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孔孟之道
“道”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意思十分丰富的词，其本义包括路、路径、通道等，引申义有真理、方向、途径、方法、道理、事理、道德、正义等不下十几种。“孔孟之道”中的“道”是学说、理论的意思。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其思想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精髓，“孔孟之道”也是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说的代名词。孔子的思想汇集于《论语》一书，孟子的思想集中见于《孟子》一书，这两本书是中国国学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伦理学著作。孔孟思想不仅对人们加强自身修养、更好地做人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价值，而且为人们做事和做学问提供了指南。
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和荀卿，其代表著作为《论语》《孟子》和《荀子》。
一、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学说，其核心内容是仁德思想。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仁”。儒家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其核心是强调“爱人”，即仁者应该同情、关心、爱护、尊重、帮助他人，时时处处以己推人，为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儒学的奠基人周公让武王不要杀殷商“战俘”，给其以生路，要康叔“务必要爱民”，这些都是“仁”的表现。
二是“礼”。“礼”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整个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规定和伦理规范；二是着重指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三是指礼节仪式以及待人接物和处事之道。
儒家对礼非常重视，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探讨，构建了一个庞大、完善的、涉及社会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礼的体系。儒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对主要的社会道德关系进行了整体的概括，提出了包括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敬、朋友有信在内的五伦之礼，对于其中每一种特定的关系，都有具体的礼节规定，如在父子关系中，规定子女孝敬父母的礼有敬顺、敬养、承教、继志、送死、祭祀等。这些具体礼节之下，还有十分详细的规范和要求。
作为一种传统道德规范，礼在提高个人道德素质、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维系社会秩序的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重礼的形象塑造，与礼的观念的深入人心无疑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三是“德”。儒家特别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强调通过道德塑造，使人“性善”。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shuó）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这段话概括了儒家“德”的基本内涵。
儒家经典《礼记·儒行篇》详细地阐述了仁德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内涵。认为温和善良，是仁德的根本；肃敬谨慎，是仁德的实质；宽舒从容，是仁德在举止上的体现；谦逊待人，体现着仁德的功能；礼节言谈，体现着仁德的庄重与文采；诗歌音乐，体现着仁德的和悦；分财济贫，体现着仁德的施与。
二、孔子和《论语》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zōu）邑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代表人之一。孔子继承了西周时期周公旦所建立的道德思想体系并将其发扬光大，建立了以道德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学说。与此同时，孔子由于周游列国，搜集整理了当时各国民间的格言谚语，用于丰富其道德理论思想，这些格言谚语大多被记录在《论语》一书中，这使得《论语》成为一部人生指南与治世宝典。
《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的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论语》中所记孔子所说的话，其中包含孔子时代已经流行的大量的格言谚语，是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论语》全书共分20篇，主要记述的是孔子的言行，也有少部分记录的是其弟子的言行。《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思想的精华，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汉代以来，《论语》即是人们必读之书。南宋朱熹将《论语》收入《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论语》被定为科举用书。在古人心目中，《论语》是修身治国的宝训。北宋名相赵普原先读书不多，晚年常读《论语》，手不释卷，从中领悟理政决策的道理，因而留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
《论语》一书内蕴丰富，对后人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强调礼制的政治主张
孔子生活的时代，天下秩序大乱，西周时期建立的道德规范被践踏。孔子极力主张维护、恢复周礼，但并不主张全盘复古。在他的礼治思想中，以君权神授为中心的宗教神秘色彩大大淡化；繁缛的仪式不再被突出，而是强调规范各个等级的行为准则，梳理、调适人际关系，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
孔子在许多场合发表过他的政见，其主要思想内容如下：
（1）“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君上应注意自身修养，重视教化感召的作用，对内不滥施刑杀；君上是有德之风，百姓就是有德之草，你自己做好了，别人自然就会跟着做好（《颜渊》），如果自己做不好，怎样去纠正别人呢？（《子路》）
（2）对外不用征伐，你的政治搞得好，四方的人就会自己前来归顺。（《季氏》）
（3）靠法律刑罚的强制，只能使人民免于犯罪；用道德礼教来引导，人民就会知道荣辱，自动打消犯罪的念头。（《为政》）
（4）统治者要爱护人民，节俭费用。（《学而》）百姓富足了，君主跟谁去受穷；百姓贫困，君主跟谁去富足？（《颜渊》）财富平均就没有贫穷，上下和睦就不怕人少，内部安定就没有危险。（《季氏》）
（5）推行德政的人，好比北极星，臣民们会像群星一样拱卫着他。（《为政》）这才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二）家庭伦理观
在家庭关系上，《论语》对人父未作议论，对人子，连带也对人弟，却有不少的训诫。他特别强调孝悌，认为这是立身之本。讲究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学而》）孔子所构拟的，是伦理型的理想之国。中国历史上的朝廷官场，不时扬起几缕清明之风，出现唐太宗、魏征那样的圣主诤臣；在家庭内部，血缘联系紧密，富于天伦亲情，当然与孔子学说的熏陶相关。但是，孔子对君臣父子各种角色的设定，当时后世都无人愿意、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三）“君子”式的人格风范
孔子关于君子人格标准的描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君子恪守道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
（2）君子首先是仁善之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
（3）君子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
（4）君子做事勤敏而谈吐谨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篇》）
（5）君子注重自身的修养。“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篇》）
（6）在人际关系上，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篇》）
（7）君子崇尚节气，可杀身成仁，决不害仁求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
（8）君子看重信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篇》）
（9）君子有强烈的进取心和使命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篇》）
（10）君子坦坦荡荡，而不像小人那样忧忧戚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篇》）
（11）君子知错就改。“不迁怒，不贰过。”（《雍也篇》）
以上这些君子精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教人自律、催人进取、甚至不惜杀身取义。
（四）治学之道
孔子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培养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并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留下了许多有益学子的格言，因而成为万世师表：
（1）学习要持之以恒，不可浅尝辄止。“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
（2）学习要谦虚谨慎，好学多问。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是理智的行为。（《为政》）几个人在一起，其中必然有可以学习的东西：他们的长处，跟着学习；他们的短处，则注意改正。（《述而》）
（3）学习要与思考相结合，才有好的效果。学习而不思考，那会罔然无知；空想而不学习，则只会坏事。（《为政》）
三、孟子和《孟子》
孟子（约前372-约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战国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历游齐、宋、滕、魏等国。诸侯国君认为他的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合事宜），不予采用。晚年退居讲学。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义”。孟子对孔子十分敬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被后人尊为“亚圣”。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孟子》是一部在国内外都具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伦理学著作，对人及人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可以说是中国伦理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人学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孟子》将道德归纳为“仁、义、礼、智”，推崇“性善论”，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但也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鼓励人们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
《孟子》一书对塑造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力倡的“浩然之气”，它确立的理想人格，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培育出了一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文天祥、朱自清这样具有气节的“大丈夫”无一不受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思想的影响。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核心，性善论是《孟子》道德哲学的基本内涵。
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在于人生来就具有“善端”。所谓“善端”，是一种“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尽心上》）他将“善端”分为四类：一曰“恻隐之心”（又名“不忍心之心”）；二曰“羞恶之心”；三曰“辞让之心”；四曰：“是非之心”，而以“恻隐之心”最为根本。
孟子认为，这些“善端”是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萌芽。把“善端”加以扩充，就形成全部的道德观念。“善端”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属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分，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人与禽兽的分界，也就在这里。
以性善论为基石，孟子从“成己”与“成物”、“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构成了《孟子》的人学体系的主体部分。
孟子指出，仁、义、礼、智的“善端”，虽是人所固有的，但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并非都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这是因为，对于“善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尽心上》）离开了“求”，就不可能将“善端”发展起来。这个“求”，即是一个发现“善端”的认识过程，又是一个发挥“善端”的修养过程。孟子对人如何发现和发挥善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展开了他的认识论和修养论。这是《孟子》的人学体系的“成己”“内圣”的一面。
孟子认为：“善端”的发挥主要取决于主体的自我修养。孟子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二：一是“寡欲”；二是“养气”。孟子并不否认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肯定“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万章上》），但认为这些物质欲望不能过分，否则就会妨碍心的清明、理智，使人不能发现、发挥本有的“善端”。孟子又强调，人要发挥“善端”，还需要培养“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是一种至大至刚、溢塞于天地间的自觉的精神。人具有了“浩然之气”，就具有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要培养“浩然之气”，必须“道”与“义”并重。
孟子提出了发挥“善端”的目标——理想人格。“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孟子又主张把人的性善，由己及人，加以推广，形成仁政。这是《孟子》的人学体系的“成物”“外王”的一面。
孟子认为，有两种统治民众、治理国家的方法，一种是“以力服人”的“霸道”，另一种是“以道服人”的“王道”。他从性善论出发，高扬“恻隐之心”，推崇“王道”，鄙视“霸道”，主张实行“仁政”，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争取民众，达到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目的。
在孟子看来，实行“仁政”的第一步，就是保证民众的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此，他设计了一套以“制民之产”为内容的井田制方案，想用个体农业的方式保证劳动者与土地的结合，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统治的巩固开辟道路。
孟子又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提醒统治者重视民众的作用和权利。他指出，统治者的统治之巩固与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民众比之国家、君主更为根本，更为主要。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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