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
——记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六年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

（在“98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研究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于1992年6月11日，至今，已有近6年的历史。这6年，是中国新闻史学术研究蓬勃发展的6年，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史学术研究得到恢复，并获得迅猛发展的历史的延续。

6年来，在海内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新闻史的学术研究，继前一个时期的迅猛发展之后，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据不完全的统计，这6年来（从1992年6月到1998年3月底），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 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6年来，有不少新闻史专著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优秀科研成果奖，或高校的优秀教材奖。按照出版时间的顺序，它们是：

《中国编辑史》（1992年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1994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6年国家教委优秀社科论著二等奖、1997年上海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5年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上海新闻史》（1995—1996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9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新记〈大公报〉史稿》（1997年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优秀成果奖）

（以上所记，很可能有遗漏，容后补正）

这些获奖专著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学会的会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奖当中档次较高的吴玉章奖，自1987年开始颁奖到现在，一共只颁发了三次奖，每一次都有新闻史方面的专著获奖，遥遥领先于新闻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七个方面。

一、新闻史的辞书和工具书

这一时期出版的和新闻有关的辞书工具书，一般都设有新闻史方面的辞条。如1993年出版的《新闻学大辞典》中，就设有不少涉及历史上的报刊、新闻界人物和新闻界重大事件的条目。宁树藩、赵玉明、张之华等同志都参加了这些条目的撰稿和审定工作。除了这一类综合性的辞书外，这一时期还出有一些以提供新闻史资料为主的新闻方面的辞书。已经完成的有1992年6月出版的《中国报刊辞典》。这部辞典共设4 158个词条，其中报刊3 707条，人物357条，事件等120条，全部和建国前的新闻史有关。其中有关报刊的那一部分辞条和内容，很接近两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主编）。

和这部辞书相近的，还可以举出两部新闻史方面的工具书。一部是正在进行的倪延年等主编的《中国报刊史志》，这部书计划设十多卷（古近代一卷，现代三卷，当代四卷，外文一卷，港澳台一卷等），共1 200万字，总条数还没有统计出来，只知道仅第三、第四两卷就设有报刊方面的辞条1万条，事件方面的辞条500条，人物方面的辞条100条。全书已于1997年11月截稿，目前正在进行书稿的审定工作，可望在近期内出版。另一部是已经出版的王文彬同志的《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1996年重庆出版社）。王老出生于1907年，今年91岁，是中国新闻界、也是我们学会的老寿星。他从事新闻工作60年，从事新闻史资料的收集和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有近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这部书，皇皇74万字，作者自谦是“资料汇辑”，其实是一部内容丰富，叙述精详的新闻史。除这本书外，王老近期还将有三部和新闻史有关的书问世。耄耋之年，笔耕不辍，令人钦佩。

二、通史和断代史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通史性质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可以举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年，人大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95年修订本）、《中国新闻通史》（刘家林，199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丁淦林任召集人的编写组编写，1995年，高教出版社）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丁淦林主编，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多种。其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从起步到现在，已经历时10年，目前只出到第二卷，最后一卷即第三卷可望在今年内出齐。全书240万字，是一个即将完成的大工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中仅有的一个由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编写的教学大纲。《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则是根据这个大纲编写的第一部新闻史方面的教材。这一时期有关断代性质的新闻史专著，属于现代部分的，可以举出倪延年等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王洪祥等的《中国现代新闻史》（1997年，新华出版社）；属于当代部分的，可以举出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2年6月，经济日报出版社）、陈业劭等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2年12月，新闻出版社）、钟沛璋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上下）（1997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等。其中，张涛的那本问世最早，1996年曾经再版，可见这方面的书需求之殷。钟沛璋的那本最具权威，因为它是《当代中国》丛书之一，是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我们学会的不少会员参加了它的编写工作。

古代新闻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进展。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完整的，则有已出版的李敬一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和即将出版的李彬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由于唐代的新闻传播事业，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研究，这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三、地区新闻史

近代新闻史的研究方面，则有新加坡卓南生先生的《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一书的出版。这部有很大学术价值的专著，是用日文撰写的，1990年出版于日本东京。这次出版的是它的中文版，书名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年），1998年5月1日在台北印刷发行。卓先生关于中国早期近代报刊史的研究成果尽在其中。它的出版将会有助于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这一时期的地区新闻史，有一部分是以地方志中的新闻志（或称“新闻出版志”“报业志”）的方式出现的。地方新闻史志的编写工作，起始于80年代初期，最近十年，是地方新闻史志丰收的时期。继此前出版的地区新闻志之后，这一时期新问世的新闻志，又有《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1993年，湖南出版社）、《山东省志——报业志》（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四川省志——报业志》（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市志——报业志》（1996年，重庆出版社）、《福州新闻志——报业志》（199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多种。作为副产品，四川还出有《四川报业大事记》（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还出有《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1995年，重庆出版社）等书。

在新闻史志的编写队伍中，“川军”是一支实力雄厚的大军。到会的颜义先、文履平、萧鸣锵、邓宣等同志，都来自这支大军。在重庆划出以前，他们原是一家。重庆划出以后，则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近出版的《四川省报业志》和《四川报业大事记》中，就都还有不少重庆方面的内容。

“川军”中这次到会的，除上面提出的四位外，还有王绿萍和向纯武。他们都任教于川大。在从事新闻史教学工作之余，都致力于四川报业史的研究。王绿萍不是四川人，但是二十年如一日的致力于四川报业史的研究。她正在编写整理的《四川报刊综览》，收入了起止于1897—1949年，近53年的、在四川出版的近6 000种报刊，涉及全省曾经出版过报刊的100多个县（恐怕还是包括了重庆市属的那些县。这是难以分割的历史）。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她几乎跑遍了全省的档案馆，走访了不少沦落于社会底层穷困潦倒的老报人，足迹遍及四川腹地和康定、广元、雅安、西昌等边远地区，有的地方海拔超过4 000米。向纯武除从事新闻史教学工作外，也致力于新闻史研究，新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涉及新闻史方面的条目，凡100多万字，就出于他的手笔。

众多的新闻志中，还有一部全国性的新闻志，即《中华通志》中的《新闻志》。这部《新闻志》由谷长岭同志负责编写，以史志的方式从纵的角度，介绍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这部《新闻志》近20万字，将于下个月出版。

除新闻志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地区性的新闻史专著问世。举其大者，有黄河的《北京报刊史话》（199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沙金的《湖州报纸史略》（1992年，湖州日报出版社）、邵梦龙主编的《绍兴新闻事业九十年》（1994年，海天出版社）、程坛主编的《江西苏区新闻史》（199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陈承铮的《河南新闻事业简史》（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张鸿慰的《八桂报史文存》（1995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和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等。黄河同志是新闻史研究的前辈，他的这一选题很重要，但全书仅12万字，稍嫌简略。秦绍德同志的那一本，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史料丰实，分析精到，是上海地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程坛同志的那一本，是有关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新闻史的最详尽的一部专著。对党报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张鸿慰同志的那一本，是研究桂系军阀办报活动的第一本专著，也是研究旧中国军阀派系办报活动的第一本专著，在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张鸿慰同志主编的另一部专著《桂系报业史》，近30万字，内容更为充实。已于1997年12月出版。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地区性新闻史专著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光仁同志主编，陈镐汶、秦绍德、黄瑚、朱敏彦、沈志、蒋金戈等同志合写的《上海新闻史》。这本书，洋洋80万言，是地区新闻史中的鸿篇巨构。由于上海在中国新闻史中的特殊地位，这本专著的问世，具有重要意义。我同意宁树藩同志在全书的序言中说过的这样一些话：“它是一部上海史的百科全书。”它的出版，“是中国新闻学界一大收获，”“对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也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这恐怕也正是这本书在上海社科院科研成果评奖活动中，获得特等奖殊荣的一个原因。相形之下，北京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落后了，应该抓紧了。

在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中，还有两项正在进行中的大项目。一个是宁树藩同志牵头进行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这一项目，是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立项后在宁老师的主持下，已经完成了约120万字的初稿，即将成书。另一个是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牵头的《中国地市报新闻史汇编》。党主办的地市报纸，有将近70年的历史，全国目前共有326家地市报纸。这部《汇编》，将把可能组织到的地市报纸自己编写的报史，都囊括进去，既保存下这方面的丰富史料，也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参考。这一项目，1997年开始运作，初步计划出上中下三册，100万字，今年内可以问世。

四、个别报纸的专史

对个别报纸历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在前14年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成果。其中属于解放前党的各级机关报刊专史的，有《晋绥日报简史》（1992年，重庆出版社）、《回忆苏中报》（1992年，百家出版社）、《风雨征程——盐阜大众报五十年》（1992年，盐阜大众报）、《晋察冀日报史》（1993年，人民出版社）、《大众日报史话》（1995年，山东人民出版让）等。以晋绥日报学会和晋察冀日报史学会编写的《晋绥日报简史》和《晋察冀日报史》，最有分量。它们都是一些曾经在两报工作过的老同志，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编写出来的。是党报史研究的重要成果。1993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继往开来》一书，则是一部纪念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创刊70周年和研究它的历史的论文集。也可以算是党报史研究的一个结晶。

属于解放后出版的省市党报专史的，则有《四川日报四十年》（1992年出版）、《黑龙江日报史》（1995年出版）、《河南日报40年大事记》（1995年出版）、《羊城晚报社史》（1997年出版）等。都是上述各报的报史编写组完稿后，由各报自行出版的。此外，还有不少党报史的编写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已有一些从个人角度，记述自己所经历的有关报纸史事的专书问世。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李庄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1993年，人民出版社）和穆欣的《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9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等。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报》则编辑出版了两报的《报史资料》（1993年），为编写正式的报史，作了资料上的准备。

属于解放前创刊的一般报纸专史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解放前即已停刊的报纸的专史；一种是目前还在出版的报纸的专史。

前一种报纸的专史，这一时期出版主要有两种：宋军的《申报的兴衰》（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何扬鸣的《老报人忆〈东南日报〉》（199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前一种是宋军同志的个人专著。《申报》史的研究是一个大题目，从80年代初期起步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很长时期的准备和积累。不少曾经在《申报》工作，后来又参加了《申报》史研究工作的老报人，已经赍志以殁。健在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中，也有不少曾经致力过这方面的研究。宋军同志的这一专著的问世，标志着《申报》史研究的收获季节已经到来，希望今后还将会有这方面的专著问世。后一种是何扬鸣同志主编的。参加撰稿的，多数为《东南日报》的老报人，他自己也写了一篇。《东南日报》是解放前先后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国民党地方党报，办得较有特色。这个书的编辑出版，为这一类报纸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抢救和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后一种报纸专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文汇报》和《大公报》这两家报纸上。《文汇报》报史的研究，近年来，主要由《文汇报》自设的“文汇报报史研究室”负责。80年代的那些年，他们主要致力于1938年至1947年那一段时期的《文汇报》报史的研究，即早期《文汇报》报史的研究。90年代以后，则侧重于1949年至1966年这一段时期的《文汇报》报史的研究，即中期《文汇报》报史的研究。1992年以来，先后出版了《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之一）》（1993年）和《文汇报史略（1949—1966）》（1997年）两书，都是该报出版社自行出版的。两书的作者们，特别是后一本《史略》的作者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事这一段时期《文汇报》报史的研究，尊重事实，不唯上，不唯书，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为当代中国新闻史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大公报》报史的研究，则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自发进行的。而且主要集中在解放前的旧《大公报》的那一段，具体地说，是新记公司的那一段，即1926年至1949年的那一段。这也是《大公报》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段。1992年以来，先后出版的有关《大公报》报史的专著，有周雨的《大公报史》（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1994年，武汉出版社）。此外，还有两部有关《大公报》的大事记：方蒙等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年至1949年大事记实录）》和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事编年》。上述的有关《大公报》报史的专著中，以吴廷俊的那本影响最大。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用四年的时间，通读了这一时期的全部《大公报》，对这一时期《大公报》的政治倾向、言论主张、业务特点，以及它的是非功过，作了全面深入的剖析，不掩过，不溢美，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纠正了前此在旧《大公报》评价问题上的一些偏颇。治学的态度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这是这本书能够荣获吴玉章新闻学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大公报》史的研究工作中，王文彬老先生也是积极的一个，他所写的《旧大公报简史》和《旧大公报两巨头》两书，已经完成，即将在香港出版。

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个别报纸专史中，最新的最重要的，当属几天前刚刚出版的《延安解放日报史》。延安《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史》的研究工作，起始于80年代初期，迄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史研究中的重点。在王敬、王凤超、岳颂东等同志的努力下，这部近30万字的专著终于问世，在北京社科院院部还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性的座谈会，受到了不少新闻界前辈和老新闻工作者的肯定。成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件大事和盛事。《新华日报》史的研究工作，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廖永祥的《新华日报记事》（1994年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书，就对该报的奋斗历程，作了纵向的历史剖析。这是继韩辛茹的《新华日报史》之后，出版的又一部有关《新华日报》历史的较有影响的专著。

五、新闻界人物史

新闻界人物史的研究，这一时期继续受到重视。已出版的新闻界人物传记和有关的研究成果，有王植伦的《林白水》（1992年，福建教育出版社）、胡星寿的《身世飘零雨打萍——名记者邵飘萍》（1992年，正之出版社）、张海林的《王韬评传》（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萨沄的《萨空了》（199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姜纬堂等主编的《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1996年，大连出版社）、华德韩的《邵飘萍传》（1998年，杭州出版社）等。其中，华德韩的《邵飘萍传》，共491页，近37万字，包括邵飘萍的传记、年谱和著作目录等三部分，是邵飘萍研究的最新成果。1995年起，人民日报出版社在颜景政同志的策划下，计划出一套“中外名记者丛书”，逐个为中外名记者立传，每人一册，每册约15万字。其中中国名记者部分，纳入计划的有傅光明的《萧乾》、韩辛茹的《陆诒》、王必胜的《邓拓》、于友的《刘尊棋》《胡愈之》、杨学纯的《金仲华》、孙晓阳的《邵飘萍》、周雨的《王芸生》、莽萍的《俞颂华》、张之华的《邹韬奋》、王淮冰的《羊枣》、冯英子的《孟秋江》、赵贯东的《赵超构》、顾雪雍的《恽逸群》、蓝鸿文的《瞿秋白》等。其中的大部分已经出版，充实了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六、广播电视史

8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广播电视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截至1992年，各级广播电视台编印出版的广播电视台史志书刊，和广播电视史研究工作者出版的专著，累计已接近400种。1992年以后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这一段时期，有关广播电视史方面的专著，可以举出的有赵玉明主编的《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新愚编的《声屏史志文集》（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赵玉明著的《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1993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艾知生、刘习良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1993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钟艺兵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199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张庆等主编的《中国电视史》（1996年，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郭镇之著的《中国电视简史》（1997年）、赵玉明著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9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以及《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一集至第三集）（1994年）、《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四集）（1995年）等。研究和编写工作的重点，是解放区广播史、现当代广播史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史志。杨兆麟、赵玉明等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此外，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1993年，北师大出版社）、赵玉明、王福顺主编的《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1994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也都包括有广播电视史方面的内容。前者还获得了吴玉章新闻学奖中的优秀奖。此外，还有一批广播电视史方面的重头项目，如《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等正在积极进行，可望在近期内问世。

七、其他新闻史专著

这一时期出版的其他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诸有均主编的《中国新闻社四十年》（1992年，中国新闻社）和徐培汀、裘正义合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4年，重庆出版社）、曾建雄著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1996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张昆著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199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陈培爱著的《中外广告史》（1997年，中国物价出版社）等。涉及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徐培汀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和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都是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内的第一部系统的专史，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前一部书并因此获奖。此外，已经交付出版、即将问世的还有一部《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这是胡太春继《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之后，完成的又一部新闻史方面的专著。同样具有筚路蓝缕的作用。外国新闻史的专著和教材，则有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199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张昆编著的《简明世界新闻通史》（199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和张允若、高宁远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其中，梁洪浩主编的那一部，是全国通用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曾经获奖。新华社史的研究工作，在卫元理等同志们的努力下，已经进行多年，并有不少阶段性成果问世。一部完整而详尽的新华社社史的完成，也已指日可待了。

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具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一）新闻史研究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增加了不少有生力量

在这一时期内，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员就由207人增加到396人，还有一些尚未入会的同志，正在积极的从事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一支队伍，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队伍。它将使新闻史的研究有师承有薪传，并将在世纪之交的这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旺盛的发展势头。

（二）不少研究项目，是前一时期的研究项目的延续

在1992年以后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有的完全是本时期研究工作的成果，也有不少既是本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包含了一部分前一时期的研究工作的成果。这一点，在通史研究和新闻史志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类研究项目，往往需要长时期的准备和资料上的积累，编写审定工作也辗转稽时，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脱手的。有一些跨时期项目至今还在继续进行，就是一个明证。

（三）不少项目是以协作的方式进行的，是集体研究和集体编写的成果

例如《上海新闻史》是由七位同志参加撰稿，共同完成的；《晋察冀日报史》是由曾在该报工作过的26位同志参加撰稿，共同完成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是由136位同志参加撰稿，共同完成的。正在进行的《中国报刊史志》，就有来自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100多位同志参加撰稿。一些卷帙浩繁的大项目，仅靠少数人的力量，是难以在短期内完成的，搞一点协作是必要的。当然，不排斥个人的独立研究。多数的成果，还是以个人的力量独立完成的。

（四）不少项目在选题和内容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和前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比较起来，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内容上，都有所突破。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是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人口近1亿人。在中国新闻史上，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有近100年的历史。少数民族的新闻工作者和汉族新闻工作者一道，曾经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共同作出过贡献。据最近的统计，全国目前共有17种少数民族文字的136家报纸，11种少数民族文字的153家期刊，和使用23种少数民族语言的107个广播电台及141个电视台。少数民族的新闻事业，既历史悠久，又发展迅速。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太少了。白润生同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书的问世，改变了这一局面。在白润生同志和他所带的几批少数民族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正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延边大学的崔相哲同志，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广播史学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其次，是港、澳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由于香港和澳门将在20世纪末的两三年内陆续回归。有关港澳新闻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有所提高。香港新闻史的研究，此前只有方积根等少数几位同志在工作，这一时期受到了更多的研究工作者的关注。1997年前后的报刊和新闻业务刊物上，可以看到不少介绍、研究香港新闻事业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公开出版的专著，则可以举出方积根、王光明合写的《港澳新闻事业概观》（1992年，新华出版社）和陈昌凤的《香港报业纵横》（1997年，法律出版社）。后者共24万字，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香港报业的历史。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二战以后的香港报业研究》的基础上增扩而成的。为了完成这部专著，作者曾多次到香港和国外查阅报刊，走访报界耆宿，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因此内容较为翔实，立论也较为精当，在香港新闻史的研究上有一定的突破。澳门新闻史的研究，历来比较薄弱。1992年以来，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澳门老报人陈大白先生关于澳门中文报刊历史的研究（见1995年澳门历史学会出版的陈大白著《天明斋文集》），香港澳门新闻工作者老冠祥、谭志强关于澳门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见1996年台北出版的两人合写的《变迁中的香港澳门大众传播事业》），澳门大学林玉凤关于澳门葡文报纸报刊历史的研究（见林玉凤1997年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澳门葡文报纸的发展特点》），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内地关于澳门新闻史的研究，这一段时期有了新的突破。新近完成的程曼丽的博士学位论文《蜜蜂华报研究》，对这份澳门历史上的第一家葡文报纸，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和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填补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空白。为了研究这份报纸，程曼丽还为此特地突击学习了葡语。其精神堪与在东京大学学习时期的苏老苏步青媲美。当年的苏老为了学好解析几何，曾经用半年的时间突击学习了德语，用三个月的时间突击学习了意大利语。祖孙两辈人的这种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程曼丽的这部论文，已得到澳门基金会的资助，近期内将在澳门出版。正在进行中的，还有一本《澳门新闻史》，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港澳台研究所牵头的一个研究课题，参加的有谷长岭、张征、林玉凤等人，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预计将在年内完成交付出版。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专门为澳门地区编写的新闻史。

再次是海外华文报刊史的研究。从1815年到现在，先是外国传教士，再是海外华侨，继而是海外华人，先后在海外创办过大量的华文报刊。据最新的统计，全世界共52个国家曾经出版过的华文报刊，总数累计达4 000种。这是世界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中亟待研究的一个课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过去主要是海外的华裔学者和港台地区的学者。内地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不多，投入的力量不够。1992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渐地受到重视。研究的人和发表的有关文章也逐渐增多。1995年10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还联合在武汉至重庆的“白帝号”游轮上，召开了一次题为“海外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部论文集。其中涉及海外华文报刊的论文，就有28篇之多。近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是王士谷同志。他从担任中国新闻社纽约分社社长之日起，就注意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回国后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96年以来，参加了《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担任了其中的“新闻出版卷”的主编，并负责撰写有关华文报刊的全部条目。《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中有关华侨报人的条目，也全部是由他负责撰写的。他历年所写的有关海外华文报刊研究的论文，已辑成《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一书，本月初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有关海外华文报刊史研究的第一部文集。属于海外华文报刊史研究成果的，还有吴庆堂同志写的《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一书（199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这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这么多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问世，说明海外华文报刊史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关注。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报刊史的研究、国民党报刊史的研究、汪伪报刊史的研究、伪满报刊史和广播史的研究，以及国统区办报史的研究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所突破，并开始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有的已经付梓，即将出版；说明“学术无禁区”的思想，在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中，正在逐步地得到体现。

回顾1992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6年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成绩是巨大的，战果是辉煌的。“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这是我们全体会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为此感到欣慰。现在理事会即将换届，新的5年即将开始，这将是跨世纪的一个5年，祝愿我们的学会，在新的5年中，继续前进，再上层楼。祝愿我们的会员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刻苦钻研，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原刊1998年第6期《新闻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