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整合中创新

中华文明史上的两个高峰　隋唐文化的鼎盛及其向周边的辐射　宋代文化的再盛　元代文化：酝酿新的生机　明前期的文化态势

本时期文明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隋唐、宋元和明前期。唐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高峰，宋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高峰，唐、宋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两座高峰。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在整合中创新。所谓整合主要是民族的融合、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儒释道各种思想的融会。整合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整合的积极成果。

唐代文化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蓬勃发展的，带有统一帝国的宏伟，呈现一种兼容的气度。例如民族关系方面，在北朝各民族与汉族多年来融合的基础上，唐朝与突厥、回纥、吐蕃、南诏、契丹等民族频繁交往，既有战争也有和好，但总的趋势是往民族融合的方向发展。西北各民族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这种称号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彩图1）唐玄宗时李华也说：“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2]唐朝统治者的这种态度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和亲、羁縻政策，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交融，不仅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也加速了汉族自身的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经过吸收、改造、融会、创新，成为唐代文化中色彩绚烂的成分。再如，在思想、哲学和宗教方面，儒释道虽然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处于并用的状态。儒学在唐朝仍然居于主导的地位，唐朝建国不久，高祖武德二年就下诏于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3]。唐太宗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经，几经诸儒详议，遂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孔颖达又与颜师古等人受诏撰为《五经义赞》，凡一百八十卷，诏改为《五经正义》，又经诸儒考证，书始布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4]。后来玄宗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5]，自注《孝经》，颁行天下[6]。文宗时，郑覃请于太学勒九经，从之[7]。这些举措说明唐朝皇帝十分重视儒家经典的整理工作，并通过经典的整理确立儒家思想的地位。至于私家研究和注疏儒家经典，也不乏其人，例如魏徵之撰《类礼》，啖助之撰《春秋集传》，便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工作[8]。再看唐朝佛教的盛况：开元中天下寺庙总计5358所，至武宗时增至四万余所[9]。高僧中有许多来自西土，据道宣《续高僧传》、赞宁《宋高僧传》所载，列有专传的西来高僧就有数十人之多，如中天竺人波罗颇迦罗蜜多罗、西印度人伽梵达摩、中印度人释莲华等[10]。也有西行求经的高僧，如玄奘、义净、不空等人。佛经的翻译同时达到高潮，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仅玄奘所译就有74部，1335卷之多[11]。唐代佛教的宗派也很多，其中尤以净土、天台、禅宗为盛。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固有的道家思想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佛教流派，是中国固有思想对外来宗教的一种改造。道家思想和道教在唐朝空前盛行，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初置玄学博士，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每岁依明经举[12]。他又在两京设立崇玄观，还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除了儒释道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又如，艺术方面也呈现出兼容的状态，早在唐太宗时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其中尤以龟兹部最盛。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尝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13]唐代著名的音乐舞蹈家当中不少来自米国、康国、曹国、安国。唐代著名画家尉迟乙僧原是于阗贵族，贞观初来长安，任宿卫官，袭封郡公，工画佛像、鬼神、人物、花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象，非中华之威仪”[14]。这样一位画家受到广泛的欢迎，也可见唐代在文化上的兼容性。唐代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也很值得注意。唐代诗人张籍在《昆仑儿》一诗中对来自东南亚的昆仑人有所描写；唐代裴铏的传奇小说《昆仑奴》，记述来自昆仑的奴仆帮助主人的故事，可见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生活情形[15]。

唐代文化的繁荣是在隋代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结果。隋代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几年，但是在几个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并给唐朝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是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图0-1），将长江南北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结起来，并使位居北方的政治中心得到南方富饶经济的支持。隋朝虽然并没有因此巩固其统治，相反的因为过度劳民伤财而引起民众的不满，最终爆发了大起义，导致隋朝的灭亡，但唐朝受惠于这条运河确实很多，可以说大运河是维系唐朝统治的生命线。据统计，唐高祖、唐太宗在位期间，每年从外地通过运河输送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唐玄宗天宝年间增加到二百五十万石[16]。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江南地区，运河的重要性越发显示出来。其次是隋朝建立了科举制度，唐承隋制有所变革，《新唐书·选举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17]遂使大批出身庶族的才俊之士得以进入仕途，从而扩大了统治的基础。同时，这些庶族士人也就成为文化的传承者，为唐代文化带来新的面貌。

图0-1　隋运河全图

唐代文化在沿袭隋代的同时不断革新。即以最能代表唐代文明的诗歌为例，在南北文风交融的大背景下，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努力，诗歌终于走出宫廷，迈向广阔的山川与塞漠，融会了性情与声色，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而近体诗的确立，律诗和绝句这类新型的诗歌格律的建立，则拉开了诗歌与散文的距离，刺激诗人在更严格的格律内寻求自由的表现手法，在语言的使用上突破常规，寻求变异，得到新的更富有诗意的效果。而在小说创作方面，也逐渐突破六朝以来志怪小说的藩篱，创造了传奇这种新的形式，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小说推向成熟的阶段。此外，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旗手的古文运动，对六朝以来流行的骈文进行改革，代之以散句单行的古文，从而影响了此后一千多年间的文体和文学语言。

经过隋炀帝、唐太宗等多方的努力，“丝绸之路”得以畅通。这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也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对隋唐文化的创新起了催化的作用。在唐三彩以及唐诗中，骏马、骆驼和胡人，成为新鲜的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化符号，而这些都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关。杜甫有一首《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可见从西域引进的骏马是怎样激发了杜甫的诗情。此外，唐朝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也很频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兴起了本土化的禅宗，禅宗的广泛流传充分证明在整合中创新对唐代文化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唐代文化有很强的辐射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影响巨大而深远。唐代文化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影响，在语言、文字、思想、文学、艺术、服饰、饮食、建筑，以及制度等方面不但广而且深，这些影响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除了这三个国家之外，唐代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8]。即以唐代的律令制度而言，它对于阗的官制、行政和文书制度、度量衡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就中唐做一简短的论述。中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士人更广泛地参与政治，特别是朝廷的政治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士人政治”的局面，而武夫相对于以往而言在朝廷的决策上处于边缘地位。皇帝的身边一方面是身居高位的士人，一方面是随侍于左右的宦官；而在地方上则是藩镇的割据。这几种势力互相制衡着，当达到平衡时，国家就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当平衡遭到破坏时，就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士人在政治上权重的加强，武夫在政治上权重的削弱，无疑是一种进步，这种状况导致宋代文官制度的完善，从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亮点。

宋代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继唐代之后又一个文化高峰。这两个朝代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相接续的，宋代文化的新变可以追溯到中唐，例如庶族士人和庶族文化居于主体的地位；城市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活跃、市民的兴起以及市民对文化诉求的加强；理学的兴盛；词的繁荣，诗歌、书法和绘画的创新等等，以上诸多方面的变化在中唐已经初现端倪。但是宋代文化确实呈现了不同于唐代的带有标志性的新面貌，其所达到的成就也不亚于唐代。例如，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印刷技术的提高与普及，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得以较广泛地传播。在唐代很难做到的“读书破万卷”，到了宋代就容易多了，宋人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工作也可以比较顺利地展开，从而迅速地提升了宋代社会的文化水准，使宋代文化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新的高度冲刺。唐代文化所呈现的那种外拓的、粗犷的、草莽的、甚至是原始的创造力，到了宋代趋向内敛、细腻、稳健、成熟。再如，唐代所建立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等制度，已经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文官制度，皇帝和中枢大臣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由于选拔官吏的机制更加完善，庶族精英得以更多地进入政治的上层参与决策和管理，士人那种群体性的政治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也就显得更加强烈，爱国精神也在外患频仍的形势下更加发扬起来，这都为文化增添了新的亮色。又如，宋代的科技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冶金方面，南宋洪咨夔曾对当时的矿冶业做过实地调查，其所著《大冶赋》翔实地记录了一些技术的细节，对于金属共生的现象、各类金属矿物的赋存形态和所处地形地貌、沙金来自脉金的认识、银的采冶、火法炼铜和水法炼铜、铸钱工艺，都有说明，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矿冶技术的发达程度[20]。从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可以看到当时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发达的程度，这些领域包括工程技术、地学、天文气象、数学、物理、化学等。随着南方的开发，水田的耕作技术更加精细。毕昇发明的活版印刷术是印刷技术的一次革命性的进展，具有世界影响。宋代又是陶瓷工艺迅猛发展的时期，宋代五大名瓷：柴、汝、官、哥、定（或定、汝、官、哥、钧），无论在烧制技术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水平。从各方面看来，宋代的科学技术显然居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至于宋代的理学，从程颐到朱熹已经发展到极致，程朱理学成为此后最有影响力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系统。因此，宋代文化与唐代文化相比，更富有思辨的色彩。与此同时，书院教育的发达提高了社会的教育水平，也成为宋代文化的一个亮点。

元代在战乱之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下，生产力一度遭到破坏，文化的发展也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受到影响。但是汉族的农业文明与蒙古族的游牧文明有了更直接的交融和互补的机会，这对双方都有益处。虽然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各民族融合的趋势并未因此而中断，蒙古族和回族都是在这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对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其范围不仅包括东亚、东南亚，而且扩大到西亚、东非和北非，甚至和罗马教廷也有了来往。

在元代，儒家文化受到冲击，儒士的社会地位低落，文化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某些方面仍延续了宋代以来的趋势。例如在理学方面，上承宋代之余绪，以程朱一派为主，又有新的发展。元代是程朱理学昌明发展的关键时代，由于元代儒家对程朱理学著作进行了细致的搜集、整理、注释和订补的工作，遂使程朱理学广为传播，并在明清两代继续成为官学[21]。尤可注意的是，元代的西域人用华文著述成绩斐然，而且领域很广泛，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在书法、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如康里人巙巙之《大元通制》（删修人之一）及其书法、畏吾儿人贯云石之《酸斋文集》、葛逻禄乃贤之《河朔访古记》、唐兀人余阙之《五经传注》、西域人高克恭之《高文简公集》及其绘画、西域人辛文房之《唐才子传》、答失蛮人萨都剌之《雁门集》等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陈垣先生说：“汉唐以来，翻经沙门，传教教士，华文著述众矣，然大抵皆宣扬本教、发挥西学之书，求可以称华学者盖寡。元西域人不然，百年之间，作者至三十余人，著述至八十余种，经史、词章、老庄、申韩、舆地、艺术、阴阳、医药之属无不具。且皆华法，非西法，与徒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不同，此元人特色也。”[22]另一方面，元代文化在社会下层酝酿着新的更大的发展。由于元代废除科举考试，士人更多地参与市民的文化活动，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杂剧和南戏的兴起与繁荣。与诗文相比，中国的戏剧长期以来停留在萌芽的状态，许多戏剧的因素没有充分发展。到了元代，才出现了质的变化，一种成熟的戏剧形式即杂剧迅速兴起并且在以大都和杭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流行起来。继杂剧之后兴起的南戏，继续维持着剧场的繁荣。杂剧和南戏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支奇葩。

明代引人注意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中央集权的强化，特别是皇权的强化。朱元璋先后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及大批功臣，并废除了宰相制度和中书省，独揽一切军政大权。到永乐、宣德年间朝廷又削弱了诸王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了皇权。另一方面，皇帝任用宦官，设立锦衣卫和东、西厂，实行特务统治。在思想文化方面，从明代初年就加紧了钳制，洪武三年（1370）诏定八股取士。永乐十五年（1417）颁行胡广等人纂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定为国子监及府、州、县生员必读书。洪武三十年（1397）颁布的《御制大明律》规定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得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可见其管制已经进入大众文化的领域。皇帝在笼络士人的同时，对一切有悖其旨意的言行都采取镇压的措施，诗人高启甚至因为辞官并对皇帝有所讥刺而被腰斩；另一位著名文学家杨基被谗夺职，死于劳役。皇权的强化以及上述一系列措施，使明前期思想受到禁锢，台阁体充斥文坛，整体看来士人处于无奈之中。然而，明中期以后文明的转型，除了有当时的种种原因促成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不妨视为对明前期社会状况所做出的一种强烈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