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的下移

世族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　庶族文人的济世情怀、谏诤品格与忧患意识　市民文化人的出现及其文化品格

门阀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是这个时期重要的社会变革。从东汉开始形成的门阀世族，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不仅居于社会的上层，在经济和政治上世世代代享受着特权，而且在文化上也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寒门庶族很难得到发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3]，这两句话概括地说明了在九品中正制之下，人物品第以及仕途中庶族和世族的不同境地。类似的描述在诗文中也有不少，其中许多是庶族文人的不平与抗议，例如左思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咏史》其二）。“高眄藐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咏史》其六）。“才秀人微”[44]的鲍照也发出“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45]的呼声。

到了唐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又因为武则天推行一系列打击世族的政策，庶族的地位发生了变化[46]。世族衰落，庶族兴起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但这个过程相当长，旧世族的势力并没有很快消亡，社会上的门阀观念更是延续很久。世族凭借其门第的优势、文化传统的优势，以及他们的家族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关系网，仍然可以比较容易地跻身于政治上层。即使同样参加科举考试，他们由于有较好的家庭教养，也比庶族容易成功。但在唐代毕竟有一些出身庶族的士人通过科举的途径，登上政治舞台，有的还占据了高位，这和六朝相比，无疑是很大的变化。姑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房琯、李泌、杨炎、陆贽、裴度、李德裕等唐朝十位著名的宰相进行统计，出身于庶族的只有张九龄和陆贽两人，其余八人都出身于世族[47]（图0-3）。出身于庶族的虽然还是少数，但已经显示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再就唐玄宗和宪宗时期所有的宰相进行统计：玄宗朝宰相凡三十四人，出身唐宗室者三人，出身世族者二十四人，出身庶族者三人，出身待考者四人；宪宗朝宰相凡二十五人，出身唐宗室者一人，出身世族者十九人，出身庶族者二人，出身待考者三人。[48]

以上统计大体可以说明，终唐之世在宰相的任命上，世族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世族垄断的状况毕竟已打破，庶族有了较多的进身机会，可以在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经过黄巢起义和五代十国的战乱，进入宋代之后，旧世族的政治地位才最终被取代。

然而在文化方面，唐代却早已呈现另一种情况：庶族士人活跃在思想、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内，成为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代。例如，唐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多半出身庶族，其父祖辈多为地方上的县令或比县令还低的长史、司马、别驾之类小官。陈子昂是梓州的“富家子”，大概并没有官职（《旧唐书本传》）。王维的高祖任赵州司马，曾祖任扬州司马，祖父任协律郎，父亲任汾州司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白家世不详，其《与韩荆州书》自称“陇西布衣”，当系实况。杜甫的曾祖位终巩令，祖父（杜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父终奉天令（《旧唐书·本传》），甫少贫，不自振（《唐才子传》）。白居易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祖父巩县令，父衢州、襄州别驾（《旧唐书本传》），他不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之后裔，陈寅恪先生已有论断[49]。韩愈曾祖曹州司马，祖桂州长史，父秘书郎（李翱《韩公行状》）。李商隐虽自述与唐皇室同系，然支派已远，曾祖安阳县尉，祖邢州录事参军，父获嘉县令（《旧唐书本传》）。这些人的家庭地位不高，自己年轻时的境遇也不很好，但家庭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使他们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在仕途上往往并不得意，但在文化方面却取得很高的成就。

庶族士人因为出身于中下层，有的还经历过较长时间的贫困生活，所以对社会状况有较深切的了解，他们往往怀抱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使命感。例如李白早年就怀有济世之志：“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后来又说：“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直到61岁即去世的前一年，听到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的消息，还请缨从军，半道因病而还。可见李白虽然一生遭遇坎坷，却始终没有放弃济世的抱负。杜甫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自己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和李白一样虽然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但只要有机会总是不放弃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愿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突破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不管是穷还是达，都不放弃兼济天下。

他们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上，针对政治弊端直言极谏，甚至不怕触怒皇帝和权贵。谏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是这些士人普遍的品格。初唐诗人陈子昂便是一位直言极谏之士，他屡次上书议论军国机要、军国利害，并就西蕃边州安危、雅州讨生羌、措刑、任贤等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50]。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当中及其后的一系列表现，充分显示了他的操守。他多次得罪于权贵，屡屡遭到贬黜，却始终“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新唐书本传》）。李绛的《论谏臣》针对宪宗认为谏官多讪谤朝政，欲谪其尤者以儆其余，答道：“陛下此言，似非圣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误天心。……小臣昼度夜思，将有上谏。本欲陈谏十事，至时已除五六，待于缄封上进，又削其半。其得上达者，十无二三。何哉？启忤意之言，干不测之祸，顾身无利，相时避祸者也。……所以明主须宥其过，恂恂纳谏。切言者赏之使必进，极谏者褒之使必行，然后圣德明光，大化宣畅。”[51]元稹有《论谏职表》《论教本书》，一再向皇帝申述纳谏之重要[52]。《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继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53]刘可谓唐代直言极谏的代表人物，《新唐书·刘传》载：大和二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刘对曰：“至于上所忌，时所禁，权幸所讳恶，有司所与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时有谠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接着他陈述了国家的忧患，很中肯綮。但是第策官畏中官睚眦，竟不敢取。而士人读其辞，至感慨流涕者。河南府参军事李郃上疏曰：“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以直言副陛下所问，虽讦必容，虽过当奖，书于史策，千古光明。使万有一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阴杀谠直，结雠海内，忠义之士，皆惮诛夷，人心一摇，无以自解。况臣所对，不及远甚，内怀愧耻，自谓贤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直。”帝不采纳。此后七年果有甘露之变。宦人深嫉，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54]。李商隐还为此写了《哭刘》《哭刘司户》《哭刘司户二首》，以表达他对刘的敬仰痛惜之情。

庶族士人的这种济世情怀、谏诤意识以及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的品格，可以追溯到汉代乃至先秦，孟子、屈原便是这方面的典范。进入唐代之后，因为政治相对开明，庶族士人的济世抱负有较多实现的机会，又因为有了唐太宗和魏徵之间君臣关系的范例，谏诤意识明显地得到发扬。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成为有唐一代及其后各个朝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后人对他们的追忆与赞许，表现了扩大政治开明度的要求，成为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描述的文化现象。庶族士人的谏诤活动，乃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向专制独裁进行斗争，以推动政治开明，进而推进文明进程的可行方式。

在宋代由于内忧外患频仍，士人除了济世情怀、谏诤品格之外，忧患意识显得特别突出。范仲淹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特别为宋代士人所认同（图0-4）。他们在表达个人的抱负时，比较拘谨、收敛，像李白、杜甫那样的豪情壮志在宋人的诗文中并不多见[55]。即使有也往往表现在杀敌报国挽救危亡方面，生活在南宋的陆游，早就有志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但这壮志一直到晚年未能实现，他仍念念不忘：“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难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诉衷情》）。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以后特别是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兴起，市民阶层在文化上也产生了他们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的精神气质、价值追求和美学趣味，并给文化带来新的面貌。

在唐代，市民文化主要是城市中流行的曲子词、俗讲、变文、百戏等。参与这些文化创造的本是城市中的大众或下层的艺人，如唐代擅长参军戏的李仙鹤、曹叔度、刘泉水、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俭、冯季皋[56]，唐会昌年间在长安俗讲的法师海岸、体虚、文溆等人[57]，宋熙宁、元祐间首创诸宫调古传的孔三传[58]，宋咸淳年间善讲诸史的王六大夫[59]，元钟嗣成《录鬼簿》所载许多杂剧作者，如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石君宝、郑光祖、乔吉，以及罗贯中、施耐庵等等。还有的人原是士人，因为各种原因投入市民之中，学习市民文化并提升了市民文化，成为市民文化人的代表。如唐代的温庭筠，出身于宰相之家，是温彦博的后代。虽然到他这一代已经衰微，门第毕竟还是高的。但是他习近市井文艺和市井艺人，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恃才诡激，以文为货，而不容于当道者，以致终身坎坷[60]。温庭筠以词著称，写有许多艳词，内容多是代歌伎抒情。他的诗一方面学习齐梁绮丽的诗风，另一方面又带有词的侧艳。再如北宋的柳永无意于仕进，多游狭邪，善为歌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妓者多以金物赠之，去世时靠了歌伎集资才得以安葬[61]。可见柳永也是一位市井文化的代表人物。

市民文化的代表人物，具有和庶族士人不同的另一些品格。他们因为不能进入仕途或虽进入仕途但不能有任何作为而远离政治，当然也就不再执着于忧国忧民、谏诤讽喻、拯救生民于涂炭的种种想法。他们所关心的是下层社会特别是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欢乐和疾苦。庶族士人往往站在清官的立场上，揭露民生疾苦，而他们则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反抗权豪势要，呼唤清官的出现。他们并没有在儒家思想之外找到其他足以支撑自己的思想资源，但是对“义”的强调，已成为他们团结和保护自己的重要思想武器。此外，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是他们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倾向。

总之，文化的下移，也就是文化从世族垄断的状态转向庶族士人的活跃，再转向市民文化人的出现和活跃，这是从隋唐到宋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中华书局排印本，1956年，第6247页。

[2]李华：《寿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

[3]《唐会要》卷三五，中华书局排印本，1955年，第635页。

[4]《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78年，第220页。

[5]《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中华书局排印本，1956年，第6838页。

[6]《旧唐书》卷八，唐玄宗开元十年，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183页。

[7]《旧唐书》卷一七下，唐文宗开成二年，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571页。

[8]分见于《旧唐书》卷七一，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2559页；《新唐书》卷二〇〇，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5705—5706页。

[9]《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条：“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中华书局排印本，1992年，第125页。《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中华书局排印本，1956年，第8015页。

[10]波罗颇迦罗蜜多罗，见《续高僧传》卷三，《高僧传合集》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下。伽梵达摩，见《宋高僧传》卷二，同书，第394页上。莲华，见《宋高僧传》卷三，同书，第397页中。

[1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麟德元年……遂命嘉尚法师具录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点校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0页。

[1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中华书局排印本，1956年，第6826页。

[13]《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第114页。

[14]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5]昆仑并非专指一个国家，其范围大体是东南亚一带。参见孙机《唐俑中的昆仑和僧祇》一文，见《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1—259页。

[16]唐代漕运粮食之数量，主要散见于两《唐书》之《食货志》《通典》卷一〇《食货典》之“漕运”条、《唐会要》卷八七之“漕运”条、《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之“漕运”条及《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诸相关记载。本处所言，见《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高祖、太宗之时，……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昔贞观、永徽之际，……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通典》卷一〇《食货典》之“漕运”条：“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又，《元和郡县志》卷二《关内道一·永丰仓》亦载：“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

[17]《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1159页。

[18]参见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四期，第1—13页。

[19]参见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1—422页。

[20]参见华觉明、游战洪、李仲均《〈大冶赋〉考释与评述》，《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7—588页。

[21]杨晋龙主编的《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对元代经学有广泛的讨论，可以参看。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印行。

[22]见《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励耘书屋丛刊》本第一集，1934年励耘书屋版，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本。该书所论凡168人。

[23]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国内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9—229页。

[24]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52页。

[25]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26]《文苑英华》卷八〇〇，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

[27]《文苑英华》，卷八一一，中华书局，1966年。

[28]中华书局，1998年。

[29]《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秘册汇函》本。

[30]《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本排印。

[31]《西湖老人繁胜录》“混补年”：“诸路士人比之寻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则三贡院驻著诸多。士子权借仙林寺、明庆寺、千顷寺、净住寺、昭庆寺、报恩观、元真观。太学、武学、国子监，皆为贡院，分经入试。每士到京，须带一仆，一（原文如此，疑是‘十’字之误）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都在都州北权歇，盖欲入试近之故也。可见都城之大。”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3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3]《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秘册汇函》本。

[3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本排印。

[36]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37]见《重辑杜善夫集》，济南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38]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3页。

[39]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88—89页。

[40]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书肆之缘起”，中华书局，1957年，第31页。

[41]见许德楠、李鼎霞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6页。据《旧唐书·徐文远传》，徐文远乃孝嗣玄孙，另据《新唐书·徐文远传》，其兄字文林。

[42]《石林燕语》，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本，第116页。

[43]见《晋书·刘毅传》，中华书局排印本，1974年，第1274页。

[44]钟嵘《诗品》卷中宋参军鲍照：“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陈延杰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7页。

[45]《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见《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1页。

[46]李斌城、李锦绣等所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对这个时期的庶民地主有如下的概括：“庶民地主是地主阶级中人数最多的阶层。他们在法律上与农民大众同属编户齐民，原则上要交税服役，没有合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这批人大致可分为寄庄户、形势户、和工商地主三大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47]宰相之身份，依据《新唐书·宰相表》认定：“唐因隋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参议，而称号不一，出于临时，最后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为职业则一也”（《新唐书》卷六一《表第一·宰相上》，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1627页）。至于皇子以宗室身份为三公者，其相位仅具象征性，且与考察主题无关，故从略。而宰相之出身，则依照两唐书本传，并对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参考《新唐书·儒学传中·柳冲传》所录柳芳语、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及其他相关资料，加以勘定。姚崇见《旧唐书》卷九六、《新唐书》卷一二四、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宋璟见《旧唐书》卷九六、《新唐书》卷一二四、颜真卿《有唐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张说见《旧唐书》卷九六、《新唐书》卷一二四、颜真卿《有唐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张九龄见《旧唐书》卷九九、《新唐书》卷一二六、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房琯见《旧唐书》卷一一一、《新唐书》卷一三九、李华《房丞相太尉房公德铭》。李泌见《旧唐书》卷一三〇、《新唐书》卷一三九、李繁《邺侯家传》（今存于《绀珠集》《类说》）。杨炎见《旧唐书》卷一一八、《新唐书》卷一四五。陆贽见《旧唐书》卷一三九、《新唐书》卷一五七。裴度见《旧唐书》卷一七〇、《新唐书》卷一七三。李德裕见《旧唐书》卷一七四、《新唐书》卷一八〇。

[48]玄宗朝宰相凡三十四人，出身唐宗室者三人：李林甫、李适之、李麟。出身世族者二十四人：陆象先、崔湜、萧至忠、张说、姚崇、卢怀慎、薛讷、源干曜、宋瓂、苏颋、张嘉贞、王晙、李元纮、杜暹、萧嵩、裴光庭、宇文融、裴耀卿、陈希烈、韦见素、崔圆、房琯、裴冕、崔涣。出身庶族者三人：郭元振、张九龄、牛仙客。出身待考者四人：魏知古、刘幽求、韩休、杨国忠。宪宗朝宰相凡二十五人，出身唐宗室者一人：李夷简。出身世族者十九人：郑余庆、郑、杜佑、武元衡、李吉甫、于、裴垍、李藩、权德舆、张弘靖、韦贯之、裴度、李逢吉、王涯、崔群、李墉、皇甫镈、萧俛、段文昌。出身庶族者二人：韩弘、程异。出身待考者三人：杜黄裳、李绛、令狐楚。

[49]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另见《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中华书局，1962年，第308页。

[50]陈子昂有《上军国机要事》《上军国利害事》《上西川边州安危事》《答制问事·请措刑科》《答制问事·重任刑科》等。

[51]《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二年下，中华书局排印本，1956年，第7646页；《全唐文新编》卷六四五，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第7276页。

[52]《全唐文新编》卷六五〇，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第7344—7346页。

[53]《旧唐书》卷一六六，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4344页。

[54]《新唐书》卷一七八，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5293—5307页。

[55]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页。本绪论执笔人莫砺锋。

[56]宋陈旸：《乐书》卷一八七引《乐府杂录》。

[57]见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58]见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羯鼓录·碧鸡漫志·乐府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59]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小说讲经史》：“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此条所录不止王六大夫，还有谭淡子、翁二郎、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有归和尚、马定齐等，兹不赘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60]《旧唐书·温庭筠传》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旧唐书·李商隐传》说：“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途者所薄。”《唐诗纪事》说他：“才思艳丽，工于小赋。……而士行玷缺，缙绅薄之。”《唐才子传校笺》卷八：“后夜尝醉诟狭斜间，为逻卒折齿，诉不得理。”《唐摭言》说他：“罕拘细行，以文为货。”《北梦琐言》说他善“鼓琴吹笛”，“有弦即弹，有孔即吹”。

[61]柳永身后殓葬事，其说不一。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一“柳耆卿”条、元谢应芳《龟巢稿》卷一一《与乡友邹钧显论合祀忠公书》及明徐伯龄《蟫精隽》卷一四“崇安柳七冢”条皆称“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云云；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一及《分甘余话》卷一则言之凿凿，称“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不知何据？此处从宋元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