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83年10月，鉴于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和社队企业的普遍实行，中央又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实行政企分开，在基层建立乡（镇）政府。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同志提出需要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一下，有的主张叫“农村合作工副业”，有的主张叫“农村小企业”，有的主张叫“农村工业”，有的主张仍叫“社队企业”，一时没有定下来。

在1984年1月30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之后，万里、胡启立于2月赴山东胶东，与山东和烟台的同志就《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和今后叫什么名称进行座谈，大家认为叫“乡镇企业”好，所以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以往所使用的‘社队企业’这个名称，已经不能反映此类企业新的发展状况，建议改称‘乡镇企业’，各级管理机构的名称也应作相应改变。”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984〕4号文件），对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广大农民和乡镇企业职工说：“《通知》给乡镇企业带来了第二个春天”，“是盼望已久的及时雨”，给乡镇企业“正了名，鼓了劲，撑了腰，壮了胆，指明了方向”，“从此开辟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然而，中共中央〔1984〕4号文件的发出，并不等于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各种批评的声音又来了。中共中央〔1984〕4号文件颁发后不久，3月23日就有人以“范主观”（即反主观，就是自我标榜为反对主观主义的斗士）的名义给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认为中央文件对乡镇企业作用的评估“是不恰当的”，“是夸大之词”，“有一定的片面性”；乡镇企业“有这样的神奇作用吗？劲头之足，大有1958年‘大跃进’时期‘大办公社工业’的那股劲头”。认为这个文件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难道付出的学费还少吗？难道不应当担心在这样的口号推动下会再一次出现一哄而起遍地开花盲目发展吗？”这封信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某一部分按“成分论”辨别是非的人的思潮。

1984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进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四个失控”，即银行贷款失控、外汇使用失控、基本建设投资失控、消费基金失控。这“四个失控”主要是针对全国、宏观、国有企业而言。但是一些财贸口的同志看到1984年乡镇企业发展较为迅速，就说：“四个失控是乡镇企业造成的”，认为1984年“乡镇企业发展过快，基建摊子铺得过大，超过了客观和自身能力”，“乡镇企业任意发展，贷款过多，难以控制”，“造成农产品收购无资金，打白条”。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当前市场货币偏多，原因是乡镇企业贷款多，因此首先要控制乡镇企业贷款，提出“砍一刀”，对乡镇企业一切贷款，不论原来已办好手续，或正在使用的半拉子工程，一律暂停。“四个失控”真的是乡镇企业造成的吗？我当时写文章说：根本不是这回事。“外汇失控”，与乡镇企业根本无关，乡镇企业只创汇，无用汇指标。“基本建设失控”，是指各地、各级超计划指标争上基本建设项目，使国家财力负担不起，198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1833亿元，而乡镇企业是155.6亿元，只占8.5%，而且资金大多数是农民自己筹集的，那么宏观出现的问题，怎能叫只占8.5%的乡镇企业来承担呢？至于“消费基金失控”，也是国家行政和企事业单位乱提工资、乱发奖金等突破了国家计划指标，乡镇企业是老百姓的企业，由老百姓企业给老百姓发工资，这根本不在国家计划之内，谈不到失控的问题。关于“信贷失控”问题，1984年国家四大银行信贷年底余额4419亿元，农业银行给乡镇企业贷款余额189亿元，仅占贷款总额的4.3%，信贷失控怎能说是乡镇企业造成的？据此，我写信给万里同志，说明所谓“四个失控”是乡镇企业过快发展造成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万里同志把信批给他的秘书吴象。我给他们寄了一批材料，他们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上述观点，引起很大反响。中央后来说，银行贷款不能“一刀切”，并且派人到各地检查银行贷款情况。此后，对乡镇企业不论有何看法、有何意见，再没有人公开提出“砍掉”“关停”的意见，而是换一种说法，提出对乡镇企业“加以控制”，“严格控制乡镇企业的信贷规模”，“不能把乡镇企业当作加快速度、提高产值的筹码”，他们建议“必须加强对乡镇企业的宏观管理”，对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应予取消”，“对乡镇企业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