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上海

在19世纪的中国，人口的变迁改变了艺术赞助和艺术生产的模式，尤其是发展中的上海，是帝国最大最富有商业活力的一座城市。职业艺术家移居到这里来寻求顾客，大约在1870年以后，顾客当中有许多在这里定居的日本商人，他们将当代和古代的中国艺术运回家乡。上海商业的发展也使得艺术家可以利用大量的进口颜料，艺术家们热情地接受了它们。

任颐（1840—1896），又名任伯年，是当时著名的“上海画派”最值得尊敬的画家之一，同样也受到中国鉴赏家的赞赏［图113］。传说他的艺术生涯始于伪造更有名气的任熊的作品，然后任熊的弟弟任薰（1835—1893）收他为徒。他的一幅画卷表现了侍女满怀渴望地斜依栏杆，旁边有一枝盛开的梅花，这是在绘画中典型的运用“文人”传统的笔法去描绘一个主题，在刚刚过去的几个世纪当中人们经常可以在无名的职业画家的保留作品中见到这样的主题。任颐自己在上海的商业团体中找到了很多顾客，而不是在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中或者地主阶层里。这些人可能不会因为许多上海艺术家公开的商业化而感到不安，艺术家们避开了为掩盖18世纪前辈们的职业化烙印而设计的社会体制，通过装裱铺或者知名的代理人公开出售他们的作品。在上海，一位艺术家也可能是商行的成员。建立起艺术家声誉的可能性因为能够在期刊出版社担任商业插画家的工作而大大增加。1884年上海第一份画报杂志《点石斋画报》成立之后，期刊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

图113 《梅花仕女图》轴，纸本，任颐，1884年。长篇书法题款由20世纪初期的两位书法家补写。

任伯年的女儿任霞（1876—1920），除了最初从他父亲那里接受订件绘画作品之外，自己也成功地成为了一位职业艺术家。她尤其擅长历史和文学人物画。或许她还从教授富家小姐书法和绘画中获得收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艺术教育，一般是以一对一的指导为基础。但是在任霞生前，作为公共教育事务的新艺术模式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去定义艺术家是怎样培养出来的，他们又是怎样和购买他们作品的公众联系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