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明的新因素：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的繁荣

城市经济的繁荣　城市娱乐生活的活跃　瓦舍勾栏与市民文化的蔓延　刻书业的盛行与书肆的繁荣　文化传播的新途径

这个时期的文明出现了新的因素，这就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的繁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城市，但那时的城市与这个时期相比，规模比较小，繁荣的程度也远远不及。更重要的是隋唐以前城市的功能偏重于政治和军事方面，到了唐宋其经济功能加强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唐宋以后城市的繁荣不仅表现在规模之大和人口之众上，而且是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与繁盛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成为文明的新因素。

唐代主要的城市有长安、洛阳、汴州、扬州、苏州、杭州、荆州、益州、广州。此外还有不少地区性的城市，如宋州、贝州、魏州、凉州、太原府、河中府、凤翔府、冀州、沧州、青州、汝州、绛州、宣州、常州、洪州、楚州、幽州等等[23]。《通典》卷七《食货》七描述唐开元民户之盛曰：“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24]这段话勾勒出盛唐各地城市商业活动的兴盛，以及各城市之间交通的方便。经营食宿的客店兼营交通工具的租赁业务，或许可以视为当时的客店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长安作为唐朝的国都，也是经济的中心，《长安志》卷八“长安次南东市”描写了长安一个坊市的繁盛：“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25]（图0-2）这段话记叙其中商业活动的繁荣，二百二十行便是重要的标志。白行简的《李娃传》反映了唐代长安东西两市殡仪馆互相竞争的情形，经营者雇用善歌者来演唱挽歌进行比赛，围观的人包括一般市民，也包括荥阳公这样的贵族官僚，如果商业没有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这样的竞争是不可想象的。再如杭州，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有如下的记述：“万商所聚，百货所殖。……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26]罗隐《杭州罗城记》也说：“东眄巨浸，辏闽夷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货。”[27]从这两条材料看来，停泊在杭州的船只接连二十里，商业店铺达到三万家，四方的货物都可以到达这里。其中的数字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不可全信，即使打一些折扣，也相当可观了。另一个大城市汴州（今开封），《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条称：“东京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28]这里提到交通、手工业和商业，可以从中看到多功能城市的影子。

图0-2　唐长安坊市图

宋代的城市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的城市为坊市制，城市分为若干坊，各个坊相对封闭，夜间上锁。在东西两城各划出经营商业的区域，这就是东西两市。到了宋代，相对封闭的坊市改为开放的街市，长形的街市两旁店铺罗列，而且取消了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更便利货物的流通和商业的发展。《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北宋汴京沿河两岸街市的状况。关于当时首都汴京的繁荣，还有不少文献记载。《东京梦华录》卷二载“东角楼街巷”：“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子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29]这里提到鹰店、珍珠店、匹帛店等，可见专营商店的发达。由于金银、彩帛本身带有货币的性质，所以金银、彩帛的交易似乎具有金融交易的性质，而且交易的规模很大，尤其值得注意。关于南宋行在临安的繁荣，据《梦粱录》卷一八“户口”所录，杭州在隋代“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唐正（贞）观中户三万五千七十一，口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唐开元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而到了宋代，即使考虑到不同时期行政区划变动这一因素，其户口增加的幅度也是很大的，各种统计数字不一，少的如“钱塘户数，主六万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多的如《咸淳志》所载：“九县共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30]。如果算上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流动人口，其数字就更可观了。[31]《梦粱录》卷一三“团行”：“大抵杭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箱，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更有儿童戏耍物件，亦有上行之所，每日街市不知货几担也。”这里说的是手工制作首饰、玩具的情况。卷一三“铺席”：“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处处各有茶房、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由此可见当时餐饮业的发达。卷一六“米铺”：“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这是讲粮食供应的情况。凡此种种都说明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所达到的地步。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的文化娱乐游冶活动兴盛起来。《唐国史补》卷下：“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32]唐代长安有赏牡丹花的习俗，白居易《买花》诗说：“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记载宋代城市的风习：“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同书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地。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踈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于是相继清明节矣。”[33]《铁围山丛谈》卷五：“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妓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灯火。”[34]把这些资料集中起来，可以看到宋代城市生活多姿多彩，其中文化、娱乐，以及类似当今旅游活动的游冶，都十分繁荣，与这些活动相适应，消费的水平也很可观。《梦粱录》卷二“暮春”：“是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荼、蔷薇、……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当此之时，雕梁燕语，绮槛莺啼。静院明轩，溶溶泄泄，对景行乐，未易以一言尽也。”[35]《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卷三“马行街铺席”：“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啻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而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36]从上述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城市不仅规模宏大、经济繁荣，而且城市的文化娱乐活动也相当丰富。城市的功能复杂化，是值得注意的趋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被称为勾栏瓦舍的娱乐场所的繁荣，这与市民文学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周密《武林旧事》等书记载，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游艺场所，称瓦舍或瓦子。每一处瓦子又有若干勾栏，是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杜仁杰的散曲《庄家不识勾栏》描写一个庄稼人到了城里看到勾栏的情形：“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迭迭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的都是人漩涡。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还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37]可见勾栏中已经区分了舞台和观众席，而且进门就要付钱，这种演出既带有专业性又带有商业性。

在勾栏瓦舍这类演出场所经常搬演说话、杂剧、南戏等市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流传至今的大量宋元话本、元代杂剧和南戏，以及元末明初成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当初都曾在这类场所露面。

城市中刻书业的盛行与书肆的繁荣，在文明史上是很有意义的。自从唐代发明印刷术以来，“唐末成都刻印书籍很多，当时印书铺可考的有西川过家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印历书，龙池坊卞家印《陀罗尼经》”[38]。到了宋代，城市中的刻书业便盛行起来，刻书的地区比唐五代更扩大了，刻印的书籍内容也更广泛了。在南宋京城内私人的书铺林立，除刻印出售佛经外，还包括经史子集以及俗文、杂书，其中有铺名可考的，据《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统计就有16家之多，如“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杭州沈二郎经坊”“钱塘俞宅书塾”等。[39]

“书肆”一词在扬雄《法言·吾子二》中已经出现，而市肆售书早在东汉已确有其事，《后汉书·王充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能诵忆。”[40]关于南北朝时期的书肆，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二《劝励》第二十六有记载：“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陷，被掳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41]到了唐朝，鬻书之事更为普遍，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白居易的诗歌流传广泛：“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又云：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关于书肆，唐代还有两条有趣的记载：刘禹锡《酬令狐相公早秋见寄》：“军士游书肆，商人占酒楼。”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序曰：“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因用感叹，而作是歌。”五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逐步改进，书籍的印刷越来越普及，城市中专门出售书籍的书肆就更多了。宋代有关书肆的记载很多，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〇：“右《黄庭》别本，续得之京师书肆。”《郡斋读书志·归叟诗话》：“宣和末京师书肆刻印鬻之。”《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先是书肆有书曰《圣宋文海》，孝宗命临安府校正刊行。”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柳玭《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42]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六：“一日阅相国寺书肆，得冯瀛王诗一帙而归。”书肆还有兼做编书工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宝刻丛编》：“临安书肆陈思者，以诸家集古书录，用《九域志》京府州县系其名物，而昔人辨证审定之语，具著其下。”从以上所引资料可以看出，这些书肆乃士人经常活动的场所。宋代的书肆并不限于京师，在一些刻书业发达的地区还有兼营刊书业务的书肆。张淏《云谷杂记》：“近时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擅加改易。”岳珂《愧郯录》卷九“场屋编类之书”条：“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这些书肆适应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的需要，业务相当繁荣。就连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也有书肆，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范阳也有书肆，而且能刻印苏轼的诗歌，由此可见当时书肆的广泛。元代以后书肆比宋代更加发达，所售书籍包括了许多通俗文学读物，如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明嘉靖元年刻《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书肆在传播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非同一般了。

这些书肆是城市生活中的一道新的风景线，不仅促进了书籍的流通，成为文化传播的新途径，而且反过来促进了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各个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