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是共产党员
一
邵飘萍的政治面貌，从他1926年被害以来，将近半个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异议。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把他列入中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有的文章甚至于把他尊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偶有分歧，也只是在是一般民主主义者，还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个问题上打转转。属于资产阶级的营垒，则是众口一词的。
例如：
“……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这是毛泽东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对斯诺说的（见1979年版《西行漫记》第127页）。
“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只因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便被套上一顶红帽子而死于非命。”这是老新闻工作者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说的（见该书第8册第8页）。
“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的“著名的新闻记者”。这是《民国人物传·邵飘萍》的作者耿云志在邵飘萍的传记中说的（见1978年版《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第335页）。
上引这几段话中，毛泽东的那一段话，由于讲话人的声望和地位，具有较大的影响。陶菊隐的那一段话，代表了旧中国的老报人们的共同看法。耿云志的那一段话，则大体上代表了建国以来多数邵飘萍研究者的看法。都认为邵飘萍不是共产党员。
解放后，一些参加过建党初期北京马克思主义小组活动和大革命时期北京地下党活动的老同志，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其中如包惠僧1953年写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见《包惠僧回忆条》第317页）、刘清扬1960年写的《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见《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乐天宇1981年写的《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见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等，对当时北京党的活动情况都有所介绍，但也都没有一个字提到邵飘萍。
在这个问题上，邵飘萍自己是公开表过态的。他说：“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尚不敢预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相诬陷，认为报复之惟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这段话是他被害前4天说的，刊于1926年4月22日的《京报》。
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也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她在1980年写的《一代报人那飘萍》一文中，仅仅指出邵飘萍是一位“一生一贯以报纸与黑暗势力斗争”的“一代报人”，没有说他是共产党员。1982年4月我去访问她的时候，曾经郑重地和她探讨这个问题，她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不是！
1978年以后，才开始有人指出邵飘萍是共产党员。最先提出来的是罗章龙。
他在1978年9月写的《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中，这样写道：“新闻学会的领导人是邵飘萍，又名邵振青，浙江东阳人。他是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员。邵因宣传赤化，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枪杀了。”（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41页）
继罗章龙之后，指出邵飘萍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还有以下几本书。它们的说法是：
“邵飘萍同志是身份没有暴露的共青团员。”（见朱乔森、黄真等执笔的《李大钊传》，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207页）
“邵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共青团员，一说为共产党员。”（见杨树升、张燕等编写的《李大钊年谱》，刊1981年出版的《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邵飘萍）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见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175页）
罗章龙在前引的那篇文章发表后，还在另外两篇文章中重复了他的观点。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407页）一文中，他的说法和《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的那篇文章相同，文字也相近。在《红楼感旧录》（见1983年4月9日《团结报》）一文中，除了重复前说外，更进一步指出邵飘萍是“秘密中共党员”。
最近，为了核实这一情况，我先后四次走访罗章龙，他陆陆续续地又作了以下一些补充：
“邵飘萍1922年以后，就和党有联系，为党作了不少工作，并表示了入党的愿望。1924年前后，经我和守常（李大钊）介绍入党。我和守常认为像他那样的有社会影响的人，以不暴露党员身份为好，因此是秘密党员。发展邵入党后，曾就此事向上海中央作过报告。我和守常通过北大外文系的一位姓谢的女同志和他保持工作联系。我当时在北京工作，不久就调至上海中央，仍经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一度负责过北方区委组织部的工作。”
当问到他对上述的这些情节是否记忆准确时，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既然在邵飘萍是否党员的问题上有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就有必要加以澄清。我过去也是一直把邵飘萍当作资产阶级的进步报人来看待的。现在有所改变。我同意这样的说法：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中共秘密党员。
二
根据何在？我想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三点：
（一）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邵飘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祖父参加过太平军。父亲因为和地方豪强作斗争，不能在家乡立足，被迫流寓金华，家庭生活非常清苦，经常以野菜充膳。这样的家庭出身和他幼年时期所受的家庭教育，使得邵飘萍很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和秋瑾等革命党人有来往，积极支持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在《汉民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申报》坚持反袁立场，言论之激烈、态度之坚决，为同时期的一般革命报人所不及。袁世凯垮台后，他继续和北洋各派当权军阀作斗争，数被追捕，而其志不挠。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对新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新近发现的材料，早在1919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两年以前，他就已经借助日文，攻读像《资本论大纲》《社会主义研究》《露国大革命史》等这一类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早在1920年，也就是党成立前一年，他就已经编写出版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这样两本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各方面政策和成就的书，公开颂扬马克思主义是“授劳动者以必胜之券”的主义，公开称赞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全世界一种最新之政治组织”。不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事迹和学说，而且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斯大林。其中，《新俄国之研究》一书，还被共产党人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列为教学参考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样一个充满了革命热情，而又思想敏锐与时俱进的人，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乃至于最后加入党的组织，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是符合他的思想发展逻辑的。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二）有相应的言论行动
正如汤修慧所说的，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邵飘萍和他所办的《京报》，就和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在宣传上，邵飘萍和党的报刊紧密配合，极力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建设成就，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他在《京报》上刊载的《苏维埃国大联合正式成立》（1923年1月7日）、《农民皆大欢喜》（1923年3月17日）、《苏维埃革命纪念》（1923年11月8日）、《劳农俄国之农业》（1923年12月28日起在该报连载）等报道，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基础》（刊1923年11月16日《京报》）、瞿秋白的《苏维埃俄罗斯之教育政策》（刊1923年2月14日《京报》）等文章，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5周年之际，他特地在《京报》上出版了纪念特刊，并对北京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举办马克思生日纪念活动情况，作了详细报道。“二七罢工”进行期间，他在《京报》上刊载了大量有关罢工的消息，并全文发表了工人、学生、市民及国内外各界人士为反对北洋政府迫害工人运动而发布的各种宣言和通电，给罢工运动以极大的舆论上的支持。在其他方面，邵飘萍也积极和党配合，为党工作。党在非宗教运动中编辑出版的《非宗教论》，在“二七罢工”中编辑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在八条铁路同盟罢工和开滦五矿罢工中编辑出版的《工人周刊》，都曾经得到他的帮助。《非宗教论》一书中刊载的20cm大小的34幅肖像和所附的两幅中国宗教“教毒”地图，就都是由他主办的昭明印刷所制版印刷的。与此同时，他还曾经接收党派遣的十几名北大学生，到《京报》参加编辑业务实习，帮助党培养了一批新闻工作的骨干。
以上是1924年以前的情况。
1924年以后，邵飘萍和党的联系更为密切，配合也更加默契。具体表现是：
1.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方面，投入了更多的力量
仅仅1924年一年内，他就在《京报》上编发了一期《列宁特刊》（1924年3月30日），一期《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1924年5月5日），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事迹、著作和他们的学说。对中苏建交问题，他也表示了很大的热情，以个人的名义，在北京中山公园设宴招待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向苏联使馆致送题有“精神可师”等字样的锦幛；继续发表大量歌颂和介绍苏联情况的文章。如果说，1924年以前的北京《晨报》，由于李大钊、瞿秋白和它的特殊关系，一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重要园地的话，1924年以后，它的这一地位，就逐渐地为《京报》所取代了。
2. 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宣传上，表现得更为坚决
1925年他公开地在《京报》上斥责张作霖等北洋各系军阀是“一世之枭”“国民公敌”“鲁民公敌”，和他们的祸国殃民罪行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五四运动期间，他连续在《京报》上发了三次特刊，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亲自撰写了二十几篇评论，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提出了“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三一八”事件爆发后，他一连四天在《京报》上发表了《日英露骨的主张》《可谓强有力的政府矣》《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诛蟊贼》等时评，指责皖系军阀屠杀爱国群众的暴行，并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通讯和通电宣言，声援人民群众的斗争。
3. 竭尽全力地支持党的各项工作
据有些回忆文章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的邵飘萍，经常利用他的新闻记者的职业条件和《京报》社长的社会地位，出入于各级政府机关和各国外交使团，“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他还利用工作的便利，经常从驻北京的外国通讯社那里，取得“特殊重要的新闻消息”（以上两段引文均引自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一文，见《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4期第122页）及时通报给党的组织。祝文秀在《关于飘萍的二三事》一文中提到的她受邵飘萍的派遣，多次化装前往京内外各地送信的情节，其中有一些，估计就和他的这一活动有关(1)。此外，他还利用《京报》的版面，以刊登要目广告的方式，介绍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等党的报刊的出版。在《京报》上刊登当时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工作的陈毅、陈为人等北方区委领导人的文章。他还曾经和陈毅紧密配合，在陈主持的一次群众性集会上，攘衣登台，发表了激昂慷慨的反帝演说。
邵飘萍和党的亲密关系，从下面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他的亲外甥女王宝英(2)就是在1924这一年，由他通过北京的党组织，秘密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的。东方大学成立于1921年，是列宁在世时创办的一所以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为目的的学校，学员多数是共产党员。没有一定的组织关系，这种事情，他恐怕是不会插手也是难以插手的。
从邵飘萍的以上言论和行动可以看出，他和党的关系非同寻常，是很难用一般的统战关系来解释的。
（三）有一定的根据和可能
先说根据。由于岁月不居，斗争残酷，和邵飘萍同时期在北京工作的党的领导人，有的早已牺牲，如李大钊、赵世炎、范鸿劼、陈延年、陈乔年；有的不幸病逝，如陈毅、陈为人、刘清扬、刘伯庄、邓洁、包惠僧、乐天宇；同时期在上海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等人，情况各不相同，也都已不在人世。当年北方区委的老党员，倒是还有一些幸存者，但是对邵飘萍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目前能够确指邵飘萍是共产党员只有一位罗章龙。
由于李大钊的过早牺牲，罗章龙的证明因而成为孤证，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孤证是有分量的。理由之一，是罗章龙从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时起，就在北京工作，担任过在北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支部主任，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部长（李大钊不在北京时，一度代理过李的书记职务），后来虽然调到上海中央工作，仍经常往来于京津郑等地，是当时北京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所提供的证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理由之二，是他和邵飘萍从1918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时起，就十分熟悉，他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邵飘萍是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就对邵有好感。离开北大以后，他们之间仍有密切来往。他在一篇回忆邵飘萍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写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后来往多了，进一步在工作方面发生联系，我和邵逐渐接触频繁。”“我作为北方党的负责人，经常和他联系工作。”“我离开北京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常委工作，随后又奉命出国。……在旅途中我和邵飘萍仍保持通讯联系”（见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刊《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4辑）。他为这样一个十分熟悉的人，提供重要证明，又是自己亲手经办的事，从常理来说，是不会有记忆上的失误的。
再说可能。像邵飘萍这样的已经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被秘密发展入党，成为只和党的个别领导人保持直线联系，不受地方党委管辖的特别党员，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先例的。举例来说，在邵飘萍之前就有江浩。他原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当了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入党的时候已经40出头，一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在邵飘萍之后，还有杨度和张克侠。他们两个人都是1929年秘密入党的。杨度在入党前是名声很不好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入党时已经55岁。入党后，在杜月笙门下作“清客”，以此为掩护，为党作了大量工作。张克侠在入党前是西北军38师的参谋长，入党后继续留在旧军队，一直当到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长期只和中央代表单线联系，隐蔽工作近20年，直到在淮海战场上率部起义，才公开了党员的身份。像江浩、杨度、张克侠这样的在旧营垒中厮混过的人，尚且能够冲杀出来，反戈一击，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邵飘萍何独不能？江浩、杨度、张克侠这样的人，可以和高一级的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成为特别党员，邵飘萍又何独不能？
实际上，当时社会上对邵飘萍和党的关系，早已有所揣测。邵飘萍生前就曾经戴过“卢布党记者”“苏维埃之御用品”之类的红帽子。最后也是以所谓的“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杀害的。直到现在，台湾出版的《中国新闻史》，还尊他为“共产党的代言人”（见该书1977年版第328页）。这些也都从反面和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和党的不寻常的关系。
三
需要弄清楚的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邵飘萍的入党时间问题。据前引罗章龙提供的材料，邵飘萍是1924年前后由李大钊和他两个人介绍入党的。罗章龙从1923年二七罢工开始到1924年7月，基本上在北京。1924年7月以后，他先是去德国参加国际运输工人会议，继而又调到上海中央工作，在北京的时间就不那么多了。李大钊则从1923年12月起，就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直到1924年的2月才回北京。同年5月，又因张翰举的叛卖，受到通缉，被迫走避昌黎县的五峰山，此后又经东北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直到1924年的10月才回到北京。据此，邵飘萍入党的时间，只能是这一段时期内，李、罗两人都在北京的时间，即1923年2—11月和1924年3—5月。以后一段时间的可能性为大。
一个是邵飘萍究竟是党员还是团员的问题。建党初期，北京的党团组织区分得并不十分严格。1921年前后建立的组织，分为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小组两种。据乐天宇在《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一文中指出：“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20岁是个界限，不足20岁的加入社会主义小组，20岁以上的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见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22年以这两个小组为基础，分别建立了党团组织。原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就是党员；原来加入社会主义小组的，就是团员。1923年起，各个青年团支部开始转为党支部，到1924年1月全部转党完毕，所有团员都自然地转为党员。天津和河北地区的情况，也大抵类此。邵飘萍1924年已经年近40，比李大钊当时的年龄，还要大4岁。因此是党员的可能较大。前引《李大钊传》和《李大钊年谱》中所说的，“邵飘萍是身份没有暴露的共青团员”云云，恐怕未必符合实际。即使曾经是团员，1924年前后也该早已转为党员，不宜再以团员相称了。
四
看了上面的介绍和分析以后，也许会有疑问：为什么邵飘萍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邵飘萍的家属，包括和他关系最亲密的汤修慧，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毛泽东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和他同时期在北京工作的不少党员同志，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这些疑问，其实是不难回答，也是不难解释清楚的。
邵飘萍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因为处在白色恐怖条件下的缘故。他是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身份并未暴露，没有必要自报家门，授人以柄。
邵飘萍的家属，包括汤修慧在内，都不知道邵飘萍是党员，是因为邵飘萍没有向她们暴露自己的这一身份。这既是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也是当时斗争的需要。杨度就从来没有向他的家属，包括他的母亲、妻子和妹妹暴露他的党员身份（见何后文、杜迈之：《杨度传》第136页）。邵飘萍在这方面也是做得很好，做得很对的。他因此在一些朋友们当中，被认为是一个“喜欢搞政治”而又“深藏不露的人”（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第66页）。
毛泽东不知道邵飘萍的党员身份，是因为他自从1920年4月南下后，一直到全国解放，没有再回过北京。邵飘萍的入党和被害，都是他离开北京后发生的事情，他不可能知道。以李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不会专门向他去报告。邵被害后的10年，他一直处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之中，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弄清楚有关的情节。和斯诺谈话时，只能凭1920年以前的印象，因此才有“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一番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许多同时期在北京工作的共产党员，不知道邵飘萍的党员身份，是因为邵是“特别党员”，一般情况下，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另外，由于党当时处在幼年时期和地下状态，发展党员的手续，并不十分完备。有的时候需要提交党员大会或区党委会讨论，像施洋和胡鄂公入党时那样（见《包惠僧回忆录》第12、396页）。有的时候则并不需要经过这些程序。正像有些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所描写的：“当时介绍谁入党，就是一句话，然后给陈独秀报告一声，什么填表啊，统统没有。那时党刚成立，不敢公开，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入党手续很简单”（《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刊1981年第15辑《天津文史资料》）。因此，个别由党的高级领导人直接介绍入党的同志，一般党员就不一定知道了。
1928年，张作霖下旗出关，被炸死在皇姑屯，奉系军阀从此垮台，北京各界人士为邵飘萍举行了盛大的悼念仪式。此时，害人的人和被害的人都已去世，邵飘萍的政治面貌按说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但是，国民党新军阀取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白色恐怖仍然继续存在，公布邵飘萍的政治面貌，既不利于工作，也不利于家属。时间长了，这一事实就被湮没了。这也许是邵飘萍的党员身份，所以长期不彰的一个原因吧！
弄清楚邵飘萍的政治面貌，指实他的党员身份，对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昭告世人：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我们党就有了像邵飘萍这样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新闻战线就有了像邵飘萍这样的杰出的共产党员。它也将极大地丰富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史的内容。邵飘萍的名字，将不再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他将以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和新闻教育家的名义，载入中国新闻事业的史册。
判断一个人是否共产党员，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把不是党员的人，随便地轻率地说成是党员。同样，也不应该把在秘密情况下确实加入了党，并为他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的同志，永远地摒除于党外。这样做，何以对先烈？何以对遗属？何以对世人？
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00周年，弄清楚这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党员身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将是对他的战斗一生的最好的纪念！
（原载1986年《新闻学论集》第9辑）
(1) 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有关于李大钊派人传送秘密信件给他的记载：“这时各方面常有秘密文件带给我，都是写在绸子上或是缝在衣服中。到手后，需用药水浸泡，始能现出字迹。其中有许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钊等各位先生来的信件和给我的作战计划等”（见该书第505页）。可见这种派人传送秘密信件的方式，在当时北京地下党的活动当中，是经常采用的。
(2) 王宝英学名王璞如，是邵飘萍长姊邵新月的女儿。金华横店人。由邵资助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转入北京平民大学学习。1924年由邵通过党组织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武汉革命政府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组织，隐居于高阳，任小学校长。1949年去上海。1950年死于车祸。年约50。有关她的情况，是现在金华的邵飘萍的侄孙邵寿生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