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报刊编辑活动和他严谨的写作态度
一
鲁迅为革命办报，不计报酬，不辞辛劳。他比喻自己“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即使是“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两地书》）。
主编《莽原》和《国民新报副刊》时期，他“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三闲·鲁迅著译书目》）。白天要到教育部办公，到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女高师，世界语专、黎明中学等校上课，只能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进行编辑和写作。经常为刊物的工作弄得“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头昏眼花”“没有空闲”，生了病也不休息，“吃了药来编辑”（《两地书》）。有时，甚至于为了看稿累得“吐了血”。主编《奔流》时期，工作非常繁重。“所谓《奔流》社的‘执事者’，其实并无和这一种堂皇名号相符的大人物，就只有两三个人，来译，来做，来看，来编，来校，搜材料，寻图画”（《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之五》）。而大部分的担子是落在鲁迅一个人身上的。《奔流》是一份以刊载译文为主的刊物，为了“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许广平《鲁迅回忆录》152页），鲁迅辛勤地工作着，经常弄得连看书和休息的时间也没有。《鲁迅日记》里就有过多次“通夜校《奔流》稿”的记载。主编《译文》时也是这样，此外，一些送上门来的编辑任务，鲁迅也“拼命地做”。把他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去”（《两地书》）。
对待报刊的编辑工作，鲁迅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从稿件的编辑校对，插图，制版到稿费的处理，他都亲力为之，负责到底。他的工作做得很细致，稿件的次序，题目的大小，目录的位置等，他都考虑得很周到。从鲁迅对《写在〈坟〉后面》一稿的编排，就可以看出他的编辑工作做得多么仔细。他规定这篇稿子“题上空4格，题目的5个字每字空半格，题前题后各空1行”，末尾的诗“不知印本每行多少字，如30字，则此4行空6格，如36字，则空8格”（《书简·致韦素园》1926年11月11日）。这篇稿子是发给《莽原》的。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对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出过不少很好的主意。例如，对《语丝》，他就提出过以下建议：（1）创刊第一期应“显示出刊物的面貌来”；（2）第二、三、四期的稿子要保证较高的质量；（3）遇到好的稿子多时，不要在一期中都挤满，把内容充实、不受时间限制的稿子积累一些，以便在稿荒时可以拿出来应用；（4）第一期可以适当多印一些，卖不了可以送人，以后再酌量少印，（5）和印刷单位定好死合同，保证准时出版（据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刊《文艺报》1956年第16号）。这些建议也为他所支持的其他刊物所采纳。他很注意利用编者按语向读者推荐一些好稿件，发表一些由此联想起来的议论。1927—1928年他在上海主编《语丝》期间，就曾为编发的《丙和甲》《某报剪注》《行路难》《禁止标点符号》《剪报一斑》《东京通信》等稿写了按语。1928—1929年主编《奔流》时期，也曾经为这个刊物的一些稿件写了12篇按语和编后记。对这些稿件作了认真负责的评价。
在编辑工作过程中，鲁迅常常亲自参加校对工作。他的校对工作做得一丝不苟，非常精细。即使校对别人的稿件，“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三闲·鲁迅译著书目》）。碰上翻译的稿件，“还要尽可能地按原文逐字逐句对照一遍”（许广平：《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他不能容忍排印好的稿件有任何差错。“为了要使《奔流》少几个错字，每月的功夫几乎都消费了”（《书信·致章川岛》）。凡是经他校过的稿子几乎很少差错。万一出现了失误，一定郑重更正，并向作者读者道歉，必要时还“改正重印”。许广平曾经对鲁迅认真看校样的情况作过如下的描述，“小到一直线的粗细长短，大到一行列的高低斜正，他都不惜再四改正。如果印刷所的校样老不肯改呢，他绝对不马上就批‘校了’两字，所以有时甚至六七校，到了清样也还是看来看去……而他的眼力却真可佩服，每一张校样到手，第一眼就能够觉察到全页的是否歪斜，每行的疏密高下，参差不齐，以及每行间逐字的松紧齐正，尤其圈点在每行顶上，是他所绝对不愿意的”（《关于鲁迅的生活》第7页）。
鲁迅很尊重作者的劳动，对来稿处理得十分精心。鲁迅是经常自己也要当作者的，他很能体会作者珍爱自己习作的心情。他曾经比喻说，“看看水果店之对付水果何等随便，使果树看见，它一定要悲哀（《书信·致章川岛》1928年），形象地批评了那种不尊重作者劳动的错误作法。一般情况下，他每收到一份来稿，总是立即先回一封信，让作者安心，不用的，就退还，适合在别的刊物上刊载的，他就认真负责地介绍给别的刊物，准备留用的，也是随到随看，很少积压，每隔一个短时期，还要把积下的稿子清理一下，分别情况进行处理。这些活动，在他的日记里，都有反映。如1929年11月18日记有“得郑河水信”，第二天就记着“下午复郑河水信并还稿”。他看稿看得很耐心很认真，从稿件的思想内容到文字细节，他都认真地作一番推敲。需要大改的，他往往提出意见，请作者自己动手，决不信笔涂抹，随便改变作者的原意。碰到疑难问题和自觉把握不大之处，他总是谦虚地写信和作者商量，共同定稿，决不自以为是。孙伏园在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过鲁迅就许钦文《传染病》一稿中的一些细节写信给他，请他代为核实的经过。鲁迅在信中写道：“《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地位太有参差，岂现在针法已有改变乎？便中望一询为荷。”（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第77～78页）李霁野也曾经谈到过鲁迅为了他的稿件如何修改的问题和他商量的情景：“在收到我的一篇题作《生活》的小说时，他立即回信说：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结束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见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第19页）
对读者的需要，鲁迅总是设身处地地考虑得很周到。他很重视和读者的联系，凡有来信，都立即答复，从不积压。他办刊物总是多方为读者设想。办《莽原》时，规定“凡在《莽原》上登过而印成单行本的书”，对《莽原》订户“给以特别权利”，或免费赠送，或只收半价。办《奔流》时，提出了以下几条编辑原则：（1）每一年的最后一期尽可能地“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赠阅或停或续”，连载的稿件尽可能地在年内结束，能不跨年的就不跨年。（2）“倘若登载将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分曾经看过的书籍”。（3）按期出版，不拖延。此外，还不时针对稿件中提到的问题，以编辑部名义为读者开列参考书目。这些措施和前面提到过的，把目录放在刊物的前面等措施，都是为了照顾读者而采取的“便民措施”。
对印刷工人的劳动，鲁迅也是十分尊重的。他编刊物的时候，经常自己跑印刷厂，对工人态度谦和，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大编辑大作家的架子。由于衣着朴实，有时被人家当成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他也“并不恼怒”（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页）。为了便利排字工作，他自己所写的稿子，总是书写得非常工整，偶有涂改，也勾勒得清晰可辨。他对那种满纸涂鸦，只顾自己方便，不顾工人困难的稿件很不满意。凡是纸张过薄，字迹难认或涂改得太厉害的来稿，他总要重新抄写一遍再发排，有时候他自己抄，有时候让许广平帮着抄，体现了他对印刷工人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最后，还要提一下的是，对报刊的美术编辑工作，鲁迅也是十分重视的。鲁迅从小喜欢美术，也画得不错，对美学有很深的造诣。他曾经代教育部起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积极推广木刻艺术，支持创办美术杂志，对和美术有关的各项工作，都极力提倡。主编刊物的时候，他很注意封面的设计和版面的美化和装潢，他主张书和杂志不要编排得太挤，字号要大一些，天地要留得宽一些，不然“会使读者看了透不过气来”。他主张文章的开头要空五六行位置，必要时还可以在一些空白处“加上一点小的图案花样，美化刊物”。他提倡在杂志内插刊木刻版画。世界上版画出现得最早的是中国。他对中国历代的版画、图像拓片很留心，收藏很丰富。对西方近代的优秀版画作品也作过研究，经常在他所主编的刊物上选刊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强的进步版画作品，配合文字稿进行宣传，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有时起到了文字稿所难起到的战斗作用。例如，《北斗》所刊的那幅版画就是这样。鲁迅后来回忆说：“1931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坷勒惠支教授的木刻连环画《战斗》的第一幅，题目叫作《牺牲》，也是她的版画介绍进中国来的第一幅。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且末·写于深夜里》1936年作）鲁迅之所以看重木刻版画，原因之一是他认识到，“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集外集拾遗·新俄画选小引》1930年作）。他的这一认识，后来被证明是很有远见的。他所提倡的木刻版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革命报刊宣传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在他的培育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木刻艺术工作者，也充分发挥了木刻版画的这一特点，为那一时期的革命报刊的美术编辑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鲁迅一生写作了约700万字的作品，他写得好，写得快，既有质量，也有数量，字字珠玑，篇篇锦绣，当代的中国作家和报刊工作者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为后人留下了这么宝贵这么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鲁迅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非常审慎的。他从不率尔操觚，粗制滥造。他认为写作是“严肃的工作”“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集外集拾遗·做杂文也不易》）。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告诫过他的诸弟们：“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集外集拾遗·附录一，别诸弟三首之二》1900年作）。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天成”的文章，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天生的会写文章的“妙手”，他认为要写好文章，不能靠碰运气。不能靠一时的灵感，即所谓的，“烟士披里纯”，只能老老实实地“用一点苦功”，讲一点“技巧”，最后还要不惮反复地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
在回答别人对他的文章的议论的时候，鲁迅说过，“我这些文章虽然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转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这段话和他平时常谈的“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和“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等，都说明他写文章“成如容易却艰辛”，是下了“苦功”的，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了的。
这种准备工作不是要等题目到手开始动笔的时候才着手的，而是时刻在进行的。由于远离革命“旋涡的中心”，又受到白区条件的种种限制，鲁迅不可能深入工农革命的实际，只能通过看报、看电影，参观展览会和与有关同志座谈等方式积累感性材料。这是一种准备。另一种准备则是读书。首先是读马列的书，用“窃来的火，煮自己的肉”，兼以剖析问题，纠正别人的“偏颇”。鲁迅后期杂文之所以“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正是因为他学习了马列主义，学会了辩证法的缘故。其次是读一般的书。鲁迅生活很朴素，身无长物，但是藏书近万卷，可以算得是“读书破万卷”的人。他读的书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为主，有时是有目的的带着任务的读，有时则是不带任务的“泛览”。他一直认为“应作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其目的是为了“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列宁），以利于战斗，而不是为了消遣装点门面，他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是构思。“就算是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手”（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第101页），而总是要经过反复的构思。就这样，学习理论，和“实际社会接触”，积累“感性知识”“静静地读书”“默默地思索”“暗自打腹稿”，就构成了他的准备工作的全过程。为了做好这些方面的准备，他是很刻苦很勤奋很用功的。他从来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鲁迅的文章之所以能够题材广泛，联想丰富，涉笔成趣，触处生春，并不是由于“天才”，而是由于他做了较充分的准备，用了一点“苦功”的结果。
正因为这样，等到真正动手的时候，就不犯难了。和别的作家不一样，“鲁迅在写作前不写提纲，甚至一些较长的文章也不写提纲”，而且“从不临时找材料”（许广平：《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因为材料早有积累，提纲虽然没有形诸文字，却已早有格局。写的时候往往是水到渠成，一挥而就。那种“十步九回头”，硬挤硬憋的写法是他所不取的。
鲁迅认为一篇好的作品，必须是“充实”的内容和“上达”的技巧的统一，即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表达形式的统一。他反对不顾内容的“徒然玩弄技巧”，也反对光有革命的词句完全不讲技巧。对那些“一说‘技巧’”就“又要讨厌”的“革命文学家”，和他们的那些“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的作品，鲁迅是并不欣赏的。他认为：“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光有革命的“招牌”，不一定就有好的宣传效果，“‘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三闲·文艺与革命》）。
鲁迅的文章就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表达形式的统一的典范。他的不少作品，既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又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他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而又为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服务，讲究技巧，而又并非玩弄技巧，注意词章，而又不卖弄词章，作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的统一。
作为文学和语言的巨匠，鲁迅在写作上是很下功夫的。他卓越的写作艺术，已经有不少人作过分析，这里只简单地介绍一下他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关于怎样写好文章的点滴意见。
（一）“文章且须放荡”
这是他在《书苑折枝》一文中转引的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中的话。全文是“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他很同意梁简文帝的这个观点。所谓的“放荡”，指的是写文章不要受过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不要写来写去老是那么一个套套，而要时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和他在《肖红作“生死场”序》一文中所赞赏的“越轨的笔致”，是一个意思。文章写得“放荡”，写得“越轨”，八股气也就自然的会少了。
（二）文章要“接近语言”，“明白如话”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就坚持写白话文，和种种语言文字上的复古倾向作斗争。对那些提倡写古文的人，他是深恶痛绝的。他曾经表示：“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他认为好的文章应该“明白如话”。为此，应该虚心地向群众学习语言，“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且二·人生识字糊涂始》）。他反对那种半文半白的文体。当有的人提出要写好白话文须先读好古文并举他的文章为证时，他很反感。他分析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作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他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写在“坟”的后面》）。他比喻自己所写的白话文是“小脚放大脚”，比喻自己文章中时时夹杂着的“古怪的字眼”是“砂砾”，而不是“金子”，他诚恳地劝告那些“还没有受过古董的毒的年青的一代”，不要再走他的老路“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而应该“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参看前文及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刊1956年10月《文艺月报》）。
（三）和“明白如话”相联系，鲁迅主张写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南腔北调·作文秘诀》）
他反对文绉绉的学生腔，反对为了炫耀博学而卖弄词藻。认为那样的文章虽然华丽，但不过是“满身都是珠光宝气”的“古墓里的贵妇人”（《准风月谈·难得糊涂》）。没有多少生人气息，打扮得再华丽也不过是一具尸体。
（四）辞达理举，不取冗长
鲁迅提倡多写短文章，少写长文章，他是宁可把足够写小说的材料写成速写的。鲁迅一向不悔其“少作”，但对年青时候受当时风气影响而写的那些长文章，却作过自我批评。他曾经把“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作为“女性”作者的通病来进行过指摘（见《两地书》十）。他认为短文虽短，“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却较之长文章更有骨力。他为报刊所写的文章，从《越铎日报》上的“稽山镜水”，《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到后来发表在《自由谈》上的大量文章，绝大多数都是短文，简练，遒劲，虽然不过“寥寥几句”，却“时见匕首的闪光”。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并不绝对地排斥写长文章。他不像有些主张写短文的评论家那样，把写短文章说得那么绝对化。他认为文章的长短应该根据战斗的需要，它的内容和具体情况来决定。应短则短，应长则长。收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里的那些文章，受《自由谈》篇幅的限制，一般都很短。收入《南腔北调》里的那些文章，因为多数在《北斗》《萌芽》等期刊上发表，就相对地长一些。《半夏小集》《无花的蔷薇》和《随感录》里的一些短文，一事一议，有的短到只有几十字，《病后杂谈之余》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则都长在6 000字以上，《伪自由书后记》甚至超过了1万字，因为不长不足以尽其意。题目也是这样，《沙》《火》等题，短到只用一个字，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之一》则都长在十几字以上（后一个题目长达34字）。前者意在揭出所谈的不过是古人的“风度”“文章”“药”和“酒”，与时事无关，使那些力图在文章中找出点纰漏的文化特务们失望，后者则是故意地模仿胡适派考古学家们的繁琐考证进行讽刺，从战斗的需要考虑，都是必要的。文字的精练也是这样。鲁迅行文非常简洁，虽然娓娓而谈，却很少废话，结束的部分只要把意思说完了就戛然而止，绝不硬添个尾巴。但是并不排斥个别文句的必要的重复。《野草·秋夜》里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写出了工作之余游目骋怀时的那种略不经意的闲适心情。《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那段关于阿毛被狼叼走了的故事，先后重复了4遍，加强了祥林嫂这个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劳动妇女形象的悲剧气氛。《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的“上午出门，……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烘托出了刚上台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骄横煊赫，有了这些必要的重复，文章才波澜曲折，跌宕生姿。如果一味求简，把重复的句子通通删掉，也就味同嚼蜡了。
鲁迅的严谨的写作态度还表现在他的认真修改自己的稿件上。尽管他写文章时胸中早有成竹，但写成后总要进行反复的修改，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了为止。毛主席很赞赏鲁迅的这种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说，“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反对党八股》）。
现存的鲁迅手稿就是鲁迅的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的见证。每一页手稿都留下了他反复修改字斟句酌的痕迹。逝世前两天所写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共修改了53处；删去28处，增加25处，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
怎样进行修改？鲁迅自己谈到了两点，即：（1）“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2）“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说得顺口”（《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是为了使文字更加精练，更加严密。例如《且二·再论“文人相轻”》一文中有一句话，原稿是，“例如白话文中，有些是诘屈难读的，确是一种‘短’，于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语录，向这一点昂然进攻了，但不久就露出狐狸尾巴来，暴露了他们连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短’得很”。其中的“狐狸”两个字，修改时就删掉了，因为后文已经讲得很清楚，光“露出尾巴来”就行，没有“狐狸”也足够了。整段删去的情况也有。例如《且介·说面子》一文的结尾部分原来有这样一段话：“为了‘面子’，中国人真可以一切弄得精光，而永远只留着‘面子’的”。这段话在修改时全部删掉了，因为前文已经把意思表达充分，没有必要再硬拖上这么一个尾巴了。
“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是为了使文章更加口语化，更能够朗朗上口。例如《且介亭杂文编后附记》一文的最后两句话：“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原稿作“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经删改后，把“地方”和“时代”调换了过来。这样不仅先空间后时间，合乎行文习惯，也更有音乐感，稳定感，读起来也更顺口了。
从手稿增删的实际情况来看，鲁迅的修改，更多的是为了使文章更加鲜明，更加准确，更加生动，使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例如把“横眉冷看千夫指”，改为现在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把“而憎恨我的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写在“坟”的后面》），改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正人君子也者”；或调换了一个字，或增加了两个字，把“冷看”改为“冷对”，把“正人君子”比为“东西”，就使得原来的文意更为鲜明，思想性战斗性也得到了加强。
例如把“民国元年革命告成”这句话，改为“民国元年革命后”（《且末·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在“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句话中增加了两个字，成为“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且介·死》），就使得文意更为准确。因为辛亥革命是一个失败了的革命，用“告成”两个字，就不那么妥帖。而“文学家”和“美术家”按说是不必反对去作的，只有“空头”的才要反对，加上了这两个字，就避免了绝对化的毛病，同时也使得文意更为确切。
例如，《半夏小集》原稿有这样一段话，“养胖一群癞皮狗，在世界上有什么用”。定稿时改为，“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多么讨厌！”《藤野先生》的最后一段，“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其中的“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这两句话是修改时加上去的。这两段文字经过这样一修改，比原文更为生动形象，丑恶的更加丑恶了，正面人物的形象也更为丰满了。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鲁迅修改文章是很认真很精心的，他的每一篇稿子都是经过这样反复修改以后，才交出去的。刚脱手的稿子一下子改不动怎么办？那就“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书信·致叶紫》1935年作）。总之，一定要认真修改。刚刚写好，看也不看就推出去不管的情况，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
（1977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起草的讲课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