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历史沿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从设立至今仅有12个年头，还是一个新兴学科。因此，在探讨该学科发展基本问题时，有必要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沿革，这对于进一步厘清学科定位、明确学科源头、加强学科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从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沿革与发展脉络的专门性研究还为数不多。有学者粗线条式地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大的阶段：一是延安时期，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设立学科后。认为，“他（毛泽东。——引者注）的号召（这是指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引者注）得到了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及有关理论、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回应，在中共延安时期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应用的热潮，并对于这一时期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构建及学术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渐趋升温。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与研究就又形成了高规格高密度大规模之势，发表了数以万计的文章、著作。”[1]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共党史学的历史分期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客观上为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历史沿革”问题提供了有益参照。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和唐曼珍两位教授在合作编写的《中共党史学史》中，提出了科学划分党史学发展阶段的标准，并尝试将中共党史学的发展脉络划分为五个时期。对于划分标准，他们认为，其一，既要注意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对党史学发展的影响，又不要忽视党史学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其二，要注意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对党史学发展的影响，又要注意到党史研究中的承袭性；其三，要承认划分党史学发展时期的相对性。五个阶段的划分为：萌生期，大约从192年到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初建期，从1935年底到1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型期，19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挫折期，从196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复兴期，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2]。
在这里，必须首先弄清楚一个事实，即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脱胎于中共党史研究，也传承了中共党史研究素有的强烈的问题导向，但其遵循的研究思路和理论逻辑却与中共党史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遵循的是“结合”的逻辑。如果用一个比喻，那就是“一副挑担” ，一头连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头连着中国实际，即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有效解决中国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这里走的是理论指导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路子。正如毛泽东所言：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 ，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3]而中共党史研究则主要以中国共产党自身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主线，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领袖人物、重要经验教训、自身建设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等内容，进而认识并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遵循的是“实践—变革”的逻辑。
据此，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与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与中国共产党不断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紧密相连的。这一历史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起步
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起步于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无不将其看成是解决中国积贫积弱问题的治病良方。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思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4]蔡和森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5]恽代英也认为，要“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6]。作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新青年》杂志也曾刊文明确提出了“把社会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功夫”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1927年，瞿秋白则进一步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7]。以上党的早期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已经涉及了按照中国特点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严格地说，上述种种认识只是带有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蕴，还谈不上学术研究。
毛泽东也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做了积极思考和探索，并通过系统总结参与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1919年，毛泽东在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指出：“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8]尽管此时毛泽东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还在五四时期社会上广泛传播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潮中比较和选择，但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特别是把理论运用于解决问题的“结合”意识却已初见端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并在大革命期间领导开展工农运动实际斗争的同时，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文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成为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杰出代表。但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强烈影响再加之中国共产党人尚处幼年时期，尚未形成独立自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更无法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深刻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步入开展土地革命、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与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核心命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9]，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联系起来。毛泽东在这里突出强调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初步揭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核心要义，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想光辉。从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来讲，毛泽东这时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尽管还没有把这些思想明确地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却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之所以会出现命题表述与基本内涵不同步的状况，既与毛泽东个人理论思考的深度和实践经验的广度有关，也与当时“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排挤有关。由于当时全党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之下，思想理论准备和觉悟程度亟待提高，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鲜活泼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受到极大的压抑，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遇到严重阻碍。这种情况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才得到根本改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
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的中央领导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后，由于批判了教条主义，使党内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更多的人开始注意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0]的概念命题以后，此命题逐渐成为了党内的共识，也引起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国民党政治诱降的步伐，国民党内部的妥协倾向迅速抬头。继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也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方针，通过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妄图用早就被其阉割了的“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主义和共产党。1939年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名，鼓吹民生史观，攻击唯物史观；美化‘三民主义’ ，丑化共产主义；吹捧封建法西斯的‘智仁勇’和‘力行’精神，公开宣扬‘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通过篡改和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系统地形成了他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理论”[11]。与此同时，张君劢、叶青、陶希圣等反动文人、政客，也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或炮制文章，或创办刊物，或发表讲演，进行反共宣传，极力鼓吹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适宜于中国” ，也“根本不能应用于中国” ；“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 ，“有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就够了，用不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12]。张君劢还建议毛泽东“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13]。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分别撰写《新民主主义论》《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理论进行了有力批驳。在上述领导人的支持和带动下，艾思奇、陈伯达等理论工作者也先后在不同场合或撰写专题著作，或组织学习会议，或发表理论文章，或从正面予以学理分析，或从反面予以辨析澄清，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围绕“三民主义”展开激烈论战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
比如，艾思奇是这一时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典型代表。在此期间，他先后撰写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论中国的特殊性》《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等著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他是从学理角度系统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有：一是较为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艾思奇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指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上的一般性、国际性同形式上的特殊性、民族性的统一。在世界上有着众多的民族和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的。”[14]他从分析中国特殊性入手，认为，“就中国来说，这就是要把中国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下表现出来，要使国际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下，得到具体的表现”[15]。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艾思奇则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正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万能的’”[16]。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由于过去的某些痛苦的经验教训，由于抗战的艰巨任务当前，也由于新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辩证唯物论实际应用的问题之被提起、被强调，是很自然的”[17]。二是从学理角度明确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艾思奇指出：“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18]。三是提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艾思奇指出， “正因为我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就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正因为我们要具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现实的特殊条件上来，所以我们就尤其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四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对此，艾思奇认为，一方面要学习马列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著作， “把握辩证法唯物论本身的基本观点”[19]，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另一方面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抗战实际相结合，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20]。
又如，陈伯达于1938年庆祝建党17周年之际，发表《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而作》一文，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具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伟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应用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中，能够善于考察、研究、探索和熟悉各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点——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我们这里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有许多特殊的历史斗争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这里的应用，就需要具体地估计到这种特点和历史条件，并根据这种特点和历史条件，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加以具体的发挥和充实，善于规定自己奋斗的方法和步骤。”[21]
这一时期，在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进行了系统宣传、研究和阐发。应该说，毛泽东思想从20世纪40年代初被逐步提出到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偶然和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内容体系经历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以及抗日战争血与火的实践检验，已经进入成熟、完善和系统化阶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党在理论上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加自觉和清醒，这是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前提。其次，从当时国内外形势来看，国民党蒋介石借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军事和政治上接连发动反共高潮，并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矛头直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妄图独霸抗战胜利果实。此时提出毛泽东思想，不仅可以有力回击蒋介石的反动叫嚣，还能把全国人民集聚到正确思想旗帜之下，指引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最后，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主体来看，毛泽东作为从中国革命实践斗争中走出来的领导人，在革命的形势任务方面有着超乎其他党内领导人的理解能力和水平，被公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做出了独创性贡献，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也是顺理成章。此外，经过全党的整风运动，党内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原则、方法途径以及毛泽东本人的领导能力、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有了根本性的认识，无疑也加快了把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现实进程。
在此期间，党的领导人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纷纷通过撰写文章、开设专题报告等形式，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和宣传。其中，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命题，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做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概括和总结。在这些领导人的带动和影响下，艾思奇、张如心、邓拓、胡乔木、陈伯达等人也主动配合，积极学习、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其中以张如心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 、邓拓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 、和培元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为代表，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理论框架、哲学意蕴等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梳理。
纵观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理论工作者，他们的研究要么是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论战的需要，要么就是配合党内整风运动的开展，都是以政治宣传和教育为主要目的的，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在行文逻辑、语言表述以及材料征引方面，还存在一些过于简单的问题。第二，在研究主体方面，党的领导人与党的理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鲜明特色。随着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不断显现，一大批知识分子汇聚延安，逐渐形成了党的理论工作者队伍。从二者的关系来看， “离开理论工作者的努力，领袖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上便缺少了学理上的支撑；离开领袖人物的支持，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科研成果便成为纯粹的书斋式的学问。因而，理论工作者与领袖人物之间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相互需要、相互补充的分工协作关系。”[2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转向
与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广泛自觉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相比，毛泽东本人在提出这一概念后，却很少使用这个概念。据有学者考证，除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之外，毛泽东本人仅三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一是1939年12月13日在听取艾思奇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情况介绍时，毛泽东指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23]。二是191年6—8月间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彭真汇报晋察冀边区工作中，毛泽东认为，晋察冀分局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三是19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24]总之，在全党广泛掀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宣传热潮中，毛泽东本人对该命题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与之相对照，毛泽东比较高频率地使用了类似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25]这样的提法。这种“相结合”的提法与之前的“中国化”的提法有什么不同？已故的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曾指出：“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前者“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 ，后者“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26]。尽管毛泽东一般不太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但因其已被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认且言简意赅、通俗明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经常出现在会议文件和报纸刊物之中。
但是，这种情况在党的七大以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却发生了变化。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便逐渐在党内正式文件和理论工作者的文章中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表述所代替。至于毛泽东做出这一修改及在党的七大以后弃用这一提法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考证。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由于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并认为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及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现实需要，便有意识地放弃了原有提法。但后来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又在一次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内部谈话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对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有什么好反对的呢！[27]这说明，毛泽东放弃了这一提法，并不代表认为这一提法存在什么问题和错误，反而在实践中仍然坚持这一原则，并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又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际需要，及时提出了“第二次结合”[28]的历史性命题，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找到一条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逐渐淡出相一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逐渐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转变。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也多是从中共党史框架或毛泽东思想框架下展开的。比如，胡乔木为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发表于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上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该文在用较长篇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奋斗历程的基础上，对这三十年的革命实践做了理论上的总结，反复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这两项经验（这里的两项经验主要是指‘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引者注）的创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重要例证。”“对于这样严重复杂的问题（这里严重复杂的问题是指‘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引者注） ，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独立的思考，而不能依靠于简单地抄袭某一外国的公式。”[29]在这篇文章中，胡乔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基本经验，一方面充分反映了胡乔木将中共历史研究纳入理论研究之中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也说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还处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框架下，尚未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术命题给予关注和研究。该文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从整体上把握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高水平的作品。此外，李达、艾思奇、张如心等理论工作者也围绕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如《实践论》 《矛盾论》等纷纷撰写文章，极大地推动了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向纵深发展。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在这场运动中，不仅产生了一批学习典型，发表了大量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的文章和小册子，还形成了一种讲用体例的形式主义文风，甚至一篇文章或报告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就被怀疑是政治态度或立场有问题。 “显然，这已不是运用学会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也不是以科学的态度理解和阐释毛泽东思想，而是把毛泽东思想加以肢解和割裂，当作标签到处贴用”[30]，逐渐陷入可笑又可悲的境地，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思想动员的作用。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既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场灾难，同时也是形式化、庸俗化宣传毛泽东思想达到顶峰的时期。在此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斗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武器，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思想变为禁锢全国人民思想的僵化教条。“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以非理性的态度狂热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夸大为万能的神圣存在，将其形式化、绝对化；同时为迎合‘左’倾政治路线的需要又将其实用主义式地庸俗化、片面化，更加强调活学活用和立竿见影的效果。”[31]准确地说，在党和国家已经全面陷入非理性的时期，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已基本绝迹。即使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徘徊时期，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仍然沿用过去“左”的一套做法和主张，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也无法正常开展。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复归与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研究才进入了真正的带有学术性的科学研究阶段。1978年5月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此前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下解脱出来，为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强调要历史、科学地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为此后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奠定了基础。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个人的功过是非，为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指导思想、理念原则和逻辑分析框架。
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何时开始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总体来说，在20世纪80、90年代党中央尚未恢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是仍然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者类似提法代之。比如，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2]而进入新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开始频繁出现。从对外发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讲话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最先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领导人是胡锦涛。2001年9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正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此后，他又先后在2002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7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10月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均不同程度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从党和国家颁布的正式文件来看，200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33]。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号） ，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设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并随即在全国高校设置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2009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在此前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时代命题。从“一化”拓展到“三化” ，并将其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这说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之相伴随，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呈现出热度不断上升的局面。据我们对C N K I的搜索和已掌握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比较早的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文章发表于1983年。这一年既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也是毛泽东诞辰90周年。这些理论探索也拉开了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这些研究成果分别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刘惠吾教授等二人撰写的、发表在1983年1月《历史教学问题》之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由罗悠亨撰写的、发表在《求实》之上的《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李致平撰写的、发表在1983年第6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此后特别是2005年末设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级学科以后，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的热门选题，并随着党中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发展，研究热度始终居高不下而成为一门显学。在这一过程中，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问题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央和地方各省市高校、社科院先后成立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有的也称“协同创新中心” ）等研究机构，设立了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召开了一系列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涌现出一批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指向、世界眼光和中国情怀的优秀人才，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和人才保证。
在著作方面，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角度展开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田克勤，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侯树栋、辛国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延伸与准备——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199—1978） 》（郑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与启示》（王继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梅荣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张静，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朱志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 》（田子渝，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宋镜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高正礼，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角度进行研究，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先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田克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论》（田克勤、李彩华、孙堂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角度开展研究，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远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论研究》（王浩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在论文方面，时至今日，已被C N K I收录的、题目中包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字样的期刊文章便有850余篇，其中有8100余篇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发表的。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的角度予以探讨，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田克勤，《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6期）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设立的意义》（田克勤，《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5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石仲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田克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汪信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田克勤，《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顾海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路标”的探索》（顾海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起步》（郑德荣，《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主体意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实践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导向——关于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审视》（程美东，《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特征探究》（刘洪森、田克勤，《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等；有学者则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角度展开了探讨，比如《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许全兴，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鲁振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理析》（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基本问题》（梅荣政，《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思考》（杨凤城，《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思考》（田克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曹泳鑫，《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若干思考》（石云霞、陈曙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9期）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内涵》（王伟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纵横观》（郑德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选择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顾钰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规律探析——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为视角》（郑德荣，《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当代特点应该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田克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论》（韩庆祥、陈远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期）等；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角度展开了探讨，比如《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田克勤，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要素》（秦宣，《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8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丁俊萍，《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主体研究》（孔朝霞、田克勤，《思想理论教育》2009年第9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探析》（陈金龙，《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王海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眼光》（石仲泉，《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研究视角》（张雷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 、《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目标、原则和重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为视角的思考》（陈锡喜，《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1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研究》（李萍、张冬利，《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梁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需要注意把握的几个关系》（张泽强，《思想理论教育》201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演进的基本特征》（岳强、田克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年第11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相关问题论析》（岳强，《学术交流》201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师吉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年第1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向度探析》（唐立平、田克勤，《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7期） 、《史料与方法：思想史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欧阳军喜，《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研究的认识和思考》（田克勤、张泽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5年第1期）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线的几点认识》（田克勤、李婧，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科学揭示》（张远新、吴素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期）等；有学者还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高度相关的其他视角和领域进行了研究，比如《 〈实践论〉 、〈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雍涛，《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启示——基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构建的视角》（李婧、田克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郭建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田克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9期） 、《重新理解哲学的职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杨耕，《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知、把握与思考》（尚庆飞，《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等。
在学位论文方面，以2006年至2016年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的研究方面，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3） 》（王占仁，东北师范大学，20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王刚，华东师范大学，20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其规律研究》（林志友，天津师范大学，20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苏共因素研究》（梁继超，东北师范大学，20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研究》（孔朝霞，东北师范大学，20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演进规律研究》（李兴平，兰州大学，2010） 、《渊源与变迁：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李建勇，山东大学，2010） 、《从党的重要文献编辑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万建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研究》（韩艳涛，南开大学，20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20世纪上半叶三大社会思潮问题研究》（朱琳，东北师范大学，2010）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王明，陕西师范大学，2011）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曾学民，陕西师范大学，2011） 、《论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蒋明敏，南京师范大学，2012）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为例》（高淑玲，西北大学，2012）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 》（高慎淦，湖南师范大学，2012）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王永乐，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李爱华，南开大学，201）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化”思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解庆宾，南开大学，2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1921—195） 》（张安，中共中央党校，2016）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方面，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周连顺，北京大学，2006）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潘祥超，陕西师范大学，2011） 、《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刘占奎，南开大学，201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与实践研究》（王心月，东北师范大学，2013）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郭元阳，辽宁师范大学，201）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方面，有《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1937—192年为中心》（张海燕，中共中央党校，200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郑海呐，天津师范大学，2008）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视野》（王浩斌，陕西师范大学，2008） 、《乌托邦与现代性交织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若干问题分析》（杨静娴，天津师范大学，2009）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张正光，华东理工大学，20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化互动关系研究》（靳书君，南开大学，2010）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部因素研究》（孙立伟，东北师范大学，2012）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研究》（建新，东北师范大学，2013）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研究》（张泽强，东北师范大学，201）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生成与演进研究》（岳强，东北师范大学，2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研究（188—199） 》（李小平，华南理工大学，201）等；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关的其他方面，有《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研究》（刘力波，陕西师范大学，2007）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张波，上海师范大学，20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革命”研究——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略的提出及实施》（汪澎，西南交通大学，20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伦理的历史变迁和理论思考》（马淑娟，南开大学，20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李培锋，兰州大学，20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共对富农的认识及政策研究》（陈君锋，西南交通大学，2015） 、《墨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研究》（沈韬，西北大学，2016）等。
在科研项目方面，以2006年以来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的研究方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与基本规律研究（王先俊，2006年一般项目）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高九江，2006年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30年（韦日平，2008年一般项目） 、早期中共传媒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徐方平，2008年一般项目） 、从共产国际七大到中共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张喜德，2009年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规律研究（荣长海，2009年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孙利天，2010年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条件研究（刘建武，2010年后期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研究（王浩斌，2011年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199—1978） （高正礼，2011年一般项目） 、《新青年》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田子渝，2012年一般项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学术思潮的引领作用研究（马启民，2013年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研究（1919—199） （王海军，2013年一般项目） 、《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陈答才，201年一般项目）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方面，有毛泽东思想与湘学的关系研究（李佑新，2006年一般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聂运麟，2007年重点项目）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之研究（孙代尧，2008年一般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科学关系研究（杨三省，2008年西部项目）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跟踪（杨先农，2008年西部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田克勤，2010年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及逻辑结构研究（袁银传，2010年一般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研究（张乾元，2010年一般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征研究（高继文，2010年一般项目） 、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研究（杨先农，2010年一般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韩庆祥，2011年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肖贵清，2011年重大项目）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研究（田居俭，2012年重点项目） 、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及理论成果研究（顾钰民，2012年一般项目） 、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研究（刘建武，201年一般项目）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研究（欧阳奇，2015年青年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陈锡喜，2015年重点项目） 、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江大伟，2016年青年项目）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方面，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周向军，2007年一般项目）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王海军，2010年一般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杨先农，2011年重点项目）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梁怡，2011年后期资助项目） 、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的途径、载体和方法研究（佘双好，2012年重大项目） 、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探索和贡献研究（朱家梅，2012年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金民卿，2016年后期资助项目）等。
在学术研讨会及学科研究论坛方面，10余年来，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及一些高等学校、一些省市区相关研究部门、一些学术刊物等组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和各种学术论坛相继举行，老、中、青三代学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学术交流，为促进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活跃学术氛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作者所在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为例，我们早在2006年6月就牵头组织召开了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12家名校本学科知名学者参加的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设立的意义及学科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讨。本次会议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点后在全国召开比较早的高层次学术会议，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2010年6月，我们又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21所高校及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10余个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博士点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相关的问题（如学科方向调整、研究领域拓展、学科队伍整合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和交流，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从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在毛泽东思想框架下开展研究，到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框架下开展研究，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既与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联系密切，也与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建构密不可分。
从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认知来看，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一根本性原则不动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回答和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又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成果。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推向新高度和新阶段。受到这一过程的鼓舞，学术界更掀起了从学理层面关注、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高潮。
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建构来看，某一学科的体系化建构与这门学科的课程内容设置密不可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门学科的课程体系是否成熟、完善，主要看支撑这门课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否成熟、完善。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在全国高校均须开设的“中共党史”课到“85方案”开设的“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98方案”开设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课再到“05方案”开设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现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这门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推动下、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支撑这门课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实现了研究成果几何式增长，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34]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总体思路。对照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总要求，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而言，尽管我们在基本内容、逻辑结构、分析框架和问题论域等方面越来越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特点和学术个性越来越鲜明，但聚焦某一具体问题研究的时候，仍然不能跳出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固有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尚未正式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命题的整体性学科知识体系。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方向设置、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等方面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本学科学者同仁共同努力。
注释
[1]李建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3．
[2]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5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3738．
[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1．
[6]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8．
[7]瞿秋白．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031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62，366．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9．
[11]田克勤．田克勤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51．
[12]叶青．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时代思潮社，1938．
[13]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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