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五十年来新闻史研究
（《五十年来的香港、中国与亚洲》学术研讨会论文）

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新闻史，和研究一般的历史一样，可以以史为鉴，给我们以智慧和启迪，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报刊和各种新闻媒体的丰富的工作经验，更好地向我们的前辈们学习。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新闻史专著的出版，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为标志，也有了82年的历史。后者问世于1917年，比公认的最早的新闻学专著，1918年问世的徐宝璜的《新闻学》，还要早一年。说明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是以新闻史的研究开其端绪的。

20世纪中叶以来的50年，随着新闻事业的空前发展，新闻学的研究，特别是新闻史的研究，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到1999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144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达5 203篇；分别大约是1917年到1949年以前那一段时期的3倍和100倍。这50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可以大体划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起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下限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共29年

这一段时期新闻史研究工作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党主办的和在共产党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各类报刊的历史。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也侧重于这一方面。这是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在此以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其内容偏重于一般报刊，共产党创办的机关报刊和其他在共产党影响下出版的一些报刊的历史，则受到了忽视，很少被提及，偶尔被提及，也往往带有严重的偏见。这种情况，即使在著名新闻学者戈公振所写的《中国报学史》中，也难以避免。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其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研究成果，是50年代初期，以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的几个高级研究人员丁树奇、李龙牧、刘爱芝为主力，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员黄河等，共同编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这部讲义，是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着重介绍了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30年这一段时期的共产党报刊的历史。1959年这部讲义首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内部教材铅印出版。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则是两校新闻系以这部讲义为基础，根据教学需要各自重新编写出来的。这几部讲义和教材的出版，弥补了旧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空白，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办报刊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带有资料性质的新闻史参考用书，它们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三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潘梓年等撰写的《新华日报的回忆》、张静庐编辑的三大本《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五大本《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以及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和徐忍寒辑录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等。一些业务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新闻史的文章。其中如李龙牧所写的有关《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历史的文章、丁树奇所写的有关《向导》历史的文章、王芸生所写的有关《大公报》历史的文章、吴范寰所写的有关《世界日报》历史的文章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不足之处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研究的面偏窄，人为地设置了很多禁区，对共产党报刊以外的一般报刊的历史，研究不够，偶尔提到那些报刊，也是把它们作为共产党报刊的对立面，当成靶子，进行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分析。对历史上的名记者名编辑名报人的研究，和新闻业务史的研究，也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十年“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整个新闻史的研究都陷于停顿。

第二个时期，起始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下限到1999年，共21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全面铺开，空前繁荣的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阶段，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阶段，和90年代初到现在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左”的影响的逐步消除，和新闻史研究活动的逐步恢复。第二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众多题材的新闻史研究项目的全面上马。第三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全面开花，和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由于解放了思想，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众多禁区被突破，研究的领域被拓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空前繁荣。21年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和教材达138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达5 023篇，分别是前一时期的26倍和33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能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新闻史研究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十分丰硕。无产阶级革命和进步报刊的历史，特别是党报党刊史的研究，仍然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首先关注的一个热点。除了在新出版的新闻史教材和专著中，用较大的篇幅来介绍和论述党报党刊之外，还有不少人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党的报刊，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涌现了《新华日报史》《延安解放日报史》《晋察冀日报史》《东北日报简史》《晋绥日报简史》等一批高质量的党报史方面的专著。除党报史外，这一时期值得记述的新闻史研究成果，还有以下几方面：

一、通史和断代史　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通史和断代史性质的新闻史专著。前者如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后者如黄卓明的《古代报纸探源》、尹韵公的《明代新闻传播史》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

二、专史　具有代表性的有黄河、张之华合写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徐培汀、裘正义合写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等。

三、地区新闻史　已经完成并公开出版的有《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山东省志·报业志》《四川省志·报业志》《重庆市志·报业志》《福州新闻志》等近10种。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尤具特色。

四、新闻界人物史　包括张海林的《王韬评传》、华德韩的《邵飘萍传》、王植伦的《林白水》、方蒙的《范长江传》、王必胜的《邓拓传》等近30种。《中国新闻年鉴》从1982年版起，辟设的专门介绍新闻界人物的“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专栏，到1998年版止，也已经介绍了近2 000名历史上名报人、名编辑、名政论家和名记者。

五、广播电视史　突出的有赵玉明的《中国解放区广播史》、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钟艺兵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等。

其中有五部获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六部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在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港澳新闻事业史和海外华文报刊史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新的突破，也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

和前一时期比较起来，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的队伍急剧扩大。1978年以前，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只有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少数几个大学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教师和个别业余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总数不过二三十人。“文革”期间，大学的新闻史课程停开，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全面停顿，这一支队伍宣告瓦解，只剩下了寥寥的几个散兵游勇。直到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煮鹤焚琴的局面才宣告结束。1978年起，首先在几个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的教学工作，到90年代后期，随着新闻教育的蓬勃发展，已有近百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为解决上述新创办新闻院校新闻史课程的师资问题，教育部门还曾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新闻史教师进修班，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使新闻史教学科研的队伍，在短期内有了成倍的增长。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相继招收新闻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起又陆续招收了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同年，社科院成立了新闻研究所，从各新闻单位调集一大批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老新闻工作者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并招收部分新闻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0年以后，北京及各省市纷纷成立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的领导下，设置新闻史组，组织会员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使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这些，都是新闻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到90年代后期，全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据估计已不下五百人。这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队伍。它将使新闻史的研究有师承，有薪传，并将使世纪之交这一段时间内的新闻史研究，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其次，不少项目是以协作的方式完成的。这一时期已经出版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晋察冀日报史》等专著，《中国新闻业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等教材，和即将出版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中国报刊史志》及《中国地市报新闻史汇编》等大部头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就都是以协作方式完成的。其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集中了十几个单位的50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用12年的时间，通力完成的。《晋察冀日报史》是由曾经在该报工作过的26位老新闻工作者共同完成的。《中国报刊史志》则是由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等十几个单位的近一百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合作完成的。由于资料分散，检阅困难，搜访调查的工作量很大，一些卷帙浩繁的大项目，仅靠少数人的力量，难以在短期内蒇事。只有发挥集体的作用，实行广泛的协作，才能事半功倍，早出成果。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组织协作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些大的新闻史研究项目，就都是在这个会的牵头下，以协作的方式完成的。

最后，是研究的领域拓宽，研究的模式和成果的体裁多样化。从研究的领域看，已由单一的中共党报史研究，扩展到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党报史的研究，和地区新闻史、军事报刊史、企业报刊史、铁路报刊史、报业经营管理史、广告事业发展史、广播电视史、通讯社史、新闻学术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编辑史、新闻评论史以及新闻界人物包括名记者名编辑名办报人的历史的研究。从体裁看，已不局限于讲义和学习参考资料，既有供教学用的一般教材，也有通史、断代史、编年史、地方新闻史志和个别报纸个别报业集团个别人物的专史和纪传。在党报史研究占主流地位的前提下，研究的内容、体裁和模式，也日趋多元化。

近50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成绩显著，硕果累累，为今后的新闻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的世纪即将开始，为了推动下一个阶段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们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作努力：

1. 继续克服新闻史研究中的“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克服“左”的方面影响，进一步拓宽研究的领域。毛泽东曾经说过，“宣传要研究左中右”。具体到新闻史的研究，就是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对历史上的“中、右”两方面的报刊，也应该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研究。此外，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史论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对待新闻史上的各种报刊和各种人物的评价问题上，也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帽子。

2. 加强深入的个案研究，包括个别报刊个别新闻史人物和个别专史的研究。多填补一点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少一点大而全的简单的重复。

3. 加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协作与交流。协作是前此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一个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坚持。交流则不限于内地，应该同时包括海内外。例如海外华文报刊史的研究，就十分需要各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协作和交流。此外，内地和港、澳、台两岸三地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重要。这种交流，既包括研究成果之间的交流，也应该包括研究资料之间的交流。两岸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1884—1885年中法战争时期广州出版的《述报》的过程中，就同时开展了这两方面的交流。成为两岸新闻史研究交流的一个范例。

经过新闻史研究工作者50年的辛勤耕耘，中国新闻史学科的这块园地已经花气氤氲，春意盎然，出现了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繁荣景象。在世纪之交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人，都既为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中国是新闻传播的大国，中国的新闻事业有1 200年以上的历史，研究好和写好中国的新闻史，是每一个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为此努力。

（原载1999年7月15日《中华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