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系列 （五篇）
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
前不久，根据已故向达教授提供的线索，在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孙文芳同志的协助下，我高兴地得到了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抄件。这是孙文芳同志应我的请求，亲自到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根据该馆所藏原件誊录过来的。唐归义军“进奏院状”是斯坦因（Sir Aurel Stein）20世纪初从敦煌石窟窃走的珍贵文物之一。
这份“进奏院状”发报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距今约1 100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对这份报纸进行过细的研究，无疑地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报纸的了解。
下面准备先介绍一下这份“进奏院状”的原文，对它的文字作一些疏证，然后再就它和中国古代报纸有关的一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引起报刊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兴趣，也希望能够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一
这份“进奏院状”是向达教授30年代在英国求学时，在当时的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先发现的，是该院所藏斯坦因从中国窃去的7 000件敦煌卷子中的一件。据他介绍，这份“进奏院状”“存60行，纸背为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64行”（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205页）。孙文芳同志这次代我查看了原件，证实了向达的介绍，并在给我的信中作了以下的补充：“原件是一张长97厘米、宽28.5厘米的横条卷，纸张是白色的宣纸，比较坚韧，文字是自右至左上下书写的，字写得相当不错。仅存60行，后一部分已佚。”看来，原件如果完整的保存下来的话，至少应在两页以上。
由于年代久远，这份“进奏院状”所报道的人、事和历史背景已经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加以“状”的作者使用了不少当时当地流行的俗体字、简化字、异体字和方言字（还可能有些错别字），读起来很有点佶屈聱牙。为方便阅览计，我尝试着作了一些疏证，但仍有不少句子索解为难。原文无标点，我试着作了一些标点。其中有一些段落因为断不了句，只好囫囵地放在那儿，以待高明。断错了的，也希望得到指正。
请先看它的原文：
（为了和后面的疏证对看方便计，保留了原文的行款，每行的前面都加一个编号。文中的“□”，代表原件破损和看不清楚的字，是孙文芳同志抄录时加上去的）
（第一行）进奏院状上
（第二行）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后：
（第三行）右
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使衙宗闰盈、高
（第四行）再盛、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
（第五行）驾前。十八日使进奏。十九日对。廿日参见四
（第六行）宰相、两军容及长官，兼送状启信物。其日面见
（第七行）军容、长官、宰相之时，张文彻、高再盛、史文信、宋闰盈、
（第八行）李伯盈同行，□定宋闰盈出班，
对叩击，具说
（第九行）本使一门拓边效顺，训袭义兵，朝朝战敌，为
（第十行）国输忠，请准旧例建节，廿余年朝廷不以
（第十一行）指
，今因遣闰盈等三般六十余人论节来者。
（第十二行）如此件不口获绝商量，即恐边塞难安，专使
（第十三行）实无归路。军容、宰相处分：“缘
（第十四行）驾回日近，专使但先发于凤翔，侯侍
（第十五行）銮驾到、即与指者。”至廿二日，夷则以专使同行
（第十六行）发来。三月一日却到凤翔。四日 驾入。五日遇寒
（第十七行）食，至八日假开遣参宰相、长官、军容。九日便遣
（第十八行）李伯盈修状四纸，同入中书，见宰相论节。其日，宋
（第十九行）闰盈恳苦再三说道理。却到驿内，其张文彻、王忠忠、
（第二十行）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言路次危险，不再用论节，且领
（第二十一行）取回 诏，随韩相公兵马相逐归去，平善得达
（第二十二行）沙州，岂不是好事者。其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
（第二十三行）等不肯。言：“此时不为本使恳苦论节将去，虚
（第二十四行）破仆射心力，修文写表万遍，差人涉历沙碛，
（第二十五行）终是不了。”至十一日，又遣李伯盈修状四纸，经
（第二十六行）宰相过。至十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状七纸，经四
（第二十七行）相公、两军容及长官过，兼宋闰盈口说道理。言：
（第二十八行）“留状商量。”中间三日不过文状。至十七日，又遣李伯盈
（第二十九行）修状五纸，经四宰相过。及见长官，亦留状，不
（第三十行）蒙处分。中间又两日停。至廿日，又遣李伯盈修
（第三十一行）状七纸，经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过。亦宋闰盈
（第三十二行）说道理。亦言：“留状。”见数日不得指挥，其张文彻、
（第三十三行）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便高声唱快。又言：“迩韩相公
（第三十四行）兵马去者，便招其□行。”官
遣一齐乱语，称：“不发
（第三十五行）待甚者！”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言：“颇耐
（第三十六行）煞人！我不得旌节，死亦不去！”夷则见他三行言语纷
（第三十七行）纭，抛却遂出驿来，又遣李伯盈修状五纸，见四
（第三十八行）宰相及长官，苦着言语，痛说理容。言：“此件不赐
（第三十九行）旌节，三般专使誓不归还者。”其□宰相、长官依稀
（第四十行）似许。其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遂遣
（第四十一行）夷则、通彻求嘱得堂头要人一切，口称以作主检
（第四十二行）例成持与节及官告，遂将人事数目立一文书
（第四十三行）呈过，兼设言约其日商量人事之时，三行军将
（第四十四行）官健一人不少懋言相随论节，只有张文彻、王忠忠、
（第四十五行）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不肯，言：“终不相随。”其张文彻
（第四十六行）就驿共宋闰盈相诤。其四人言：“仆射有甚功
（第四十七行）劳，觅他旌节？二十年以前，多少搂罗人来论节
（第四十八行）不得，如今信这两三个憨屡生，惋沸万劫，不到家
（第四十九行）乡，从他宋闰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诈祖乾圣。
（第五十行）在后论节，我则亲自下卦看卜，解圣也不得旌节。
（第五十一行）待你得节，我四人以头倒行。”夷则见张文彻等四人
（第五十二行）非常恶口秽言，苦道不要论节，亦劝谏宋闰盈、李伯
（第五十三行）盈等荣则同荣，辱则同辱，一般沙州受职，其
（第五十四行）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上自不怕
（第五十五行）仆射，不肯论节，一齐
却发去，有何不得？其宋闰
（第五十六行）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四人以允不肯。言：“身死
（第五十七行）闲事，九族何孤。节度使威严不怕，争得我四人？如
（第五十八行）不得节者，死亦不归者。”夷则见他四人言语苦切，同见
（第五十九行）堂头要人，仔细商量：“不用疑惑，但频过状，我与
（第六十行）成持。”至廿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状四纸，经宰相（下佚）
下面再按原件的顺序，逐行对原文作一些疏证。
（第一行）：“进奏院”，发报机关；“状”，公文的一种，这里专指官文报，即邸报；详下。这四个字可以连读。它的款式值得注意：一开始就标出了发报机关，表明它是由进奏院发出的官报。这里的进奏院，指的是唐归义军节度使派驻朝廷的进奏院，详下。“上”是动词，作呈递解，不是上下篇的上。
（第二行）：“当道”，唐时公文的习惯用语。《通鉴》卷二五八：“朱全忠军于河阳，汴军之初围泽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侍河东，轻绝当道。”胡注：“当道犹云本道，汴军自谓也。”在这里，“当道”主要指的是领导这个进奏院的归义军节度使。“专使”亦见于下文的第三行、第十二行和第三十九行，指的是奉本节度使派遣，到朝廷来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三般”即“三班”，可解释为三批。“旌节”详下文第十三行“建节”条。
（第三行）：“”应作“伏”。“右伏”是当时上行公文的常用套语。“光启”，唐僖宗的年号。“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这一年的闰十一月十四日以后跨入888年），下距唐王朝的灭亡只有十几二十年。这个年号是确定这份“进奏院状”发报时间的重要根据之一。从下文的内容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三日这一个多月时间内发生的事。本行和下一行提到的宗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第七行提到的史文信，第十九行提到的王忠忠，第二十行提到的范欺忠、段意意，第二十二行提到的李伯盈等，都是“三般专使”中的人物。据第十一行所记，全部“专使”共60余人，但是在“状”文里提到名字的只有这8个人，很可能是他们当中的骨干。其中，宗闰盈是“专使”们和朝廷办理交涉时的主要发言人，李伯盈是“考使”们向朝廷上报书面材料的主要执笔人。他们的事迹已无可考。大约都是所在地方的中下级军官。宗闰盈的宗，下文均作宋，这里可能是笔误。张文彻的彻，原文作“
”。
（第四行）：“兴元”，府、路名。唐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升梁州置府。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附近。这个地方在唐僖宗时期，曾经两度充当皇帝的行在。第一次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至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当时黄巢攻占长安，僖宗被迫逃往山南，再逃成都，等到黄巢败死，才迁回长安。这一次出亡，往返都曾以兴元为行在。第二次在光启二年至三年（公元886—887年）。这一次是由于李克用的沙陀兵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兵进逼京师，威胁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挟持下，再度逃亡兴元。《通鉴》卷二五六对这次出亡的狼狈情况，有过如下的描述：“（光启）二年正月戊子，令孜请上幸兴元，上不从。是夜，令孜引兵入宫，劫上幸宝鸡，黄门卫士从者才数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朝士追乘舆者至周至，为乱兵所掠，衣装殆尽。……二月，驾至兴元。”这一次在兴元待的时间比上一次要长，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才返回长安。这份“进奏院状”所报道的，正是唐僖宗在兴元的后期，和离开兴元返回长安途中的一些事。
（第五行）：“驾”，指唐僖宗。这是晚唐时期的一个庸黯无能的皇帝。他12岁即帝位，一切政事悉听命于宦官田令孜。史称他“威令不振，朝廷自卑”。《旧唐书》卷一七七《杜审权传》记他在兴元时期的窘状，有“行帑无寸金，卫兵不宿饱，帝垂泣侧席无如之何”等语。这份“进奏院状”所报道的这段时期；他26岁，一年后，他刚刚回到长安不久，就病死了。
（第五行至第六行）：“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指专使们所会见的唐王朝中枢机关的主要文武官员。宰相是“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的朝廷大员。据《新唐书》卷六十三《宰相表》，光启三年前后担任宰相职务的，有孔纬、杜让能、韦昭度、张浚等四人，韦就任于中和二年，孔、杜就任于光启二年，张就任于光启三年正月。这个数目与“状”文里提到的“四宰相”的数目正合。军容是“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或“神策军观军容使”的简称，是名义上的全国军事统帅，实际上它所能控制的仅只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即神策军。这一职务始置于唐肃宗至德中，担任这一职务的多数是宦官，鱼朝恩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个。僖宗时改以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西门匡范为右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光启二年，田令孜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活动中去职，由杨复恭继任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事见《新唐书》卷二○八《田令孜传》《杨复恭传》。“状”文里所说的“两军容”，指的就是杨和西门这两个人。“长官”是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各部门主管官员的泛指，它可能指枢密使，也可能指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和各部尚书一类的品级较高的官员，因为没有写出姓名，已经难以确指了。唐末藩镇跋扈，他们派出的代表往往可以入见天子，归义军的实力较小，不足以左右朝廷，但他们的“专使”还是一来就得到了唐天子的接见，而且始终在和宰相、军容、长官这些朝廷高级官员打交道，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藩镇气势的不凡。（宰相、军容、长官亦见下文第七、第十三、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等行）
（第八行）：“”亦见第十四行，疑是祗的异体。祗，敬也。这一行的“□”，从上下文看，可能是“约”字或“商”字。
（第九行至第十行）：“本使一门拓边效顺，……朝朝战敌，为国输忠”，指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家族代唐王朝恢复陇西一带管辖权和开拓疆域的赫赫战功。陇西一带自肃宗上元年间（公元760—762年）起，就被吐蕃占领。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张义潮凭借地方武装，赶走吐蕃守将，使陇西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的广大地区重新归复于唐王朝，以此被擢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后改为归义军节度使。事见《新唐书·吐蕃列传》及《旧唐书·宣宗本纪》。这以后，张义潮又继续带领所属蕃汉兵不断从吐蕃、回鹘人手中，夺回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失去的凉州等地，为恢复唐王朝的旧版图，立下了汗马功劳。事见《通鉴》卷二五○、二五二。敦煌壁画中的《张义潮收复河西》，敦煌变文中的《张义潮变文》，所描述的也都是他的这些事迹。在张义潮的带领下，他的不少亲属包括族子、女婿、外孙都立有战功。两个外孙，据《千佛洞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记》，一个做到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一个做到瓜州刺史墨离军押蕃落使。这就是“状”文里所说的“一门拓边效顺”，和“朝朝战敌，为国输忠”的具体内容。张义潮于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入朝，被任命为右神武统军，从此留在长安，没有回去，直到五年后他去世。代替他守归义军的是他的族子张淮深。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张淮深守归义军的时间起始于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结束于昭宗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敦煌石室真迹录》卷二收有《张淮深传》，《敦煌变文集》上册收有《张淮深变文》，专门介绍他的事迹。这个张淮深，就是这份“状”文里两次提到的“本使”（见本行及第二十三行），也就是“状”文第二行一开头就提到的那位“当道”。他是派遣这批60多人的“专使”到朝廷来的那个归义军的主官。根据前引《张淮深传》，他在这批“专使”回去后不到两年，就病死了。
（第十行）：“建节”和第二行、第三十六行、第三十九行、第四十二行、第五十行的“论旌节”，第十一行、第十八行、第二十行、第四十四行、第四十七行、第五十行、第五十五行的“论节”，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旌和节都是古代高级官员出使或出行时，用以显示身份的一种仪仗。唐时专门赐给各地的节度使。《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所说的“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人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所说的“节度使……赐双旌双节”，指的就是这种制度。受旌节的人，具有“奉使”统军的特殊身份，往往以为殊荣。这自然也是一种政治待遇。除了朝廷正式任命的正节度使（当时称大使）外，一般的武官，包括未经正式任命的节度使和下面的副使、判官、都统诸道兵马等将领，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旧唐书》《新唐书》中就都有对后面这些人“不赐旌节”的规定。《通鉴》卷二五八也有过“光启末，德州刺史卢彦威逐义昌节度使杨全玖，自称留后，求旌节，朝廷未许”等之类的记载。可见这一待遇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本行和其他各行所提到的“建节”“论节”“论旌节”，说的正是张淮深要求朝廷赐给旌节的事。张义潮入朝任神武统军后，归义军节度使的职务实际上由张淮深承担，但是没有得到过朝廷的正式任命，也没有得到“赐旌节”的待遇，所以有此要求。因为从天宝以来，凡节度使都赐旌节，所以有本行的“请准旧例”和第四十二行的“检例”等提法。求赐旌节是张淮深这一次派出60余人的专使到朝廷来的主要目的。“请准旧例建节”这句话后面的“廿余年”三个字，指的是张淮深主持归义军工作的年份。据《通鉴》及前引《唐方镇年表》所载，张淮深代替张义潮守归义军，起始于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到派遣专使赴朝廷求旌节的这一年，即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恰为20年。
（第十一行）：“指”，即指挥，这里指的是书面的诏敕命令。
（第十二行）：“获绝”，得不到、被拒绝。
（第十四行）：“驾回日近”，指唐僖宗即将由兴元返回长安。据《通鉴》《唐纪》七十三、僖宗离开兴元动身回长安的日期是光启三年三月初十日。据“状”文第三行、第五行介绍，“专使”们于这一年的二月十七日到达兴元，二十日参见“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这个时期正是“驾回日近”的时期。皇帝上路，整个朝廷随之搬家，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文书辎重大约也已经捆载停当，“论旌节”之类的事顾不上再办，所以有让“专使”们“但先发于凤翔”的指示。意思是要他们先到凤翔去等着。凤翔在长安迤西，是从兴元回长安必经的地方。唐僖宗这一次回长安，受到节度使李昌符的阻挠，在凤翔逗留了将近一年，直到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二月才返抵长安。“但”应即是“但”，这里少写了一横，可能是故意缺笔避讳。因为唐朝的第五个皇帝睿宗叫李旦。这一避讳字，还可以作为这份“进奏院状”确实是唐物的一个证明。
（第十五行）：“夷则”，人名。这个名字在“状”文中出现过5次。除本行外，还见于第三十六行、四十一行、五十一行、五十八行，是归义军节度使派驻唐王朝的进奏官即“状”文作者的自称。唐例，各藩镇进奏官皆以大将主之，不仅负责通奏报等事宜，而且是各藩镇在朝廷的政治代表，据此，这个名叫夷则的人，恐怕也不是一个等闲人物。《旧唐书》卷十八《宣宗本纪》载称：“大中五年……张义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通鉴》也有“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的记载，见该书卷二四九。两处都提到了“义泽”这个人，并称他为张义潮之兄。从他曾经被派入朝的这段经历和他与张氏一门的关系看，很可能和“状”文中的“夷则”是一个人。“夷则”“义泽”读音全同。前者可能是后者的简写或别写。“义”和“泽”这两个字是1956年才简化的，简化前的写法是29画，“夷则”这两个字只有15画，因此，在当时，“夷则”有可能是“义泽”这两个字的笔画较少的同音代替字（简化后的义泽，比夷则这两个字的笔画更少了，但这是后来的事）。在流传至今的敦煌卷子中，用笔画较少的同音字来代替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第十六行）：“却到凤翔”。“却”，退也。指“专使”们退回到凤翔。由归义军到兴元要经过凤翔，现在又回到凤翔，所以用“却”字。“四日驾入”，从上文看，是说唐僖宗于三月四日抵达凤翔。
（第十八行）：“状”，向上级陈述情况的一种公文体裁。“四纸”，四页。“中书”，指中书省，政事堂设在那里，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
（第二十一行）：“回诏”，皇帝答复臣下请求的诏书。“相公”，尊称。“韩相公”指韩姓的某一达官贵人。僖宗朝有事迹可考的韩姓大员，有曾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的韩渥，曾任天子钦使的韩归范，曾任镇国节度使的韩建，和曾任神策军中尉监凤翔军的韩全诲，从“状”文的“随韩相公兵马”这句话看，这位“韩相公”应是个武官，如此，则以后两个人的可能性为大。
（第二十二行）：“沙州”，亦见于第五十一行，是归义军节度使的驻地。据《新唐书》卷六十七，表第七《方镇》：“大中五年置归义军节度使，领沙、甘、瓜、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治沙州。”另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元和志》：“沙州东至瓜州二百里，西至吐蕃界三百里，北至伊州七百里，治敦煌县”，说明它的辖区正好在今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敦煌县志》有“敦煌郡南七里有鸣沙山，故亦曰沙州”之说，可见它的命名，是从敦煌的鸣沙山得来的。
（第二十四行）：“仆射”，亦见于第四十六行，第五十五行，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这里借用来，作为对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尊称。
（第二十六行）：“过”，经过，递送，收转。
（第三十三行）：“唱快”——“唱”，长声呼叫；“快”，怨恨，不服。
（第三十四行）：“”疑是健的异体，“官健”，指随“专使”前来的下级官兵。
（第三十五行）：“颇耐煞人”，“颇”应作“叵”。叵耐，不可耐，见《正字通》。
（第三十七行）：“
却”，亦见第五十五行，不可解。疑是方言字。“驿”，专使们的临时住所，亦见第四十六行。
（第三十八行）：“理容”——理由。
（第四十一行）：“堂头要人”，亦见第五十九行，可能指负责铨叙、簿书、引纳、制敕等具体工作的中枢官员。
（第四十二行）：“官告”，即官诰，授官的凭证。《旧唐书·宪宗本纪》：“（房）启初拜桂管，启吏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以授启。”
（第四十四行）：“懋”，勉也。
（第四十六行）：“诤”，争。
（第四十七行）：“搂罗人”，机警伶俐的人。“搂罗”应作“喽罗”。唐·卢仝《玉川集》《寄男抱孙诗》：“喽罗儿读书，何异摧枯朽。”
（第四十八行）：“憨”，傻气。这个“憨”，可能是一个单词，也可能是一个和下面的“屡生”两个字合起来的与“搂罗人”相对应的词组。不管是单词，还是词组，看文意，都是指傻里傻气的人。以下的两句话费解，标点也标得未必妥当。
（第四十九行）：“诈祖乾圣”，不可解。从上下文看，当是贬义语。“圣”，有刁钻、精灵、能干的意思，见蒋礼鸿《敦煌变文文字通释》111页。
（第五十七行）：“孤”应作辜。“身死闲事，九族何孤”——个人一死事小，怎能让无辜的九族受连累？
（第五十九行）：引号中的言语，似乎是“堂头要人”们说的。
根据以上的疏证，尽管还有很多字句十分费解，“状”文的大致意思还是能够看懂的。要而言之，这是一份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从唐王朝行在所在地凤翔发往归义军节度使驻地沙州的“进奏院状”，原件的下半部分已经不全，内容主要报道的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往行在的“专使”们，在兴元、凤翔两地活动的情况：他们是什么时候到达的兴元，什么时候见的皇帝，什么时候见的宰相、军容、长官；什么时候到的凤翔，什么时候开始就张淮深要求旌节的问题和朝廷大员进行的交涉，交涉的经过情况如何，碰到过什么困难，他们内部在求旌节问题上有过什么分歧，发生过什么争吵，双方都说了些什么，哪些人表现好，哪些人表现不好，如此等等。
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这次求旌节活动，史无记载，结果如何，也不甚了了。这份“进奏院状”保存了有关这次活动的一些细节，为研究唐朝藩镇制度的历史，特别是沙州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一些原始材料，这是很可贵的。但它的重要意义并不在此。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报刊历史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件罕见的古代报纸的实物。和它为古代报纸研究提供的信息比较起来，它的那些有关论旌节问题的报道，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唐朝的“进奏院状”，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这份“进奏院状”之得以幸存，和敦煌地区的一些特殊情况有关。那里交通梗阻，兵燹较少，风沙弥漫，气候干燥，有利于文物保存，而这份“进奏院状”从11世纪中叶起，又被人连同其他几万件卷子藏入石室，密封了起来，这些因素结合到一块，才使得它能够流传下来。
这份“进奏院状”之得以幸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背面录有六十四行叙述季布骂阵故事的曲文。报纸这一类东西，以往是不太受人重视的。历来是藏书的人多，藏报的人少。这从明以前的报纸很少存世一点，也可以得到证明。感谢一千多年前的那位曲文爱好者，没有他在这份“进奏院状”的背面抄下的那六十四行曲文，这件报纸历史上的稀世珍品，恐怕早就被人随意弃置了。
二
存世的这份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有关古代报纸的哪些问题呢？我以为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以下一些问题。即：（1）邸报起始的时间和邸报的名称；（2）唐代报纸的基本情况；（3）古代报纸和近现代报纸的区别。下面分别就这些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邸报起始的时间和邸报的名称
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先提到邸报这两个字的是宋人的著作。《宋会要辑稿》刑二下所引的光宗绍熙四年十月四日臣僚言，还曾给邸报下过以下的定义：“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这种邸报，不见于汉人的记载。一般人因此认为汉朝还没有邸报。唐朝有没有呢？说法不一。唐人著作中至今还没有查到邸报这两个字。《全唐诗话》卷三，载有韩翃的朋友从“邸报”上看到他被任命为驾部郎中知制诰的消息，连夜向他报告的故事。第一次把邸报这两个字和唐人联系了起来，但这部诗话是贾似道假手廖莹中编写的，出版时托为尤袤所作，尤是南宋高宗时人，贾、廖是南宋理宗时人，都离唐时甚远，不足以为唐有邸报的依据。因此对唐朝有无邸报一节，还有不同意见。
我的看法是，唐朝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朝。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把进奏院和邸、进奏官和邸吏的关系弄清楚。
进奏院和邸是个什么关系呢？很简单，进奏院就是邸。
按邸的制度起始于汉朝。《汉书·文帝纪》：“奉天子法驾迎代邸。”颜师古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其任务，据《西汉会要》所说，是：“通奏报，待朝宿。”这是邸见于史籍的开始。汉以后，邸的制度被保存了下来。隋时，东都洛阳“上春门门外夹道南北，有东西道诸侯邸百余所”（见杜宝《大业杂记》）。唐朝初年，“藩镇皆置邸京师”，初名“上都留候院”，直至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才改名“上都知进奏院”（见《文献通考》卷六十职官十四），简称进奏院。这一体制一直沿用到宋末。《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一所说的“进奏院本出于汉之郡国置邸京师”，正确地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唐朝中叶以后，邸的正式名称改为留候院或进奏院，但在有些文献资料和有些人的诗文中，它们仍被称为邸。邸就是留候院或进奏院，留候院或进奏院就是邸，这在当时人是很清楚的。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机构。
进奏官（有时称进奏吏）和邸吏又是个什么关系呢？这也很简单：进奏官或进奏吏就是邸吏。邸吏，《汉书·朱买臣传》称为“守邸者”，是邸的负责人。唐朝初年的正式职称是上都邸务留候使，亦称邸官、邸吏（见《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一及《唐会要》卷五十八吏部郎中条），代宗大历十二年上都留候院改名上都进奏院后，上都邸务留后使也随着改称上都进奏院官（见《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杂录条），简称进奏官或进奏吏。这一职称也一直沿袭到宋末（见《文献通考》卷十一）。在一些文献资料和当时人的诗文集中，进奏官、进奏吏和邱官、邸吏之间，也是互相通用的。
明确了进奏院和邸、进奏官和邸吏的关系以后，“进奏院状”的性质及其与“邸报”的关系也就十分清楚了：“进奏院状”实际上就是宋人所说的“邸报”或“邸吏报状”。从发报的方式看，“进奏院状”和后来的邸报是一样的，即都由地方派驻朝廷的邸或进奏院，通过邸吏或进奏官，向下传递。从发报的内容看，它们之间也是一样的，即都是中枢同意发布的皇帝的言行、朝廷的命令、大臣的奏疏和官吏的任免事项等。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既然“进奏院状”就是邸报，而唐朝又确实有过“进奏院状”这样的物事，把邸报起始的时间定在唐朝，我想总还是可以的吧。
在邸报起始时间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人对邸报的称呼很不一致。
即以唐朝的情况为例，当时人对邸报这类报纸的称呼就很复杂。
有称为“进奏院状报”的。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一所收的《贺改年号表》《贺建王除魏博表》《贺封公主表》《贺降德音表》《贺回驾日不许进歌乐表》《贺通和南蛮表》《贺收捉草贼阡能表》《贺杀黄巢徒伴表》，卷三所收的《谢泰彦等正授刺史状》《谢就如侍中兼实封状》，卷四所收的《谢除侄男琼授彭州九陇县令状》，卷六所收的《贺入蛮使回状》《谢加侍中兼实封状》《谢内宴仍给百官料钱状》《贺杀黄巢贼徒状》等文。这些文章都是崔致远代淮南节度使高骄起草的奏稿。内容或贺皇帝改元，或贺公主受封，或谢加官晋爵，或颂天王圣明，每篇的开头都有“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或“右得进奏院状报”等字样。前者如《贺回驾日不许进歌乐表》的“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伏审敕旨，回驾日应沿路州县切不得辄进歌乐及屠杀者……”；后者如《贺杀黄巢贼徒状》的“右得进奏院状报，定难军拓拔相公、保大军东方逵尚书奏于宜君县南，杀戮贼徒，并生擒贼将……”都表明它们的作者在执笔前曾经看到过“进奏院状报”，这些奏状，乃是看报后，感事而发的。
有称为“邸吏状”的。见《旧唐书》卷一二四《李师古传》引李师古告李元素使者语：“师古近得邸吏状，具承圣躬万福。李元素岂欲反，乃忽伪录遗诏以寄。师古三代受国恩，位兼将相，见贼不可以不讨。”李师古说这段话的时候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时任平卢淄青节度使。这里所说的“邸吏状”和“进奏院状”是同义语。
有称为“报状”的。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十七《论幽州事宜状》：“世伏见报状，见幽州雄武军使张仲武已将兵马赴幽州雄武军使。”亦见王谠《唐语林》卷六：“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棕谓李曰：贵人赴阙作光禄勋矣。”李书所记的是武宗会昌年间的事，王书所记的是宣宗大中年间的事。此外，《唐会要》卷七十八、以及钟辂的《前定录》、裴庭裕的《东观奏记》等书，也都提到“报状”。
有称为“报”的。见杜牧《樊川集》卷十二《与人论谏书》：“前数月见报，上披阅阁下谏疏，锡以币帛，辟左且远，莫知其故”；王懋《野客丛书》卷八引牛僧孺墓志：“刘稹破，报至，公出声叹恨。”杜牧是文宗太和前后人，牛僧孺是武宗会昌前后人，所记都是当时的事。“报”和前面提到的“报状”当是“进奏院状报”或“邸吏报状”的省称。需要指出的是，“报”和“状”这两个字，在当时，也可以用来泛指藩镇之间，中枢各部门之间，互相通报情况，陈诉意见的文报。如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十八《贺破淮口贼状》：“右某昨日窃聆难口镇状报，今月八日绪军合势杀戮，狂跌已尽者。”不列颠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中，有一份编号为S1438的《沙州状》，据《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一文考证，也属于这一类文报，是吐蕃管辖沙州时期，沙州地方官向上级官员汇报情况的一份文报。这类文报，在当时也被称为“牒报”，有点类似明清时代的“塘报”。因此，不能把唐人文集中提到的每一个“报”或“报状”都当成“进奏院状”或“邸吏报状”。
有称为“杂报”或“条报”的。见孙樵《经纬集》卷三《开元杂报》条。“杂报”是孙樵对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条布于外”的报纸的称呼；“条报”（这里的“条”也可以用作动词）是孙樵对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他在首都长安每天看到的“条报朝廷事”的报纸的称呼。都指的是“邸吏报状”或“进奏院状”。
有称为“朝报”的。如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十六引《后唐记》及《五代会要》称：“后唐长兴中，史馆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指晚唐的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个皇帝，当（公元847—904年）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州等处，购募野史及除目朝报、逐朝日历银台事宜、以外制词、百司簿籍上进。”又同书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称：“会昌以后，无复底本，杂取朝报吏牍补缀成之。”虽然引的是五代人说的话，但五代离唐很近，说这些话的人看见过唐时的报纸，所用的也一定会是唐时的习惯称呼。他们所说的“朝报”，指的就是“邸吏报状”或“进奏院状”。
以上是唐朝的情况。到了宋朝，邸报这一称呼已经普见于官文书和私人的尺牍诗文了，它的别称仍然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例如：
有沿袭唐人习惯，称为“进奏院状报”的。如宋祁《景文集》卷三十六：“臣某言：今月八日得进奏院状报，圣体康复，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御廷和殿亲见群臣者。”
有称为“进奏院报状”的。如《宋会要辑稿》刑二上引殿中侍御史朱谏言：“河北边城每进奏院报状至，望令本州实封呈诸官员，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有称为“进奏院报”的。如《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一引任伯雨奏称：“臣伏见进奏院报，郝随特许复官。”
有称为“进奏官报”的。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九引《逢虏记》云：“退谒林经略，林云：‘今日偶得进奏官报，某落职与远小处监当。某已是罪人，只今交割便行。’”
有称为“报状”的。如《唐宋十大家尺牍》引吕东莱书简：“旬日前，报状中见黄德润初对文字，蔼然真大人之言，可为善类贺。”
有称为“邸史报状”的。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直史馆孙公冕文学政事有闻于时，而赋性刚明，……每得邸吏报状，则纳怀中，不复省视。或诘其意，曰：某人贤而反沉下位，某人不才而骤居显位，见之令人不快尔。”
有称为“邸状”的。如《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师中始事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
有称为“报”的。见《江文定集》《与朱元晦书》：“见报，有旨引见而未报登对之日，窃计诚心正论，从容献纳，所以开寤上意者多矣。”
以上所引的“进奏院状报”“进奏院报状”“进奏院报”“进奏官报”“报状”“邸吏报状”“邸状”“报”等这些称呼，除了个别的另有所指外，绝大多数无疑地指的就是当时的“邸报”，即由进奏院的进奏官向地方传发的官报。可见，即在“邸报”这一称呼已经十分流行的宋朝，社会上对它的称呼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宋以后，社会上对邸报还有另外一些新的别称如邸抄、阁抄、京报等。情况也大抵类此。
原因何在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在于“邸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报头。既然没有固定的报头，也就没有固定的名称。人们可以这么叫，也可以那么叫。严格说起来，就连“邸报”这两个字，恐怕也只是它的一个别名。(1)
因为负责发布“邸报”的邸，早在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就已经改称上都进奏院，打那以后，邸已经不是它的正式名称了。
基于上面的认识，我不太赞成有的同志主张过的，历史上某时期曾经出现过一种名为“××”（邸报的一种别称）的官报，过了若干年，到了另一个时期，又出现了另一种名叫“××”（邸报的另一种别称）的官报；或“××”（一种邸报的别称）在某一个时候改称“××”（邸报的另一种别称）等之类的提法。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发自首都的封建政府官报，尽管名称很多，基本上只有一种，就是我们习惯称之为“邸报”的那一种。把“邸报”的许多别名，当成了一个个不同的报纸，完全是一种误解。
新发现的这份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对于我们考定邸报起始的时间，和解决有关邸报名称的问题，能不能有所帮助呢？回答是肯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它为唐朝开始有邸报，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如果说，孙樵《经纬集》的《开元杂报》条是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邸报的较早的文字记载的话，那么这份“进奏院状”就是现存的最早的邸报原件。它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孙樵《开元杂报》一文所叙事实的真实性，证明了中国邸报起始的时间，无论如何不会晚于唐朝。
2. 它为考定邸报的正式名称，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份“进奏院状”开头第一行的“进奏院状上”这几个字，很值得注意。它告诉我们：历来被称为邸报的封建官报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名，如果开头的这句说明发报单位和发报性质的公文套语可以借用来作为报名的话，那么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就是“进奏院状”。此外的一些称呼，包括“邸报”在内，都只能是它的别称。这一点，从前引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保留下来的大量有关“进奏院状报”的文字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唐代报纸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的研究，我们对唐朝时期中国报纸的以下一些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发报制度。唐朝虽然沿用了汉隋以来地方各州郡在首都设邸的制度，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加以管理。邸吏或进奏官都由藩镇们自己选派，不需要经过朝廷的批准和任命。那些个邸或进奏院也是分散设立各自为政的。徐松《西京城坊考》：“崇仁坊有东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南、交州、太原、幽州、冀州、丰州、沧州、天德、荆南、宣歙、江西、福建、广、桂、安南、邕宁、黔南等进奏院。”所记的正是这种分散设立的状况。唐代宗大历十二年成立上都知进奏院以后，机构稍稍统一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像宋朝那样的由门下省编定，请给事中判报，然后通过进奏院报行天下的统一发报制度；也没有一套像宋朝那样的，以五日、十日或若干日为期，编成定本，送请枢密院审查的定稿制度；以及不许“忘传除改”和擅报“朝廷机事”等之类的多如牛毛的禁令。所以如此，恐怕和唐朝藩镇专擅，政由方伯，而宋朝则集权于中枢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证实了上面这些情况，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一些细节，即：（1）各地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族属或亲信人员，他只对自己的主官即“当道”负责，不对朝廷负责；（2）为了及时传报有关朝廷的消息，进奏官总是紧紧地跟着皇帝和朝廷中枢机关，平时在首都，非常时期则随着皇帝的行在转移，几乎寸步不离；（3）所谓的“邸报”或“进奏院状”是这些进奏官们向派出他们的藩镇长官分别传发的官报，它没有上面规定的母本，也没有固定的发报日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朝的“邸报”确实是一种封建官报。不过，它只是驻在首都的进奏官向派出他们的各地藩镇传报朝廷消息的地方一级官报，而不是中央官报。在唐朝，实际上还没有一种像宋朝那样的由封建王朝的中枢机关负责编辑、审定、发布的统一的宫廷官报。
我在以往写的《谈邸报》（刊1956年第7期《新闻业务》）一文中，曾经把唐朝的“邸报”，笼统地称为封建王朝的宫廷官报，现在看来，是不够准确的（这篇文章还沿用前人的说法，把邸报起始的时间定为汉朝，也是缺乏足够根据的）。同样，否认早期邸报的官办性质，认为“在唐代，邸报尚属半官方性质”（见1967年台北版朱传誉《宋代新闻史》48页），以及认为唐朝的邸报已经“渐由内廷统一编印，以分发给各进奏院，俾传递至各节度使本部”（见1977年台北版曾虚白《中国新闻史》72页）等之类的说法，也是未必妥当的。
2. 发报内容。在多数的情况下，“邸报”所传报的主要内容是皇帝的起居言行，朝廷的政策法令，官吏的升黜任免，臣僚的章奏疏表，以及朝廷的其他重大事件。孙樵在“开元杂报”上看到的“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争十刻罢”；他后来在“长安条报”上所看到的“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以及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中所引的“进奏院状报”上的那些有关“改元”“奉使”“通和”和“枭斩黄巢首级”“收捉草贼阡能”等之类的消息；就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归义军节度使派驻朝廷的那个进奏官，平日所传报的很可能也是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进奏官们也可能专就和本藩镇有关的问题，或本藩镇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专题性的集中报道。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这样。它所报道的有关归义军节度使派出专使为“论旌节”事和宰相、军容、长官们进行交涉的情况，正是“本使”当时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问题。这是一期专门就“论旌节”事进行集中报道的“进奏院状”。本藩镇派出专使到朝廷办交涉这样的事，三年五年也许还碰不上一次，这位进奏官在平日的“进奏院状”中所报道的，很可能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常规的内容。袁昶超在《中国报业小史》一书中为古代邸报所作的以下的一段设想，是接近于实际的：“京师的其他消息，为藩王所感兴趣的，也可能附记在邸报之末。藩邸里面的书记，便是当日的通讯记者”（第2页）。他所设想的是平时的情况，这份“进奏院状”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和内容有关的还有一个写作的问题。从这份“进奏院状”看，当时的“进奏院状”既有照录起居注、时政记和官文书的部分，也有进奏官们自己编写的部分。前一部分照抄或作一些摘录就行了，后一部分则需要进奏官们自己动手。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的文字是很蹩脚的，这恐怕是因为作者来自长期受吐蕃统治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一位肚里墨水不多的赳赳武夫的缘故。中原地区的那些藩镇的进奏官们当不如此。他们所发的某些“进奏院状”，也可能是很有文采的。
3. 发报方式。从有关的文献和这份“进奏院状”所提供的情况看，一般的“邸报”是由进奏官们直接发给藩镇主官的，后者是这些“邸报”的第一读者。至于地方上一般官绅们所看到的“邸报”，包括孙樵在襄汉间看到的那几十页“开元杂报”，则很有可能不是原件，而是经过辗转誊录的抄件了。
和这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唐时邸报是否印刷的问题。自从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提到“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云是唐人雕本，……墨影漫漶，不甚可辨”以来，不少人曾经相信唐朝已有印刷报纸。但也有人表示过怀疑。向达教授在四十年前就曾经提出过疑问：“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影漫漶不甚可辨，焉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矧读孙氏文，毫不见有刊刻之意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34页）60年代以后，也有不少同志提出过同样的疑问。现在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孙毓修提供的这段材料不可靠，即使有那么几页“云是唐人雕本”的“开元杂报”，也只能是赝品，唐朝并不存在印刷的报纸。我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写过介绍“开元杂报”是中国第一份印刷报纸的文章，近20年来也改变了看法，不再那么提了。唐朝并不是不具备印刷报纸的条件，从现存的唐懿宗咸通九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雕版《金刚经》看来，那一时代的雕版印刷水平已经很不低了。问题不在具备不具备印刷的条件，问题在于有没有印刷的必要。既然当时“邸报”的发报方式是由各藩镇派驻首都的各个进奏官分别传送给自己的长官，并没有一个由朝廷统一领导的发报机构，印刷就不是十分必要的。现存的这份完全用手写的“进奏院状”，就是一个证明。中国的印刷报纸，是在朝廷把发报权都集中于都进奏院，需要大量复制的情况下才产生的。那已经是北宋以后的事情了。
根据了解到的以上情况，我们可以为唐朝的报纸作下面这样一个简单的描述：它是一种由各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以各藩镇进奏院的名义，根据所采录到的朝廷消息，分别传发给各藩镇主官的手写官报。刊期不定，篇幅不等，没有报头。它的正式名称为“进奏院状报”，也被别称为“邸报”“邸吏报状”等等。朝廷对它的誊录传报工作及其内容没有限制。它只接受地方藩镇的领导，并不代表封建朝廷。它并不是封建王朝的中央宫廷官报。
古代报纸和近现代报纸的区别
看了前引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文和上面的分析以后，也许有人会问：难道唐代的邸报就是这个样子？它能算是报纸么？
是的，唐代的邸报就是这样！它就是当时的报纸！当然，确切地说，是原始状态的报纸。它有点近似于西方中世纪的新闻信，然而却比西方最早的新闻信还要早上好几百年。所不同的是，新闻信主要是为早期的西方资产阶级传达经济情报服务的，而早期的邸报，则主要是为封建地方政权了解朝廷消息，巩固和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服务的。
报纸作为一种新闻手段，从诞生、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它不是一下子突然形成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形成之后，还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唐代的邸报，正处在这个过程的前期，它仅仅具备报纸的雏形，还很原始，还很不完善。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报纸发展的历史轨迹。
古代报纸和现代报纸毕竟是有区别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区别，不能用现代报纸的模式去硬套和苛求古代的报纸。
我很欣赏姚福申同志的下面这段话：“假定今天看到了邸报，也只以为是普通的公文手抄本。……即使邸报放在面前，我们也是有眼不识泰山的”（《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刊《新闻研究资料》第9辑）。这段话说得很实在。事实正是这样。带着今天报纸的框框去研究古代报纸，其结果，不是过分拔高，把它们描述得过于现代化，就是要求过高，连一份报纸也找不到。因为，正如姚文所说：“即使邸报放在面前，我们也是有眼不识泰山的。”
在国内，明朝的邸报已经罕见，无论唐宋。现在突然冒出一份唐朝报纸的原件来，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饮水思源，应该首先感谢向达教授。研究敦煌卷子的人，一般只重视其中的佛经、变文、词曲、契约文书和绘画印件，很少注意到“进奏院状”这类的东西，是他独具慧眼，首先发现了这份“进奏院状”，著之于目录，才使我们得以按图索骥，进行研究。海内外各图书馆庋藏的敦煌卷子，据台湾潘重规教授统计，近四万卷，其中会不会还有被湮没的唐宋两朝的“进奏院状”或“邸报”呢？我想，不排除这种可能。(2)我相信，经过努力，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古代报纸原件被发掘出来。我将延跂以待。
附 记
本文所引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李德格《会昌一品集》关于“进奏院状”的几段材料，是从黄卓明同志赠送给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的报刊史资料汇录中转引过来的；所引《旧唐书·李师古传》中有关“邸吏状”的那段材料，是从姚福申同志《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一文中转引过来的（转引时查对了一下原书，发现末句“不可以不讨”，姚文作“不可不讨”，脱了一个“以”字，已经补上）。此外，还有几条材料是从朱传誉先生的《宋代新闻史》一书中转引过来的，发现这些材料的劳绩属于他们。文中没有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原载1983年1月第5期《新闻学论集》）
(1) 关于“邸报”有很多别称，以及“邸报”这两个字也往往被当作一般报纸的别称一节，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这就是1982年5月出版的《人物》第13期梁吉生、杨珣《柳亚子在津南村》一文所引的柳亚子1944年在重庆津南村暂住时，写赠给居停主人南开中学教员张镜潭的下面这首诗：卜邻五月喜相于，邸报同看更借书。最是津南人物美，三冬图史伴三余。其中第二句的“邸报”两个字，据《柳亚子在津南村》一文的作者称：“系指《新华日报》。柳亚子常常借阅张镜潭订的《新华日报》，以便了解抗日战争形势，领会党的意图”。这当然是不会错的。因为下文还有“周恩来同志还派报童给柳家送《新华日报》，为他提供学习便利条件”这样一段话。可见柳诗中所说的“邸报”，指的就是《新华日报》。“邸报”这两个字，在这里用作“报纸”的别称，泛指一切报纸，自然也可以指《新华日报》，这是诗人的文学语言。如果几百年后的研究工作者，看到这首诗后，就如获至宝地得出公元1944年中国还有“邸报”，或某某报在1944年改称“邸报”这样的结论，岂不是大笑话吗。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对古代诗文集中提到的那些个“邸报”，不可拘于文义，过分当真，要作具体分析。
(2) 例如，另外一些在反面抄有《季布骂阵词文》的敦煌卷子，就有可能是唐时的《进奏院状》或邸报。《季布骂阵词文》是唐朝无名作者所写的共有三百二十韵的长篇叙事诗，分别抄在藏经洞出土的十个卷子上，连缀起来，可以成为一篇完整的词文。它们的编号为：P3639、P2747、P2648、P3386、P3197、S5440、S2056、S5439、S5441、S1156。另外的九份也可能是在废旧的《进奏院状》的反面抄写的，只是不立首末，没头没尾，更不为人所注意而已。倘有机会把它们一一抄来看看，也许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