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某些报刊的批判

一、撕破“压迫者”喉舌的画皮

鲁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不仅和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作斗争，也和一些报刊作过面对面的斗争。曾经受到鲁迅指名批判的报刊，约有二十几种，其中有《顺天时报》《益世报》等帝国主义的，以及和帝国主义有关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四大家族直接掌握的报纸；有《社会新闻》《微言》等文化特务们主办的报纸；有《醒狮》《国魂》等国家主义派的报纸；有《人言》《现代》等资产阶级文丐们主办的报纸；也有《循环日报》《武汉日报》等一般报纸。他鄙夷地称呼那些报刊是“屁志”“狗报”，对它们的反动嘴脸，作过深刻的刻画、揭露和批判。

对于外国人“学了中国人的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即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的那些中文报刊，鲁迅很早就看出它们“居心”的“卑劣”（《华盖集·公理的把戏》）。指出它们比某些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更反对“改革”，更热衷于“崇拜道学，保存国粹”（《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更不希望中国有任何进步。他支持1925年北京人民发起的，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机关报《顺天时报》的运动。说“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在中国的土地上，决不能“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蒋介石上台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的报刊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颁布出版法，实行新闻检查，加紧迫害；一方面，挟其雄厚的财力和物力，办起了大量的官报，为他们的反动统治作鼓吹。1934年，全国国统区共有1186种报刊，共中2/3以上是官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很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些以量取胜，多如牛毛，其实并没有人要看的官办报刊，如各地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委员市区党部委员朱应鹏所办的《前锋》月刊，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所办的《前锋》周刊和《社会新闻》等之类的刊物，鲁迅称它们是“迷阳聊饰大田荒”。在《偶成》一文中，鲁迅还引他的家乡乡民不愿看群玉班的戏的故事，对这些报刊作了淋漓尽致的嘲笑：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爬坍。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个月才出一本（《准风月谈》）。

在《上海所感》《写于深夜里》等文中，鲁迅还用大量的事实，刻画了这些报刊反共卖国的丑恶嘴脸。指出它们对外认贼作父，卖国投降，充当“洋大人的跟丁”（《南腔北调·萧伯纳在上海序》），对内实行“文化围剿”，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造舆论。对于主编这些报刊的潘公展、朱应鹏、朱大心等人，鲁迅告诉大家：他们不过是一伙党棍、特务、暗探、反动军官和御用文人：“他们的善于‘解放’（按指屠杀革命者）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他们倚仗官方的权势，“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而已集·革命文学》），表面上似乎是“伟哉一世之雄”，其实是无比的“怯懦”和“残忍”；他们是“压迫者”的喉舌，他们所写的那些个“新闻”和评论，和官府的告示、官僚的通电和法官的判词一样，都不过是“压迫者”的“文学”，是“压迫者”的官样文章。

二、揭穿帮闲者的嘴脸

对于《现代评论》《新月》《现代》《人言》《大晚报》等资产阶级报刊和主编它们的陈源、徐志摩、梁实秋、杨村人、苏汶、崔万秋等一伙人，鲁迅着重揭穿了他们的帮闲者的嘴脸。

资产阶级报刊惯于用“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等外衣欺世盗名，美化自己，掩盖他们反动的阶级实质。这些报刊也是这样。《现代评论》吹嘘“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只是，“有善恶是非的”“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谩骂的”，《新月》宣扬自己的办报原则是“不妨害健康”的，“不折辱尊严”的，是“纯正”的、“容忍”的、“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对它们的这些自我标榜，鲁迅一律嗤之以鼻。他写道：“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华盖集·答KS君》）。他援引无数的事实，说明这些“公正”的资产阶级报刊其实并不“公正”：《现代评论》《新月》的“正人君子们”是明显地站在段祺瑞、章士钊和后来的蒋介石一边的。《晶报》《现代》《入言》等报刊对“当局”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不置一词，却一味地“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准风月谈后记》）；还经常用拿“卢布”“受莫斯科的命令”等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作家记者进行陷害、诬蔑和侮辱，它们的屁股也是完全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的。它们“自在黑暗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华盖集·并非闲话》），所谓的“公正”，完全是一个骗局。

对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坟·题记》）的资产阶级记者，鲁迅也作了深刻的刻画。指出他们那一伙人不过是一些“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的“巴儿狗”，是“奉主子之命”“发现了这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的“工头”（《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五》）；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的流氓文人；是“自称超党派”的资产阶级“右派”（《书信·致增田涉》1933年）。

为了欺骗读者，不少资产阶级报刊在帮闲之余，也偶尔在无关紧要处对自己的主子偶刺几下，摆出一副似乎是平正公允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小骂大帮忙”，是有一点欺骗性的。但是这种手法，骗不了鲁迅。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分析，立即看穿了他们的鬼蜮伎俩。他把这种骗人的手法形象比喻为“二丑艺术”。指出：所谓“二丑”，或称“二花脸”，“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他们在“冷笑”“吓唬”“吆喝”百姓之余，“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其目的在于“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二丑艺术》）。在前引的文章中，鲁迅进一步指出，只要有“权门”，有“恶势力”，就一定会有“二丑”和“二丑艺术”。对于他们只要多观察观察，就能识别出来。“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现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的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同上）。

在发表在《语丝》《萌芽》等刊物上的杂文中，鲁迅还根据确凿的材料，揭发了某些资产阶级报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事实，揭穿了这些报刊收受贿赂，为人帮闲，却“仍都自称为公论”的内幕（《华盖集·不是信》）。

当《新月》派的梁实秋跳出来分辩说：“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时，鲁迅嘲讽说：“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因为，“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30年代以后，《现代评论》《新月》的骨干们，纷纷由“政府”的“诤友”进而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新贵。主办《现代》和《新上海半月刊》的“第三种人”和“改悔的革命作家”们也纷纷“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证明了鲁迅分析的正确。同时也证实了它们一伙确实是资产阶级的帮闲和帮凶。

曾多次发表过张春桥、江青文章的资产阶级报纸《大晚报》和它的种种表演，鲁迅也作过揭露和批判。《大晚报》创刊于1932年，起初是研究系的报纸，后来为孔祥熙所收买，在“九一八”以后到鲁迅逝世以前的这一段时间，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鼓吹者。在崔万秋的主持下，它的副刊《火炬》《辣椒和橄榄》是某些反动文人向鲁迅进行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鲁迅说过：“只要看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伪自由书后记》）张春桥就是这家报纸的一个打手。江青也用蓝苹这一名字在这个报上发表过《在垃圾堆上》等三篇文章。鲁迅在《以夷制夷》《止哭文学》《三月的租界》等文中，对《大晚报》的这种充当反动派帮凶的卑劣行径，作过严肃的批判。指出它的《火炬》没有几丝毫光，充量至极也不过照出了他们自己的“真实的嘴脸”（《伪自由书·案语》）。它的《辣椒和橄榄》，不过是给人民以“一点爽利和慰安”的“鸦片”。其目的不过是给人以“一辣而不死，‘制止他讨厌的哭声’，静候着拔都元帅”的精神上的毒药。它的作者们装出一副“正确或公平”的样子，其实是在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三月的租界》）。它所自我标榜的“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当然“在报界里很难得”的，但也正如“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在世界并不存在一样，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而已。（《伪自由书·后记》）

三、辨所谓“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有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否则反是。

但是资产阶级国家却吹嘘他们给“全民”以言论自由，资产阶级报刊也喜欢标榜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所有的报刊都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鲁迅对他们的这些鬼话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当他还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对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言论自由”这一口号是曾经向往过的。1912年，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宣布“人民有集会结社论出版自由”，他是拥护的。1912年1月他在给《越铎日报》写的《越铎出世词》中，就揭示这个报纸的宗旨是“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同年11月在给绍兴《天觉报》的贺电中，也提出了“敬祝天觉出版自由”的祝愿。

但是事实告诉他，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骗人的鬼话。他们自己倒是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多如牛毛的官报、半官报，满天飞的通电和文告，一个劲儿地向读者灌输，不管你是否愿意，至于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表言论的机会。他自己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就亲身体验过这种言论受禁锢的痛苦，由“莫谈国事”，到“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稍有言谈，就得准备“钻网”——钻“政府”已经张起来的“压制言论的网”（《两地书》）。每一执笔，都感到立论的困难。

蒋介石上台后，搞两面手法：一方面，颁布恶出版法实行报刊检查制度，禁锢言论；一方面，在《宪法草案》中写进“言论自由”的词句，发布“对新闻事业人员应切实保护”的通令，假惺惺地致电全国各报馆，鼓励昌言，征求“尽情批评”（1929年12月27日）。但是，经过大革命的洗礼，被反革命的屠杀惊得“目瞪口呆”的鲁迅，不再相信这一套骗人的鬼话了。所有这些两面派的手法，在鲁迅看来，都不过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夜颂》，1933年6月8日《自由谈》）。

事实证明，鲁迅的观察是正确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比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的统治都更为黑暗。蒋家王朝对言论和新闻出版事业的禁锢，只有法西斯的希特勒和专制的阿拉伯皇帝才差可拟比（参看《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正因为如此，当《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出“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的问题的时候。鲁迅的回答是：“编辑先生：请先生允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二心集·答中学生杂志社问》1932年）

在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对报刊的控制的情况下，不仅革命的进步的报刊被迫停刊，一些资产阶级的报刊也受到了打击和压制。例如，《新月》月刊，就曾经遭到过没收，新月社北京分社遭到过查抄，不少托派、叛徒、第三种人和资产阶级色情文学家的某些作品，也都遭到过查禁。这是怎么回事？鲁迅的分析是：（1）这些报刊和办报人，实际上是焦大式的人物，它和他们是忠于“贾府”的，偶有非议，也是为“贾府”好，意在补天而不是革天；（2）它和它们的所以受到处分，“并非反动”，只不过是由于奴主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说了些不合主奴之分的没大没小的话；（3）它和他们最终还是得到主子的宠爱的。鲁迅的分析，部分地阐明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提出的下列论点，即：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为了实现其权力欲，也会对本阶级的报刊和记者采取某种压制措施，但他们之间的根本利害是一致的。

鲁迅在他战斗的最后10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禁锢言论和第三种人等的为虎作伥，十分痛恨，写过很多文章和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他曾经准备写一部《围剿十年》，来记录反动派对他的包围封锁，还曾经打算把他1934年和叭儿们斗争的杂文集定名为《狗儿年杂文》（1934年是甲戌年）。他深信人民大众总有一天要起来冲破反动派所设置的压制言论的重重罗网，“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且介亭杂文集·中国文坛的鬼魅》）。

四、驳“有闻必录”

“有闻必录”是中国资产阶级记者惯用的一句“口头禅”，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前清。这句口号是有欺骗性的，其欺骗性在于用貌似超然客观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自然主义的手法来掩盖报刊及其记者的倾向性。

鲁迅认为凡表观总有倾向，总有选择，绝对的自然主义是没有的。“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且介亭杂文末集·半夏小集》）。报纸上的报道也是这样，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报道了出来。即如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的左联五烈士的被杀，“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南腔北调·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上海召开，鲁迅在会上被选为主席团名誉主席，但有关这个会议的“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书信·致肖军肖红》1934年），可见所谓的“有闻必录”，是虚伪的、虚假的。实际上，“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此外，对资产阶级报刊以“有闻必录”为名进行的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鲁迅是很反感的。他认为这种报道，“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消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对于弱者，对于那些没有“机关报”给自己当喉舌的人，则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当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由于资产阶级报刊对她的婚姻上的不幸，进行所谓“有闻必录”的其实是大肆渲染的报道，使她感到“人言可畏”而自杀的时候，鲁迅的同情是在阮玲玉一边的。在《论“人言可畏”》一文中，鲁迅替受害者申诉道：“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他认为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有关”，以所谓“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为自己辩解，“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取的”态度（《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1935年）。

五、斥资产阶级报刊的造谣

鲁迅痛恨资产阶级报刊的造谣，认为造谣是“鬼蜮的手段”，是“畜类的武器”（《华盖集·并非闲话》）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南腔北调·谣言世家》）。其目的，在于欺骗群众，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华盖集·并非闲话》），使他们所压迫的人受到伤害。报刊而至于靠造谣过日子，完全是它所属的阶级在政治上虚弱的表现。他在自己的战斗一生中，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报刊，和“正人君子”、叛徒、特务们的报刊的造谣活动作过尖锐的斗争，对它们的恐吓、煽动，中伤和诬陷，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指出，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中国，完全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集外集从拾遗·来信》）。为了从舆论上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的报纸和他们所间接控制的报纸。在“撒谎”和“造谣”上，无所不用其极。通常的做法，是“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伪自由书·后记》），抓住一点事实，制造“一些谣言”。更多的情况则是完全的虚构。“一·二八”前后上海资产阶级报刊上所刊登的“我方飞机”从苏州、广州出动的消息和长沙共产党对商人实行酷刑的消息就都是虚构的。鲁迅在所写的杂文中曾经对这些完全子虚乌有的谣言作过揭发，戳穿了他们的画皮，使“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二心集·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在长期和资产阶级报纸打交道，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以后，鲁迅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南腔北调·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他有一个经验：对资产阶级报刊上的有些报道，只能反看。在《推背图》一文中，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并举出“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以下‘要闻’”为例，说明这些文章都只能反着看，才能得其真：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

四、共产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

虽然反看起来，未免“太骇人”，但却是事实。鲁迅对当时苏区红军几次反围剿战斗情况的了解，就都是采用这种办法通过那些极尽欺骗歪曲、诬蔑之能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报道，从反面“辩别出一些真实的情况来”的（参看冯雪峰《回忆鲁迅》第97页）。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鲁迅本人也是资产阶级报刊经常造谣的对象。有的属于人身攻击，如1925年北京的几个报纸谣传鲁迅在要求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中被打落两个门牙；1934年上海、天津、东北几个报纸哄传鲁迅因患脑膜炎住院；有时还“祸延孩子”和“贱内”，连海婴和许广平也受到攻击。有的则是在政治上的诬陷。或妄传鲁迅拿了苏联的“金卢布”；或捏造鲁迅给高尔基的创作生活40年发了祝贺电，或谣传鲁迅是“红军领袖”，已经“被捕”和“已经刑讯”：或诬指鲁迅是“日探”，是“汉奸”，甚至捕风捉影地说什么鲁迅已“逃往青岛”“已往日本做‘顺民’去了”，等等（《书简·致肖军》）。这些谣言，或者是迎合某些人的意旨，给他们以“快意”；或者是恶意中伤，“以图构陷”。对这些飞扬而来的“可鄙”“可恶”的谣言，鲁迅对付的方法：第一，是不予理睬。因为“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书信·致窦隐夫》1934年），只是在顺便中“偶刺之”（《书信·致郑振铎》）1934年）。第二，是要研究。研究造谣者在报刊上进行造谣的手法，和他们的“狐鼠鬼蜮伎俩”（《书简·致台静农》1933年）。鲁迅说：“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准风月谈·归厚》）在这方面，“造谣专门杂志”确实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可惜的是多数报刊的造谣手法并不高明，它们“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作者在谣言文学上，也还是‘滥竽充数’”（同上）。倒是研究造谣者的“思想和行动”方面，它们是可靠的。因为“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第三，是提高警惕，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鲁迅深深知道，“众口铄金，危邦宜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谣言也足以谋害人的”（《书信·致韦素园》1931年）。所以，当特务们办的小报以《惊人的重要新闻》为题，报道了捏造的“鲁迅被捕”的谣言以后，鲁迅认为是一种信号，就“不住在旧寓里了”（《书信·致李小峰》1931年）。

尽管资产阶级报刊上谣言如云，鲁迅是蔑视它们的，是不相信它们能够成大事的。他认为任何谣言都经不起事实的甄别。即如上海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所时时捏造的某某“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拿了“苏俄的卢布”的谣言，有时连卢布的数目也登了出来了，“但明白的读者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1931年）。因此，多数的谣言“只能作报销，在实际上很少功效”（《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年）。那些“谣言世家的子弟”们，也是很少有好下场的。

六、析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广告

鲁迅自称是一个“爱看广告者”，对经常订阅的几份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广告，看得很细心。《语丝》的一个读者从江西寄给他一束广告剪报，他很赞赏，立即加上编者按语，以《剪报一斑》为题，在《语丝》上全文发表。鲁迅所以“爱看广告”，是因为报刊上的那些广告能够帮助他了解国民党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人情世态，和帮助他撷取观察和批判那个世界的第一手材料。

另外，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只要看看一个刊物登了那些广告，就可以大体上看出这个刊物的性质。“‘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1929年）。不仅敏锐地看到了报刊通过其所登的广告反映出来的它对某一资本家财团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依附关系，也看到了它们之间在精神和思想文化上的一致。

鲁迅对资产阶级报刊上的那些花样繁多、故弄玄虚、耸人听闻、欺骗读者的广告，是很反感的。对于那些以文章或新闻形式出现的变相广告，也十分讨厌。1931年10月25日的《申报》副刊上出现了一篇注明是“苏民自汉口寄”的通讯。其中说到这位“苏民”因为长期生病，当不了义勇军，非常遗憾，他的上海朋友知道后，“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等等。一试之后“则咳果止”，健康也恢复了，于是乎可以“身列戎行”。“灭此朝食”“一展平生之壮志”了，云云。鲁迅在《沉滓的泛起》一文中引了这段文字，嘲讽地指出：这那里是什么通讯？“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其目的是为了趁“国难声中”“将利益更多地榨到自己的手里”。对资本家在宣传上的不择手段和资产阶级报刊对资本家的钱袋的依附，都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从以上的认识出发，鲁迅严格控制自己所编报刊上的广告，拒绝收登那些名不副实的商业广告和不负责任的医药广告。他的著作交给出版商出版，也必以书中的“广告须先给我看一遍。加以改正”，作为先决条件（《书信》第38页）。他和《语丝》经理人李小峰的破裂，以及最后的辞去《语丝》主编。和《语丝》脱离关系，主要的原团之一就是和李小峰在收刊广告的内容上有分歧。对于自己所编报刊的出版广告，鲁迅也力主慎重。反对浮夸。他鄙薄邵洵美、高长虹之流在广告中把他们自己所编的刊物吹捧为“舆论界的新权威”，和加“假冠以欺人”的做法。嘲讽说，似乎“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像光焰万丈”了（《准风月谈·商定文豪》）。斥责这种做法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两地书》）。他历来主张办刊物“不要贴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书信·致聚仁》1934年）。《莽原》出版前，邵飘萍代拟了一个广告，在《京报》上登了出来，他觉得过于“夸大可笑”，就另拟了一个“硬令登载”“不许改动”（《两地书》）。刊登在《国民新报》上的《莽原》半月刊出版广告，也是鲁迅亲自拟的。这些广告不夸大、不自吹自擂、完全是实事求是的介绍，体现了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和那些华而不实耸人听闻的、当时一般报刊上的广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七、嗤资产阶级报刊的低级趣味

鲁迅在一些文章中。对当时资产阶级报刊上的低级趣味，也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这些所谓的“趣味”。其实都是毒害人民的精神腐蚀剂。他经常告诫青年读者，要提高警惕，抵制这种腐蚀。

鲁迅斥为低级趣味的主要是当时报刊上的以下几类文字：

一种是见于某些大报副刊和《礼拜六》《红玫瑰》《长春》《快活》等他称为“笑眯眯的期刊”上的一些无聊作品。这些刊物的主持者，都是所谓的“洋场才子”。他们“闻鸡生气，见月伤心”，所写的大抵是一些卿卿我我顾影自怜的言情小说和互相唱和喋喋不休的旧诗词。鲁迅在小说《高老夫子》中所虚拟的那份《大中日报》上的一些来稿，也正是这一类作品。

一种是被资产阶级记者们“铺张扬厉起来”的猎奇式的社会新闻，如“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和“某将军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之类。其特点是“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集外集拾遗·某报剪注按语》）。

一种是有意识地在“女士”们身上做文章。新闻中一碰到女性，就“发挥才藻”，大肆渲染。画刊上除了大人先生们之外，也一定以女性为中心。

鲁迅认为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这些被认为是符合他们的“趣味性”的文字，“那无聊，无耻与下流”“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他指出资产阶级报刊之所以热衷于刊载这些东西，除了供资产阶级的“市侩们”和“少爷们”消闲之外，还有为反动的统治者帮闲的目的。“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其手法或者是“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使他们满脑子奇闻逸事，再也搁不下别的东西；或者是用“开心”和“打诨”“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转移他们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注意，使人世“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同上）。鲁迅呼吁人们不要小觑了资产阶级报刊在这方面的消极作用。他沉痛地指出：“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已经被这一类“帮闲之辈”征服了。“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怂动大家的耳目罢？”（《且介亭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鲁迅对林语堂主办的《论语》《人间世》等专门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刊物，也作过尖锐的批评。《论语》创刊于1923年，《人间世》创刊于1934年，是封建文化买办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双孪生子。《论语》初创时，鲁迅由于“老朋友”的关系，曾经给予过支持。为这个刊物写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学生和玉佛》等文章。希望引导这一标榜“幽默”的刊物，走向“对社会的讽刺”一边。但是未能如愿。当《论语》《人间世》死抱住“幽默”不放，一个劲儿地刊登《苏秦吃咸蛋的故事》和《中国究有臭虫否》之类的所谓幽默文章，“牛角尖”钻得“滋滋有味”，拖也拖不出来时，鲁迅才断然和他们决绝。事实上这两个刊物都并不“闲适”，《论语》第2期就发表过《马克思风》一文，讽刺和诬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间世》也译载过宋美龄在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攻击工农红军“杀人放火”的文章。他们所标榜的“幽默”，不过是“将屠户的凶残，化为大家的一笑”（《南腔北调·论语一年》），其目的仍然是在读者身上注射“麻醉品”，解除他的思想武装。鲁迅在给朋友的信里说的很明白，“专读《论语》或《人世间》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书信·致郑振铎》1935年）。

出于爱护，鲁迅也经常劝告他所支持的进步报刊“存学者的良心”，不要受资产阶级报刊的影响，追求庸俗的趣味。《猛进》主编徐炳昶想办通俗小报，鲁迅一方面表示赞同，一方面也告诫他一旦办了起来，切勿刊载“皇帝何在，太妃安否？”之类的无聊新闻，像坊间出版的黄色小报那样。左联的《文艺新闻》向他征求意见，鲁迅对它所刊登的国内外文艺通讯很赞赏，但对它所刊载的“谁在避暑，谁在出汗”、某外国作家“被打了一个嘴巴”之类的逸闻，却作了诚恳的批评。认为有的是“没有也可以”，有的则是“简直可以不登的”（《集外集遗·我对于“文新”的意见》1932年）。

从以上鲁迅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鲁迅完全懂得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新闻战线上，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特别是由于从旧营垒中来，情况看得比较分明，他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反戈一击，是深中肯綮的，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

（1977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起草的讲课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