中华文化的中坚，才是中华文化力量最集中的体现。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许多流芳后世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自然生命虽已逝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精神生命的终结。人死了，只是他们的躯体在一个恰当的时候离开了世间，但是他们的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留在世间，依然留在后世人的心中，在他人心中引起共鸣。所以，“其身虽死，其骨虽朽”，他们的精神生命长存世间。这就是不朽，这就是中国人的不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