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
一
鲁迅是中国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从进入文化战线的第一天起，就以“发国人之内曜”（《河南·破恶声论》）的“精神界之战士”自居。“以广大农民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自居，替他们呼号，为他们请命”（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3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将令，以“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为同志，心甘情愿地充当革命的马前卒，用自己的笔为革命服务，成为杰出的革命舆论战士。
鲁迅不仅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报刊活动家。
鲁迅的一生和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报刊是他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他用他那只如椽的巨笔，在报刊这个阵地上，为革命造舆论，建立了不朽的战斗的业绩。鲁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曾经在103家报刊上发表过742篇文章，其中：日报15家，254篇。期刊78家，466篇。外文报刊9家，14篇。
在他光辉的一生中，鲁迅先后参加过18种报刊的编辑工作。担任过《莽原》《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奔流》《北新》等刊物的主编；担任过《新青年》《文学》（左联刊物）的编委；指导过《未名》《波艇》《鼓浪》《译文》和不少左联刊物的编辑工作。热情地支持《越铎日报》《晨报副刊》《民报副刊》和一些革命的进步的报刊的编辑和出版。和不少进步的中外新闻工作者，如邵飘萍、邹韬奋、斯诺、史沫特莱、山上正义等，都有亲密的关系。
他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鲁迅博物馆所存鲁迅藏书中就有218种报刊，包括《政治生活》（中共北方区党委机关报，1926年前后出版）、《布尔塞维克》（1932年在上海出版）、《做什么》（广州区党委机关报），《少年先锋》（广东团委机关刊物）、《向导》《人民周刊》等。后四种是在广州的时候广东区党委通过毕磊送给他的。
作为革命的舆论战士，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是他的杂文——一种轻捷、灵活、锋利的报刊评论文体。他一生中写作了近千篇杂文，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光是杂文集就有16本之多。
杂文这种体裁并不是鲁迅的发明，列宁就曾经把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论战性的评论文章称为杂文。在中国，杂文或称杂感，戊戌时期即已见于报刊。五四运动以后运用得更为普遍。《新青年》的“随感录”，《湘江评论》上的“放言”，《政治周报》上的“反攻”，《向导》《中国青年》上的“寸铁”，即是。鲁迅是这一战斗的报刊文体的集大成者，是杂文艺术的大师。
鲁迅的杂文有一些是有文学色彩的，近于抒情的散文，如《野草》上的《秋夜》《腊叶》《华盖集》上的《长城》及《准风月谈》上的《夜颂》等。但多数的杂文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小评论”或“短评”。鲁迅自己也经常把他写的杂文称为“短评”。他在1932年自编的《鲁迅译著书目》、1935年所写的《自传》中，都把已出版的那些杂文集子称为“短评集”，如“《热风》1918年至1924年的短评”“《华盖集》短评集之二”“《二心集》短评集之四”，等等。在一些文章中，鲁迅还自称他“常常写些短评”（《花边文学·序言》），称他的杂文为“我的短评”（《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的不少短评，都是紧密配合当时的现实斗争的。其中如《无花的蔷薇之二》，是对段祺瑞政府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的声讨，作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即“三一八”惨案的当天。《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的一些短评，反映得更快，具有明显的报刊评论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具有多种形式。
有的近似于今天报刊上的通讯。如《再谈香港》（1927年9月29日作于港沪船上，刊《语丝》，后收入《而已集》）以第一人称记船过香港时受海关检查的详细情况。揭露了港英当局及“英属同胞”以检查为名对旅客进行讹诈和刁难的种种情景。实际上是一篇很生动的通讯。《阿金》（见《且介亭杂文》）记述了一个女工的遭遇。《看肖和“看肖的人们”记》（见《南腔北调集》）记述了萧伯纳在上海逗留期间的言行和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对肖的评论和反映，都近似于人物通讯。此外，《萧伯纳在上海》是把“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连夜编辑出来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25～126页），类似综合报道；《上海通信》（刊《语丝》是1926年8月底从上海写给北京友人的一封信）、《述香港恭祝圣诞》（刊《语丝》，是1927年11月托名华约瑟写给《语丝》编者的一封信）采用了通讯的体裁；《马上日记》（刊1926年7月5—12日《世界日报》）采用了日记的形式，都有通讯的味道。特别是《马上日记》有情节，有人物活动，有人物对话，写出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的形形色色，其中有军阀的跋扈，有帝国主义分子和高等华人的骄横，有资产阶级卖野人头的商业广告，有小市民们的麻木不仁。和民初黄远生的《新闻日记》一样，都可以算是广义的通讯。在形式的多种多样，语言的生动活泼，反映的及时迅速等方面，鲁迅的这些“通讯”都是很值得学习的。
鲁迅就是这样运用杂文这一武器，为革命造舆论和在报刊上进行战斗的。为了战斗，鲁迅放弃了搞长篇小说，搞大部头文学史的计划，他不顾敌人们的攻击、诱惑和好心的朋友们的劝告，不要诺贝尔奖奖金，坚持用杂文这一便于短兵相接的匕首和投枪，在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中国，对于一切有害的旧事物，给以猛烈的抗争和锋利的袭击。“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且二·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华续·我还不能“带住”》）。他的杂文反映了“中国的大众灵魂”（《准风月谈·后记》），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的学习的典范。
鲁迅的报刊活动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学生时代到1917年）
1899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时，开始接触到《时务报》等维新派的报纸。同时给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游戏报》投过稿，名列该报征诗赠奖名单的前10名（1899年12月19日），这是他和报刊发生关系的开始。由此，一直到1936年他去世，始终没有间断过和报刊的关系。这一年他才18岁。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各省的留日学生都办有鼓吹民主革命的专门刊物。年青的鲁迅参加了光复会，积极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写稿，开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历程。
早在1903年，鲁迅就在许寿裳主编的《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等文艺作品和科学论文。以非凡的热情，歌颂了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对老沙皇的侵略野心及1884年以来沙俄特务在中国内地的活动，提出了警告，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中国地质略论》）
1907年鲁迅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到东京，决定从事文字宣传工作，用进步的舆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他和几个朋友一道筹备在东京出版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定名为《新生》。“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剩下了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没有成功。这是鲁迅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次尝试。《新生》没有问世，原来计划要写的一些文章，后来陆续在刘积学主编的《河南》杂志上发表。署名令飞、迅行。这些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颂扬了拜伦、雪莱、裴多菲等“恶魔派诗人的精神”，表彰了他们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反动的统治阶级所进行的英勇的战斗。对于裴多菲，正如20多年后鲁迅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所分析的，主要宣扬他是一个“反抗俄皇的英雄”，以此来“鼓动青年战士的心”，激发他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志”（《奔流》二卷5期编校后记）。
1909年鲁迅回国，在杭州、绍兴两地任教，“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集外集·序言》）。1912年1月3日绍兴光复后不久，他和宋紫佩、孙德卿、陈去病等人一道发起创办了《越铎日报》，陈任总编辑，宋任总经理，从陶成章的“北伐筹饷局”拿来了余款90余元作为开办费。鲁迅以黄棘的笔名为该报写了《越铎出世词》，还帮助编辑们看稿，设计编排，担任“西报要闻”一栏的编译工作，从当时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等外文报刊上选译重要国际新闻供该报刊用。这在当时的地方性报纸上是较为突出的。鲁迅还建议在该报四版辟“稽山镜水”专栏，发表三言两语的短文，勇敢地嘲讽了混入新政府的旧官绅们的腐败，坚决地揭发了杀害秋瑾的谋主前军政府要员章介眉的罪行，对王金发的军政分府则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希望。《越铎日报》出版40多天后，鲁迅就去南京教育部任职，后又转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仍与该报有联系，为该报副刊投过四五篇稿件。这个报纸在鲁迅离绍后不久，为地主阶级中的右派孙德卿、王文灏等所把持，成为拥袁反孙反王（金发）的报纸，大革命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机关报。鲁迅对孙德卿之流很反感，曾在日记中斥其“可笑”和虚妄。
创办日报的这一次尝试由于去南京和北京任职而中辍了。此后一直到1917年，鲁迅除了偶尔给一些报刊，如《越社丛刊》和教育部办的《编纂处月刊》写点东西外，始终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化遗产的研究，没有更多地参加报刊活动。
从学生时代到1917年，鲁迅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主要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上，为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作宣传，从唤起人民觉醒，改造国民性到“监督行政，促进共和”，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大喊大叫。
第二个时期（1918—1927年）
这一时期，鲁迅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列宁的号召下，在革命前驱者的将令的指挥下，站在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写下了大量锐不可当的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各种反动流派反动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时期他参加了近20种报刊的编辑和撰稿活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家：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鲁迅从1918年4月起开始为该刊写稿。第一篇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两三年的时间内，陆续在该刊发表了《孔乙己》《药》《风波》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37篇作品。《新青年》有一个时事短评专栏叫“随感录”，鲁迅从1918年9月起开始为这个专栏写短评，先后写了27篇，和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给读者以巨大的感染。1918年初，《新青年》进行了一次改组，鲁迅参加了它的编辑工作会议。
《晨报》（1918年12月创刊）。创办人汤化龙，总编辑蒲伯英。五四运动前该报第七版曾请李大钊主编，在他的支持下发表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出版过“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专号”。鲁迅从1919年起就应邀为该报创刊纪念增刊写过文章。1920年孙伏园接办副刊，提倡白话、“标点”和“学术性”“民主性”，以师生关系邀鲁迅写稿，著名的《阿Q正传》就是从1921年12月4日起在该刊连载的。此后，一直到1924年，先后在该刊发表了近30篇文章（内杂文26篇）。这个副刊在鲁迅的指导和支持下，发表过许多新文学作品，译载过高尔基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京报》（1918年创刊）。邵飘萍主办，政治上倾向广东革命政府。1924年12月5日起孙伏园接任该报副刊主编，鲁迅开始为该刊撰稿，在1924—1925两年间，先后发表了37篇杂文，多数是短评，光是以《忽然想到》《并非闲话》为题的便有一二十篇，关于青年必读书问题的著名回答就刊于该报。《京报》共有20多种副刊，鲁迅不光为《京副》撰稿，也给《京报》的《文学》《民众文艺》等副刊写过稿，著名的《战士和苍蝇》即发表在《民众文艺》上。鲁迅、许寿裳等7名教授为支持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而拟的《对于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也是首先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
《莽原》（1925年4月24日创刊）。附于《京报》发行，原来也是《京报》的副刊之一。后脱离《京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鲁迅在开始的一个阶段担任过它的主编，经常撰稿的有未名社的一群作家。每期除附《京报》分送外，另由《京报》赠印3 000份作为稿酬，“看的人也不算少”（《两地书》）。刘和珍就是它的全年订户之一。鲁迅在《莽原》上先后发表了39篇文章，几乎全部是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其中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都是传诵一时的作品。《莽原》社址在北京西城锦什坊街96号，只有两间房子，“三一八”事件后鲁迅曾一度到此避难。鲁迅1926年到厦门后仍然关心《莽原》的出版工作，约司徒乔为《莽原》设计封面，支持韦素园办好这个刊物。
《语丝》（1924年11月1711创刊）。《晨副》易手后孙伏园等人在鲁迅支持下创办的一份以刊载杂文为主的周刊。1927年10月以后，迁上海出版，1930年停刊。《语丝》的主要成员除鲁迅外，有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周作人、章廷谦、孙伏园、李小峰等。鲁迅在《语丝》初创时，曾经支援过这个刊物的印刷费，并且是它的最主要的撰稿人（迁上海后一度任主编）。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近130篇杂文，仅第一年就写作了43篇，其中如《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从胡须说到牙齿》，以及稍后一个时期写的《学界的三魂》《记念刘和珍君》《略谈香港》等，“一经发表后，无论在语言形式方面或是内容方面，在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为《语丝》初期创造了扩大影响的条件”（章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在鲁迅的大力扶植下，《语丝》的不少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同上），“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书信·致章川岛》1927年8月17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是《语丝》“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16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语丝》的命名也是带有随意性的。“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同上）。因此，不少文章的精神是互相抵触的：一方面，在声讨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血腥罪行；一方面，又在进行烦琐的古代史考证。“费厄泼赖”也是周作人、林语堂之流首先在《语丝》上提倡起来的。只有鲁迅自始至终地站在《语丝》的最前线，以战斗者的姿态，严肃地、不屈不挠地和黑暗作殊死的斗争。对《语丝》的这种状况，鲁迅是深为不满的。
这一时期，在他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报刊上，鲁迅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急切地盼望着“刀光火色”中的“新世纪的曙光”（《新青年随感录·圣武》），严正驳斥了封建顽固势力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诬蔑，以及他们的反动叫嚷，激励中国人民像俄国人民那样。“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前赴后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赢得最后胜利。
在这些报刊上，鲁迅以冲决罗网的战斗精神，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读经的孔孟之徒，维护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的封建复古派，抱残守缺，把肿毒当成宝贝的国粹主义者，作了尽情的揭露。
在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中，鲁迅还充分运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舆论工具，和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官僚政客的御用报刊《学衡》《甲寅》《现代评论》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学衡》创刊于1921年1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主编，是一份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刊物。《甲寅》周刊创刊于1914年5月，章士钊主编，是一份提倡封建复古运动的“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现代评论》周刊创刊于1924年12月，陈源主编，是一份反苏反共拥段拥蒋的反动刊物。在复古的逆流中，这几个刊物都叫得很响。《学衡》攻击新文化运动是“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主张“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甲寅》则主张“读经救国”，攻击推行白话文“诚国家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现代评论》也大唱“整理国故”的滥调。鲁迅在《猛进》《京报》《晨报》《莽原》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十四年的读经》《青年必读书》《估学衡》《灯下漫笔》等文，对这三个报刊所掀起的复古主义的逆流作了迎头痛击，对他们文章中的文理荒唐、逻辑混乱和用典错误之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当驳斥陈源的文章《不是信》在《语丝》上发表时，刊物未到发售处就挤满了人。“一到就抢光了”（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
“五卅运动”和1925年女师大学生反对反动校方的学潮发生前后，这几个刊物都竭力为段祺瑞反动统治辩护，讨好帝国主义，反对工农学生的爱国运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对进步学生的镇压。鲁迅在《京报副刊》《语丝》《莽原》等报刊上写了《碰壁之后》《忽然想到》《并非闲话》等战斗杂文，对这些刊物和那些“正人君子们”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和北洋军阀喉舌的反动嘴脸，作了无情的揭露。鼓舞了不少“被人打击了而没法申诉的弱者”，使她们“每捧读到一篇文章，就得到一种勉励”（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
对于这几个反动刊物的种种谬论，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党的机关报刊虽然也作过一些批判，但是由于这些报刊当时忙于推动南方一带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和反击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对处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这场战斗，没有投入很大的力量。给这几个反动刊物以沉重打击的，是鲁迅和在他支持下在北京出版的《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猛进》《国民新报副刊》等这几个报刊。鲁迅是这场反击战的主将。
第三个时期（1927—1936年）
这一时期共10年，是鲁迅一生中最光辉的10年，也是他的报刊活动最活跃的10年。
这10年中，鲁迅以上海为基地，先后参加了72种报刊的编辑和撰稿活动，在报刊上发表了400多篇充满了战斗锋芒的杂文，数量上超过了前两个时期的总和，其中仅1933年一年就发表了130多篇，篇篇都是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这10年也是鲁迅在舆论战线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英勇战斗的10年。以1927年“四一二”前后发表的一些文章为标志，鲁迅已经轰毁了自己头脑中的进化论思想，接受了唯物史观、辩证法和阶级分析的观点，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舆论战士。
在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中，鲁迅和党保持了亲密的联系，他引“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为同志，深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支持苏区的革命斗争，向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有力的挞伐。
1927年秋，鲁迅到达上海，立即开展报刊活动。
在1927—1930年初这一阶段，鲁迅先后担任了《语丝》（这时已迁到上海）、《奔流》（1928年6月创刊）、《朝花》（1928年12月创刊）、《文艺研究》（1930年2月创刊）等刊物的主编，支持《未名》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还经常给《北新》和《文学周报》等刊物写稿。
1930年3月左联成立。在1930—1933年这3年间，鲁迅以主要力量从事左联的一些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过《萌芽》《巴尔底山》《前哨》（后改《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刊物的主编，写了不少评论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上刊《萌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刊《前哨》），《沉滓的泛起》《友邦惊诧论》（刊《十字街头》）等著名杂文，就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在白色恐怖下，这些刊物的寿命都很短，最长的《前哨》只出了8期，最短的如《十字街头》，只出了3期。工作条件是比较艰苦的。除主编这些刊物外，鲁迅还积极为《拓荒者》《北斗》《文学月报》等其他左联刊物写稿，关心它们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成为左联系统各报刊的实际上的总指导者。1931年3月，左联的外围刊物之一《文艺新闻》创刊，这是一个小型的周报，以报道国内外文艺界的新闻为主，以通讯、特写、访问记、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反映文艺战线的动态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意见，兼刊一些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办得比较活跃。鲁迅积极支持这个周报的出版，为这个周报写作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章，并在《我对于“文新”的意见》一文中，对这个周报的出版提出很多带指导性的建议。在鲁迅的支持下，以《文艺新闻》的编辑记者为核心成立了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隶属于左联，并在《文艺新闻》上出版《集纳》专页，“以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新闻学理论”。这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新闻理论的中国的第一个新闻学专刊。
1933年以后，左联的刊物大部被封。恰好这时《申报》的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接编，转请郁达夫来约稿，鲁迅接受了，于是从1933年1月起就开始为《自由谈》写稿。《申报》的《自由谈》创办于1912年，向来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前任主编周瘦鹃就是这一派的健将，所刊多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说。黎烈文主编后作了一些改进，以刊载随感性的时事评论文章为主，同时也刊载一些文学批评和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每天出一期，每期3 000多字。经常保持五六篇稿件。有时还围绕一个专题，组织专版，短小精悍，办得比较活跃。参加写稿的有不少是“左翼普罗作家”。鲁迅开始只是“漫应之”，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先后为《自由谈》写作了128篇短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中的大部分文章就是这一时期在《自由谈》上发表的。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其中的第一篇《逃的辩护》（刊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讥评。这些闪烁着熠熠的战斗锋芒的匕首和投枪，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使《申报》的发行数字，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由145 400份增长到150 600份。黎烈文去职后，鲁迅继续为《自由谈》供稿，一直到1934年的8月。鲁迅为《申报》写稿的这一个时期，是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时期。
1933年下半年到1936年他逝世这3年，鲁迅除了继续担任《文学》的编委和主编过三期《译文》（1934年9月创刊）外，没有再作编辑工作。主要精力用来写文章，为各个刊物供稿，用杂文和政论文进行战斗。
这一时期，鲁迅先后在近20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其中发表文章较多的是《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文学》创刊于1933年1月，郑振铎主编，鲁迅和茅盾、郁达夫、叶绍钧等都是编委，是一个大型综合性的文艺刊物。鲁迅的《谈金圣叹》《病后杂谈》《又论第三种人》等26篇杂文，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太白》是一个以刊载杂文、散文、小品文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评论文章为主的刊物，陈望道主编，1934年9月创刊，只出版了一年。鲁迅的《考场三丑》《论人言可畏》等23篇杂文，即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此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新生》（1934年创刊，杜重远主编）、《读书生活》（1934年创刊，李公朴主编）上，鲁迅也发表过一些文章。
《太白》停刊后，上海涌现了一批由新进作家主编的文学刊物和综合性时事刊物，这就是1936年初创刊的《中流》（黎烈文主编）、《作家》（孟十还主编）、《海燕》（史青文主编）、《文学丛报》（王元亨、马子华主编）、《夜莺》（方立中主编）等。鲁迅对这些多少能够讲点话的“稍有生气”的刊物，给以很大支持，关心它们的出版，为他们代约稿件，自己也积极供稿。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半夏小集》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文，就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
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鲁迅通过他所写的杂文，用犀利矫劲酣畅淋漓的笔墨，对形形色色泛起的沉渣进行了鞭辟入里地刻画、嘲讽和批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尊孔复古的官僚政客，鼓吹人性论充当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陈源、梁实秋，号称第三种人的苏纹、施蛰存，“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满脸西崽相的林语堂，披着民族主义文学外衣的法西斯鹰犬黄震遐、朱大心，打着小资产阶级文学旗号的叛徒特务杨村人，自称“革命文学家”实际上是“△”专家的张资平，鼓吹“且喝杯中酒，国事管他娘”的反动文人曾今可和化名狄克的王明的门徒张春桥，都在他的笔下，撕破了画皮，露出了丑恶的嘴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三省，进一步挥军入关妄图吞并整个中国。蒋介石政府则推行“安内始能攘外”的卖国投降政策，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鲁迅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通过他所撰写的几十篇杂文，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中如刊登在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上的《友邦惊诧论》、刊登在1933年5月5日《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与题目》、刊登在1933年5月19日《申报》上的《天上地下》等，都针锋相对地揭露和痛斥了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对残民以逞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嘲讽。
在发表在《萌芽》《作家》《文艺新闻》等报刊上的一些政论文章和杂文中，鲁迅特别对那些“伏在大纛荫下”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的“嘴脸”，作了深刻的勾画。指出这一伙人是空喊“革命”的口号，“故作激烈的唯物史观”，“摆出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打击别人，“以显其‘正确’”和自我吹嘘的假革命者（《文艺新闻》第20～21期，《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于这些人的种种丑恶表演，鲁迅虽然在重病中也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立刻提起笔来，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斗争。
当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反动报纸《大晚报》的“星期文坛”上发表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对进步小说《八月的乡村》横加指责时，鲁迅立即在1936年5月出版的《夜莺》月刊上发表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给以反击。鲁迅对张春桥之流的王明的门徒们，舒舒服服地住在“三月的租界”里，动不动就指手划脚，挥舞大棒，对进步的作品进行“含糊的指责”，定下“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的罪名一节，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质问说，张春桥并没有等到“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凭什么对作者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难道为了等待坦克，就不妨“先折断了投枪”？这种作法，难道不是向敌人“献媚”和帮助敌人“缴”了自己的“械”么？
鲁迅的这些文章体现了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鲁迅逝世发出的专电》）。他留下来的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上千篇杂文，是留给革命新闻工作者的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
二
鲁迅一生虽然给近100家报刊写稿，参加过近20家报刊的编辑工作。但是受条件的限制，始终没有办成报纸。他自己也早已得出结论：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我们自己绝办不了报纸”（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第33页）。
党在苏区和白区出版的一些报刊是革命的舆论阵地，但鲁迅不是党员，而且从长远的战斗需要考虑，为了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坚持下去，也不宜于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因此除了自己主办的一些刊物和自已担任主编的左联的一些刊物外，只能利用可以利用的舆论阵地来发表文章。
鲁迅经常发表文章的报刊，基本上属于两种类型。
一种是当时的进步报刊，或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报刊。如：
1. 邵飘萍主办的《京报》。这份报纸在当时甚至被一些反动派说成是“苏维埃之御用品”（观棋：《北京报业偶谈》）。
2. 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一些报纸。
例如《国民新报》，这是在当时的国民军首脑冯玉祥的支持下出版的一份报纸。1925年9月在北京创刊，总编辑邓飞黄。这个报纸有中英文两版，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报道苏联国内建设消息和苏联人民支持中国革命的消息，斥责段祺瑞为“卖国贼”“帝国主义的走狗”。“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曾以“段祺瑞屠杀爱国人民”为题用整版篇幅报道事件经过，并陆续发表了《段祺瑞三大屠杀》《卖国贼及其走狗之妖言》等社论，声讨西山会议派破坏革命的罪行。鲁迅从1925年12月5日起，到1926年2月10日止，应邀担任这个报纸的副刊的主编，共编发了60多期副刊，内容以时事性评论文章、散文、译文为主。他的《“公理”的把戏》《这个与那个》等13篇杂文即在这个副刊上发表。经常为这个副刊撰稿的还有许寿裳、冯至和未名社的一班人。《鲁迅日记》从1925年12月2日到1926年5月6日，有21次和邓飞黄通信、晤谈和开会研究编辑工作的记录。这个报的社会科学副刊曾发表过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译文。李大钊也为这个报纸写过文章。再如北京、上海两地的《民国日报》。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办过不少《民国日报》，多数由左派掌握。如武汉的《民国日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就由董必武任社长，沈雁冰任总编辑，毛泽民任总经理。汕头的《岭东民国日报》（粤东地区国民党党部机关报）的报头就是周恩来题的字，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第一次中文全译本，就首先在该报发表。上海和北京的《民国日报》创刊较早，前者在五四时期即已出版，后者创刊于1925年，两刊都发表过鲁迅的文章。鲁迅在北京《民国日报》创刊前三天，就亲自到报社送稿，给该报以很大的支持。
此外还有广州的《国民新闻》（1925年8月创刊）。这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机关报，社长甘乃光当时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关系比较接近。鲁迅到广州前该报刊登过不少欢迎和介绍鲁迅的文章。鲁迅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它的副刊《新时代》的主编梁式就来约稿，新近发现的鲁迅的重要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就是在这个副刊的第11期上发表的。这个报纸“四一五”后为右派掌握。梁式曾写过三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后来堕落为文化汉奸。
3. 韬奋等进步文化工作者主办的报刊如《新生周刊》《读书生活》《太白》等。
4. 创办初期“还有一点朝气”的报刊。如《新潮》《涛声》《新语林》等。
《涛声》半月刊，1932年8月创刊。主编人曹聚仁，当时是暨南大学教授，提倡汉文拉丁化。鲁迅有《论“赴难”和“逃难”》等五篇文章在该刊发表。《芒种》半月刊，1935年3月创刊，也是曹聚仁主编，鲁迅在该刊发表过《题未定草》等三篇文章。鲁迅所以支持它，因为“《芒种》是反对林语堂的刊物”（《书信·致增田涉》，1935年3月23日）。
另一种是政治上保守或反动，但由于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居于在野的地位，和当权的反动政府有矛盾，可以暂时利用的报纸。《晨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申报》等属之。
《晨报》是进步党的报纸，一度为阎锡山、张作霖所控制，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的右翼，但是在北洋和国民党各派的派系斗争中不属于嫡系，经常处于在野的地位，因此，有时也放言高论，说点漂亮话，摆出一副兼容并包的样子。
《世界日报》是成舍我主办的报纸，标榜“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实际上接近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仍然算是一个“在野”政党的报纸，所以对北洋政府有时也说点批评的话。鲁迅应邀为《世界日报》写过《马上日记》等7篇杂文，时间也正是在这一时候。刘半农当时是这个报纸的副刊编辑。鲁迅写稿，也是为了照顾老朋友的面子。
《中华日报》是汪精卫系统的改组派的报纸，林柏生主编。改组派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形成的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打着改良主义的旗帜，戴上国民党左派的假面具，欺世盗名，进行争权活动，办有《革命评论》《前进》和《中华日报》等报刊，进行舆论上的鼓吹。经常“以激烈态度批评南京政府和反击吴稚晖等人的谩骂”（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鲁迅给这个报纸的几个专刊写过27篇杂文。
《申报》是另一种情况。它不属于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派系。言论偏于保守，经常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它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那一套作法有所不满，态度稍有改变。《自由谈》主编人的易手就是在这个时候。鲁迅在1933—1934年之际，先是为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黎去后又为张梓生主编的《自由谈》写稿，同时还为《申报》主办的另一副刊《申报月刊》（俞颂华主编）写稿，在一年多时间内共为《申报》写了142篇评论文章。成为他一生中最高产的时期。
需要说明的是：
（一）对于这些报纸，主要是利用他们的版面和他们的公开的合法的地位
在进步的革命的报刊受到压抑，自己又办不了报纸，缺少舆论阵地的情况下，这种利用是有必要的。马克思给《纽约论坛报》写过文章，毛主席给长沙的《大公报》《湖南通俗报》写过文章，就是这方面的先例，是出于斗争的需要。当然，这些报纸的政治倾向是不同的，例如《世界日报》是亲蒋的；《中华日报》当时是反蒋的；《晨报》对于当权的反动统治者有奶就是娘，哪一派上台就捧哪一派；《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但都是资产阶级报刊。给他们写稿不等于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能利用就利用；不让说，不能利用就拉倒，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鲁迅对此作过精辟分析：“报纸没有一家没有背景，我们可以不问，因为我们自己绝办不了报纸，只能利用它的版面，发表我们的意见和思想。不受到限制，干涉，就可以办下去；没有自由，再放弃这块阵地。总之，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转引自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第33页）因此，对于一切可以利用的舆论阵地，鲁迅总是不放过的。韦素园到《民报》，孙伏园到《京报》担任编辑，都得到过他的极力支持。
（二）在整个报纸的各个版面中，主要利用它的副刊
中国报纸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副刊，有的报纸还不止一个副刊，这些副刊通常接收外稿，有时还委托报社以外的人编辑，成为可以利用的舆论阵地。一般情况下，报纸正副刊的基本政治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一定条件和一定情况下，也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不一致。原因是多样的，有的是办报人有意识地给副刊以相对的自由，这对进步的副刊的编辑人实际上是一种支持。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有的是办报人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开放部分篇幅，为自己装点门面，以广招徕，并不一定同意其中的观点。但在实际上则给自己办不了报的进步团体和个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讲坛。五四运动以来，许多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副刊，就是这样办起来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国民新报》副刊、《京报》副刊大体上属于前者，《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文学周报》和《中华新报》的《创造日》属于后者。除《创造日》外，前引的一些副刊鲁迅都写过稿。利用副刊的相对独立性宣传自己的观点，是革命舆论战士在反动统治地区迫于形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要坚持原则。正如鲁迅在支持韦素园接编《民报》副刊时所说：“自己办不了报，一般报纸不可能干干净净，我们只能利用它的一角，说自己的话，不作原则性的迁就就好了。”（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第26页）
（三）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报纸都可以利用的
有些反动报纸鲁迅就决不和它们打交道。他所说的“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华盖集·海上通信》），指的就是这种报纸。例如《中央日报》，武汉时期沈雁冰、孙伏园担任副刊主编的时候，是革命的，鲁迅很支持，曾经表示即使累到“须吃药做文章”，也“非投稿不可”（《两地书》）。他的《无声的中国》等两篇文章就是在那一时期的《中央日报》的副刊上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央日报》成为右派的反动喉舌，鲁迅就不再和他们来往。《时事新报》，鲁迅在五四时期曾经投过稿，当这个报纸为四大家族所攘夺时，鲁迅也不再为它写稿。对一些企图借鲁迅的名字，装点门面的反动报纸，如黄萍荪所主编的《越风》半月刊，为蒋介石小骂大帮忙的《国闻周报》，以及肖同兹等所把持的《立报》等，尽管一再函邀，鲁迅都婉言谢绝，表示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四）对于那些投过稿打过交道的报刊，也不是没有斗争的
《十四年的读经》（刊1925年11月《猛进》）就是对《晨报》的反苏言论的尖锐的抨击。《难答的问题》（刊1936年2月《海燕》）则是对《申报》吹捧武训的严肃的批判。当1936年9月27日的《申报·儿童专刊》上刊出梦苏作《小学生应有的认识》一文，公然提出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时，鲁迅表示了异常的愤慨，斥作者为“畜类”，斥那篇文章为“令人发指”的“昏话”（《书信·致黎烈文》）并扶病为《中流》写了《立此存照（七）》一文，进行批判。《涛声》初创时，鲁迅是支持的，但当这个刊物指责北平爱国学生，说什么“即使不能赴难，最低限度也应不逃难”时，就立即写了《赴难与逃难》一文，自称“逃难党”，主张“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并对“党国”的媚外反共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这些报刊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报刊，作者鱼龙混杂，在利用这些舆论阵地时，鲁迅既有灵活性，也坚持原则性，该斗争时还是坚持斗争的。
鲁迅的一生，“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题呐喊》）。他的报刊活动是在重重的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下，在诬蔑、压迫、囚禁、杀戮的重重威胁下，在和特务、文探、叭儿、检查官老爷们作斗争的过程中进行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鲁迅在北京办报，写文章，对北洋军阀的压迫进步报刊，他是进行过抗争的。对北洋政府的封禁《民国日报》和稍后一个时期的封禁《语丝》，鲁迅提出过愤怒的抗议，说：“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两地书》）。他把希望寄托在南方的革命政府上。
1927年到了广州，亲眼看见这个“红中夹白”“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的城市终于为反革命所劫夺，他的希望因之破灭。反革命的毒气也立地袭来。刚到广州时的“革命战士”的称号被取消了。有的报纸竭力不使鲁迅的名字出现，有的报纸奚落他是“杂感家”，说“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有的报纸则捏造他已逃离广州，逃到还未经过“清党”的汉口去了的消息，借以暗示他就是共产党。在“如磐夜气压重楼”的情况下，鲁迅没有退却，他迎着敌人上，选择了上海这一逼近敌人心脏的阵地，扎了下来，紧握自己手中的笔，在舆论战线上，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上海的这10年，是战斗的10年。这10年中，鲁迅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情况下，岿然不动，决不屈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大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白区的进步文化事业实行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1928—1929年颁布了所谓《查禁反动刊物令》《宣传品审查条例》，在各大城市实行邮电检查和报刊出版登记制度，对革命的进步的报刊严加限禁。各处寄给鲁迅的报刊经常被没收。“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担任编辑的两个刊物也受到了冲击。《莽原》的一期因为刊有俄国文学作品的译文被扣，《语丝》被迫减少了“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多登中篇作品”，终于办不下去了，被迫停刊。1928—1929这两年，鲁迅开始受到了“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威胁（《三闲集序言》）。他愤慨地把以前写的一首揭露北洋军阀的诗，重新引作他的新杂文集《而已集》的题词：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1930—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革命的进步的报刊进行了新的迫害。柔石等左联五作家遭到屠杀。“文禁如毛，堤骑遍地”（《书信·致台静农》1932年）。整个国民党统治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南腔北调·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在《语丝》停刊后的一段时期内，鲁迅能够写点东西的只剩下了左联的几个刊物，但《萌芽》只出五期就被封禁，《前哨》等也被迫转入地下，“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南腔北调·题记》）。1930年这一年，鲁迅一共只写了后来收入《二心集》内的不到10篇短评，正如他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所说：“压迫是透顶了！”
《申报》来约稿后，开始“平均每月八九篇”，暂时地打开了一点局面，但不久他的文章又由于“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而“接连的不能发表了”（《伪自由书前记》）。送去的《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不求甚解》等短评，或由于隐指国民党当局的亲日卖国，或由于讽刺蒋介石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而被扣发。连累到《自由谈》的主编人也遭到反动报刊的人身攻击。《自由谈》的“自由”本来是一句空话，现在连说点空话的这点“伪自由”也被剥夺了。
1933—1934年之际，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新闻检查标准》和《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对各大城市的报刊实行预检。1934年2月全国有149种书刊被禁，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为禁书，鲁迅经常投稿的几个报刊也有不少被查封。1934年12月，鲁迅在给刘炜明的信中，告诉他“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1936年2月又在致杨霁云的信中，报告了他经常投稿的《海燕》等刊物被禁的消息，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越来越紧迫了。
在1934—1936年这三年间，鲁迅送往各个报刊的稿件，成为众矢之的。有的题目被删改；有的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1935年《花边文学·序言》）弄得面目全非，有的干脆全文都被禁止。
但是，鲁迅丝毫也不屈服，他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地和黑暗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对于横逆之来，他都泰然处之。他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文坛所受压迫一天一天吃紧，然而我仍悠然度日”（《书信·致增田涉》）；“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书信·致山本初枝夫人》）。后一段话写于1933年6月25日，正是杨杏佛被暗杀不久的时候，充分表达了鲁迅的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
事实正是这样。当御用的检查官们挥舞大棒对他的稿件大砍大杀的时候，鲁迅根本不管他们那一套，反而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些人的嘴脸作了尽情的揭露（见《花边文学·后记》《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等文）。当有的书商主动要求预检“以保血本”，有的新闻记者向反动政府“恳求保护正当舆论”的时候，鲁迅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想求保护！”表示决不向压迫者投降。在给日本朋友的信中，他还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要和检查官们打一仗（《书信·致增田涉》1935年）的计划。
当他主编或经常联系的某一个刊物受到敌人的禁锢办不下去时，他就改换一个名称，再办下去。《萌芽》从第6期起改名《新地》，《前哨》从第2期起改名《文学导报》，以及《拓荒者》的改名《海燕》，都出于他的指挥。
当一些“违禁”的稿件，在一个报刊上被扣发时，他就转移到另一个报刊发表。当一些文章在国内估计难以通过时，就先送到国外报刊或国内外文报刊上发表，然后再回译过来。
当鲁迅这一笔名遭到敌人的特别注意时，就“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其中大部分是在后10年“围剿”严重的时期使用的，仅在《申报》一个报纸上，鲁迅就先后换用了41个笔名，在《中华日报》上也变换过13个笔名。有的笔名，在迷惑敌人的同时，也还寓有调侃嘲讽的意思。
那些被检查官们扣发了的文稿，鲁迅在结集时，通通收入，并一一作说明。被删节了的文句，也一一按原稿补足，并加注黑点，让读者们看出删节者的卑劣手法和险恶用心。既是对反动检查官儿们的权威的蔑视，也是对他们的无情揭露。
当反动派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不许任何带有革命色彩的文字见于报刊时，鲁迅就采用隐晦曲折的笔法写作杂文。或以古喻今，或冷嘲热讽，和敌人进行斗争。这些文章表面上谈的是“风月”，实际上谈的是“风云”；表面上“嬉皮笑脸”，实际上“剑拔弩张”；发奸擿伏，淋漓尽致，使革命的人民受到激励，使敌人疾首蹙额，无可奈何。当然，受环境的限制，这些文章从表面上看，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如鲁迅所说的是“上了镣铐的跳舞”（《书简·致曹白》1936年）。
他就是这样，用他那支“金不换”的笔，通过报刊这一有力的舆论工具，“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的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的战斗的报刊活动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新闻战士的崇高典范。他无愧为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三
鲁迅一生从事革命的报刊活动，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新闻学的理论，虽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也有过不少十分精辟的论述，他的不少杂文，特别是晚年所写的杂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报刊宣传工作发表过不少议论，提出过不少设想，学习和研究他的办报思想，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理论宝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为革命办报，为革命写作
鲁迅认为报刊宣传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办报、办刊物、写文章、造舆论，其目的都是为了革命；为了“给寂寞者以呐喊”（《伪自由书序》）；为了“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为了“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为了“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为了“注入深沉的勇气”，“启发明白的理性”激发自己的国民性，使他们发些火花，（《坟·杂议》）；总是为了更好地揭露批判和打击敌人，鼓舞、激励和教育人民群众，推动革命的发展。
鲁迅是以革命的舆论战士自居的，他认为他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评论文章，虽然时时针对个人，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书信·致杨霁云》1934年）为了和阶级的民族的敌人作斗争，他秉笔为枪，生死以之，决不妥协，决不动摇。虽然不免因此而树敌甚多，也决不回避。他认为这是革命的需要，是“无可避免，也不应避免的”。当“四一二”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现在，比较安全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的时候，他坚决选择了继续“做时评”的道路，当左联五作家被秘密处决，杨杏佛被暗杀，特务们扬言要用“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鲁迅的时候，他坚守岗位，继续战斗，不因危险而却步，他豪迈地写道：“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准风月谈·秋夜纪游》）。“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面对的是什么”（《书简》）。
鲁迅的许多笔名，也闪烁着犀利的战斗的锋芒。“韦素”“桃椎”象征着驱邪除恶；“迅行”“旅集”意味着奋勇赴敌；“丁萌”“晓角”则是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的颂赞和憧憬，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他为革命写作的思想。
鲁迅引革命者为同道，对那些在“革命史”上曾经战斗过的人始终怀有极大的敬意。他称赞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创办的一些报刊“多含革命的精神”（《热风·一是之学说》）。他认为那一时期值得保留下来的文章，主要还是那些曾经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作过鼓吹的“战斗的文章”。当周作人轻率地写了一篇《谢本师》，表示要和章太炎脱离师生关系的时候，他却充分肯定章太炎早期的战斗业绩，建议把早年在报刊上所写的“战斗的文章”一一辑录，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且介亭杂文二集·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迅的报刊活动实践，体现了他为革命造舆论的思想，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旧世界猛烈的抗争和锋利的袭击，都贯彻着照耀时代的战斗的精神。
（二）“战斗一定有倾向”（《且介亭杂文序》）
鲁迅认为凡“战斗一定有倾向”，一个报刊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决不能含糊。他反对把刊物办成“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华盖集·通讯》）。他最不爱看那种“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之类的不痛不痒的文章。认为那样的文章，“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俞颂华办了一个《新社会半月刊》（1931年·上海），请他提意见，出于爱护，他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个刊物的致命缺点是“平庸”，话说得四平八稳，谁也不敢得罪，读者看了无所得，办不办都没多大意思。
在给唐弢的信中，鲁迅指出一个报刊之所以一定有倾向，是因为它的编辑人总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书信》1936年5月22日）。
鲁迅毫不隐讳地承认他的办刊物，写文章，总是“党同而伐异”的（《集外集·新的世故》）。办《莽原》的时候，接近新月社那一派人的来稿，他就坚决不登。他嘲笑那些自称“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杂志编辑人，指出：“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他举例说：“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吧，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激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他到地里去”（同上）。
既然有倾向，有一定的圈子，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文坛的悲观》（1933年8月14日《申报·自由谈》）一文中，鲁迅特地引了《民报》和《新民丛报》，以及《新青年》中支持新文化运动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两派间的斗争为例，来论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主张在报刊上开展必要的斗争。他认为任何刊物任何作者都不能“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们必然会“像热烈的主张着所是一样，激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斩断他的肋骨”“在现在这个‘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且介亭杂文，再论“文人相轻”、七论“文人相轻”》）。他认为没有倾向，没有爱憎的报刊和作者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
鲁迅为革命办报，主张所办报刊必须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他亲自担任主编的报刊如《国民新报》副刊、《萌芽》《奔流》等，即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也始终坚持革命的办报方向，以大无畏的精神，同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及他们的御用文人进行了坚韧的战斗，译载了大量的革命文学作品，成为革命的舆论阵地，他担任编委或参加部分编辑工作的一些刊物，情况就复杂一些。但他仍然坚持斗争，抵制刊物内部的反动倾向，作出种种努力，提高刊物的革命色彩，加强刊物的战斗作用，端正刊物的办报方向。
例如，在《新青年》担任编委时就是这样。这个刊物虽然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大力量。十月革命前，它在反封建上起了很大影响，但反帝是很不彻底的，在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的同时，也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十月革命后，《新青年》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增多了，但也还有胡适之流所写的鼓吹“研究问题”“整理国故”的反动文章。鲁迅支持它的进步倾向，对它的反动倒退则时时加以批判和抵制。
1918年，当《新青年》的版面上充斥着“见鬼”“求仙”“打脸”之类的无聊的讨论时，鲁迅就公开表示反对，认为这一类文章“还可酌减”，“用刊物的宝贵篇幅刊载这一类无聊的通信，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集外集·渡河与引路》）。当胡适攻击钱玄同、刘半农两人所写的反对旧文学的文章“不登大雅之堂”，把刘半农排斥在编辑部之外，打算将这个刊物垄断起来，多登他们那一伙儿的文章的时候，鲁迅马上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个杂志如果归你一手包办，我们就坚决不投稿”（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刊1956年10月《文艺月报》），使“胡博士”知难而退。1920年底，胡适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俄》，当时在美国出版的一种介绍革命后苏联情况的进步刊物）的汉译本”，写信给陈独秀，并征求鲁迅等人的意见，要求以编辑部名义“发表宣言，声明《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只注重学术、思想和艺术的改造”时，鲁迅立即回信断然拒绝，表示《新青年》对反动当局的压力，没有必要“示人以弱”“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书信致胡适》1921年1月3日），再一次粉碎了胡适之流妄图改变《新青年》办报方向的阴谋。
在《语丝》担任编委时也是这样。《语丝》初创时是颇有朝气的。但是由于社长的政治倾向原来就不很一致，经常主持编辑工作的周作人、林语堂之流，又一个劲儿地把刊物拉向右转，公然宣扬“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周作人文。转引自荆有麟《鲁迅回忆》第108页）。他们所写的文章，态度平和淡泊，内容不是苦茶古玩，就是谈鬼说禅，使刊物的调子越来越低沉，鲁迅对此非常不满，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语丝》态度还太暗”（同前书第110页），《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两地书》），“《语丝》……在消沉下去”（《三闲集·我和语丝的终始》），极力扭转《语丝》的办报方向。他利用自己在《语丝》编辑部的影响，制止孙伏园向胡适、陈西滢之流靠拢，抵制了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人的来稿。有意识地多刊登一些“揭发时弊”的文章，使《语丝》在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御用刊物《甲寅》《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起了较好的作用。只是由于这个刊物的组织，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积重难返，业务经理人李小峰又一再对鲁迅的编辑工作进行干扰，鲁迅才最后放弃了这个阵地。
为了端正所办报刊的办报方向，鲁迅是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的。
（四）对敌论战不留情面
鲁迅的笔是“尖刻”有力的。往往三笔两笔，就“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他在对敌斗争中所写的文章，对于敌人“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朝花夕拾·猫狗鼠》），使敌人原形毕露，无地自容。下笔不留情面，这是鲁迅的一贯主张。
对于敌人，鲁迅认为是不能温良恭俭让的，是不能“费厄泼赖”的，是不能讲究中庸之道的。当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一一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宣传“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对于已经下台了的如段祺瑞那样的人，就不应该“投井下石”，“再攻击其个人”，提倡所谓“费厄泼赖”的时候，鲁迅就坚决反对，并在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思想。当《现代评论》派分子招架不住鲁迅的批判，在《晨报副刊》上写文章告饶说，大家都是“大学教授”，不该“混斗”下去，还是“带住”吧的时候，鲁迅大声地回答他们：“我还不能‘带住’！”决不给那些以“公理正义的美名”和“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的“正人君子”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1935年在给肖军、肖红的信中，鲁迅再一次明确地阐述他的以上观点。“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做几句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书信》1935年1月4日）。
（五）发扬“韧”的战斗精神，打好“壕堑战”
鲁迅认为在黑暗的旧中国，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革命的报刊工作者须时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讲究斗争的策略，发扬“韧”的战斗精神，打好“壕堑战”。
鲁迅生长在旧社会，他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和形形色色的枭蛇鬼怪作斗争的过程中度过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深深知道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坟》）。他不怕恶势力的围攻，但也决不逞匹夫之勇。不管敌人怎么恫吓、威胁，或设下陷阱叫骂诱战，他都不为所动，总是把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选择好适当的表现形式，捕捉好有利的战机，“徐徐扑之”，在狙击中赢得胜利。
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白区党的机关报刊和党的外围报刊在错误路线领导下所采取的一些极“左”的宣传手法，鲁迅是很不赞成的。
当时，在白区秘密出版的党的机关报刊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不仅用大量的篇幅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鼓吹，宣传“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革命有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必须在各大城市加紧工人武装组织政治罢工，“以创造武装起义的胜利基础”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而且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情况下，公然号召在上海各工厂公开地大张旗鼓地组织（党报）读报会，发展党报的工人通讯员。
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下，在白区公开出版的一些革命的文学刊物也完全不顾及公开出版的一般刊物和党的地下报刊应有的区别，把地下报刊上的一些口号，如像“拥护中国革命”“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照样写到文章里面来。以致刊物很快就被国民党查禁。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机关刊物《世界文化》，急于表示自己和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密切联系，在创刊号上就以《一个伟大的印象》为题，发表了报道全国红色区域代表大会情况的通讯。只出一期，就被迫停刊。
鲁迅批判这种做法是“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他把这种作法形象地比喻为打“赤膊战”，认为是一种愚蠢的作法，其结果是便利了敌人。1933年当太原的一些进步文艺社团要在当地创办一份刊物的时候，鲁迅就诚恳地告诫他们，要“察看环境”，不要追求表面上的“激烈”。即使被“不明情形”的人暂时地“评为灰色”也可以，“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因为“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书简·致唐河等榴花艺社诸君》）。
此外，鲁迅对前述那些报刊上的“只图自己说得畅快”，一味“打打”“杀杀”“血血”的文字，和动不动就要拿敌人的脑袋“开西瓜”的咋咋呼呼的文章，也很有反感。他认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那些不接触社会斗争，不明白革命实际，关起门来高谈彻底的主义的人，表面上似乎很革命，其实是很容易从极“左”变成极右的。
（六）加强报刊的评论工作
鲁迅认为办好一个刊物，首先要抓好评论文章的写作，组织好这方面的稿件，一个刊物没有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自己为报刊所写的杂文，绝大多数也正是评论文章。
在当时出版的一些刊物中：他比较满意的是《猛进》（政论性周刊，徐炳昶主编，1925年3月创刊于北京，1926年停刊）。主要是因为这个刊物的评论文章较多，而且“很勇”（《两地书》）。不太满意的是《妇女周报》（《京报》副刊之一，陆晶清主编），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刊物的“议论很少”（《两地书》）。对于一些综合性杂志或报纸副刊，出于爱护，他总是建议他们多编发这方面的稿件。《新潮》创刊不久，编者来信征求意见，他回信告诉他，希望《新潮》多刊载一些能够“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书简·致傅斯年》）的文章。韦素园主编《民报》副刊时，鲁迅也建议他“最好多登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富于战斗性的杂文”（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第33页）。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一个刊物倘没有这方面的稿件就不是一个好的刊物。
《莽原》刚刚创刊时，鲁迅的设想是把这个刊物办成一个“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的“发言之地”（《华盖集题记》），所需要的也正是那些“言之有物”的，“显豁”的，“撒泼”的，战斗性较强的，能够“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的评论文章。因此来稿中“倘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两地书》）。可惜的是像鲁迅这样的写评论文章的斫轮老手，在当时还太少，投稿人当中“做小说的和能翻译的居多，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花呀”“爱呀”“死呀”“血呀”的诗偏又来得太多，鲁迅对此很不满意，曾经引为“缺点”，作过批评，并多次声明，不希望把《莽原》办成“文艺杂志”。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鲁迅对评论稿件的重视。
（七）一切报道都必须完全真实
鲁迅认为报刊上的一切宣传和报道，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保证完全真实。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南腔北调·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如果违背了真实，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就会产生一种“坏结果”，即“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同上），将会影响报刊在读者中的威信，在宣传上起到相反的效果。
鲁迅自己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的。他所写的和编发的每一篇稿件，其中所涉及的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符合事实，不允许有一点出入。1925年12月24日他在《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的《公理的把戏》一文，其中把杨荫榆请客的地点西安饭店写成太平湖饭店。发现了以后，鲁迅立即作了更正，并在收有这篇文章的《华盖集》的编后记中作了如下声明：“请客的饭馆是哪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说明他对报道的真实性的重视。
（八）“应多量吸收新作家”
鲁迅认为办报刊“应多量吸收新作家”，特别是无名的青年作家，借以扩大刊物的稿源和作者的队伍，“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两地书》）。
鲁迅很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他每支持或自编一种刊物，目的之一都在于培养新生力量。他称赞青年作者的稿件“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白莽孩儿塔序》），认为它们虽然幼稚，但却是希望的所在。
他不迷信大作家，不赞成办刊物专收名家作品。他嘲讽说：“所谓名家，大抵徒有其名，实则空洞，其作品且不及无名小卒，如《申报》本埠附刊或《业余周刊》中之作者”（《书信·致杨霁云》1934年）。当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只注意拉有名作家的稿件，不肯登载无名青年的作品时，鲁迅很不满意，一再和朋友们谈起这一点，并指责说：“《京报副刊》越来越没有生气了”（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相反，他对韦素园主编《民报副刊》时期，按照他的意见注意发现新的作者这一点，就很赞赏。
对于青年们的进步的办报活动，鲁迅是极为支持的。向培良等人办的《豫报》副刊，朱斐等人办的《波艇》《鼓浪》，唐诃、魏猛克等人办的艺术刊物，都得到过他的鼓励和指导。他欣赏他们的“蓬勃的朝气”（《华盖集·北京通信》），祝愿他们的“刊物从速出来”。为能够看到“战斗的青年的战斗”（《集外集拾遗·两封通信》）而感到高兴。他鼓励青年们多参加报刊工作的实践，在斗争中增长才干。1926年11月当他离开北京去厦门，不能兼顾《莽原》的工作时，就极力支持未名社的青年们出来接办。并鼓励他们说：“你们青年且上一年阵试试看，卖不去也不要紧，就印千五百，倘再卖不去，就印一千，五百，再卖不去，关门未迟”（《书信·致李霁野》）。要他们解除顾虑，大胆实践，在战斗中成长。
大革命后，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又亲眼看见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对青年开始有所鉴别。对那些“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如柔石、白莽那样的青年，鲁迅是引为战友，在他们的身上倾注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对那些嘁嘁嚓嚓嗡嗡营营，拉大旗做虎皮，为反动派帮凶帮闲，如狄克那样的“文学青年”，鲁迅不但不再“无条件的敬畏”，而且要“投一光辉”，照出他们的丑恶嘴睑，对于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九）加强报刊工作者的思想革命化
从记者、作家多数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农这一客观实际出发，鲁迅很注意他们的思想改造和思想革命化。
鲁迅经常告诫青年的作家和记者们，要为革命而写作不要追名逐利，忘乎所以。不要只写了“几篇文字”，只办了“几本期刊”，便自以为是“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三闲集·鲁迅著译书目》）。不要只写了几篇赞美“劳动阶级”、歌颂“劳动大众革命”的东西，便高踞于劳动大众之上，成为需要“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的精神贵族。
鲁迅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他认为革命的评论文字当与“时弊同时灭亡”（《热风·题记》）。他从来不把战斗的业绩当作个人向上爬的资本。他不以文字求名，不以文字求利。商务以优厚的稿酬相邀，他婉言谢绝。《民报》给他戴上“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桂冠，《作家》（月刊）把他的照片排进“世界文学家”照片的行列，都遭到过他的批评。他以自己的行动在这方面为革命的报刊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表率。
鲁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严于解剖自己，也“时时解剖别人”。
他诚恳地劝告那些愿意献身于革命的作家、记者们，认真地读点马列的书，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一刻也不离开革命的实践，他劝告革命的报刊工作者们，不要“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不要光“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不要做“摆着一副极凶恶的‘左’倾面孔”的口头革命派；“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论》）他认为这样的人。“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貌似“左”倾，“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鲁迅的这些办报思想，是他的革命的报刊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不仅为当时的报刊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对今天的革命的报刊工作者也有很大的教益。
（1977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起草的讲课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