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版图
任何理论研究都要依托一定的学科展开。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4号），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设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并随即在全国高校设置一大批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为培养和造就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优秀人才提供了重要前提。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版图，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方向
学科基本研究方向和主要领域，划定了学科建设的基本边界，体现着本学科的属性和特点，反映着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学位授予权单位的发展优势。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方向，确定该学科的基本研究论域，既是进一步深化本学科建设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彰显本学科特色的内在要求。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05年12月下发的《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4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范围做了明确界定。 《通知》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本学科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1]。 《通知》中规定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是基于党和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基本认识和深刻把握而做的明确规定，为学界进一步深化该学科方向的研究和探索、拓展学科研究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后，学者们也纷纷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又广泛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王炳林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中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方法；二是要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只要实践在发展，研究就不会结束；三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进程的规律。河北师范大学肖贵清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中，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学习和研究，重点篇目要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党的历史和文献资料；加强对党的早期领导人著作的研究[2]。
华东师范大学宋进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考虑。他指出，宏观层面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意识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及其规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等；中观层面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环境及对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研究等；微观层面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特点及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研究等[3]。
北京大学陈占安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中最主要的是要加强三方面研究：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途径及其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历史条件、个体条件、历史经验总结等等，这些研究可能和中共党史及社会发展史有一致的地方；二是基本原理的研究，包括文本的研究、基本理论的研究等等，基本理论的研究需要做一个分析，比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有很宽阔的研究领域；三是重大问题研究，包括可以设定各个方面的专题，历史的现实的各个方面的前沿的重大理论问题都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一个广阔的视野[4]。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认为这一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包括历史阶段性、基本经验、特点、规律等）；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研究（包括总体研究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分别研究等） 。在上述研究方向下，集中力量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攻关，提高科研水平和学术含量，是学科建设必须进行的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学科，其科研重点和科研课题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到已有的学术积累、科研成就，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继承和现实关怀两个方面[5]。
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在其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与建设研究”中，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学科范围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它的主要研究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包括历史阶段性、基本经验、特点、规律等） ；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研究（包括总体研究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分别研究等） 。前者侧重历史研究、事实研究，后者侧重理论研究、思想研究，两者密切相关，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或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张雷声教授也指出，如果考虑两个研究方向看上去过于单薄的话，也可以稍做细化，变为四个甚至更多。例如，可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究[6]。
安徽师范大学王先俊教授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有三点不容忽视：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首先是在“过程”中实现的，其理论成果是在“过程”中产生的。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规律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难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要上升到规律的高度加以提炼和概括目前仍有一定的困难。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直接需要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这其中又要重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我们正从事的事业特别需要这个理论的指导[7]。
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教授则认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的基础，但仍存在薄弱环节或不足之处，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与“源”的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研究[8]。
纵观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方向的探讨可以看出，学者们的不同理解，实际上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就其内容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基本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两大方面。上述研讨对于我们明确该学科研究方向，确定该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只有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内涵本质，系统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形成发展过程，才能进一步探讨学科研究方向和领域问题。正如前文所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既是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甚嚣尘上的状况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斗争实践后形成的理论概括和认识升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特色民主主义革命新道路的智慧和勇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破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设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也是不断夯实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学理基础的内在要求，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不断发展及学科的设立过程，是与中国共产党不断认识、理解、接受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密不可分的。
以上述基本认识为基础，我们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方向的确定，至少应该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变革及其发展研究，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9]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应该以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了科学的态度、是否有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具体的阶段划分，本书主张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创立前后到遵义会议之前，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阶段。这个阶段的探索，包括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党的早期领导人都参与了。这个阶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中共八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第三阶段从中共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阶段，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阶段。
第四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阶段。这个阶段，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四个阶段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平衡。其中，第一阶段的研究和第三阶段的研究相对薄弱。第一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框架下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成果，有许多问题现在还少有涉及。比如，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等等。第三阶段更涉及怎样评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事业和思想，怎样更加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具有很大研究难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整个党的历史的研究。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应该由过去的针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的分别研究向整体性研究转变，特别是要深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
一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结构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其内容框架应包括：理论基石、基本路线、战略布局、实践主体等几个部分。
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伟大事业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的理论创新。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几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从理论体系自身的实践性与时代性、严整性与开放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方面去考虑。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整体而言还有很大空间，过去较多进行的研究，主要是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史及基本原理对原著进行研究，但由于档案文献公开、出版等方面的原因，多限于对已经公开出版的党的历史文献，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已公开出版的著作的研究。对其他重要党史人物的研究还很不够，如对党的早期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著述，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等等的研究。并且，以往的研究多采用诠释性的研究方法，缺少有力度的研究成果。从文献史、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包括重要领导人的生平、事业、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变革及其发展研究，应该着力于研究中国社会怎样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伟大变革，这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各个阶级的先进分子都在致力于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研究等问题。
第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历史过程和传播接受机制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体现。与此相一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实际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现实载体。
当然，随着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方面还存在着研究方向拓展的问题。我们认为，拓展研究领域可能是每一学科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总体而言，跨学科研究已经日益成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渗透及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的重要途径。在跨学科研究上，目前存在的主要倾向无外乎两种，即或者失之过宽，造成突破学科边界，甚至完全离开本学科进行研究，因而无法获得必要的学科认同；或者人为地制造学科壁垒，仅限于本学科内的研究，不敢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因而难以找到新的学科生长点。要克服上述两种倾向，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学科研究领域拓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首先必须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边界，不能盲目进行拓展；其次正确处理好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注重学科依托和支撑；再次要注重从学理上下功夫，着力推进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10]。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尽管理论界对人才培养的认识和理解见仁见智，但基本都认同“人才培养”是至少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制度和培养评价这四个要素在内的动态过程。在这四个要素中，最为关键的是两个：一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它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既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受教育者的被期望值，也体现着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规格，对人才培养具有鲜明的调控和导向作用。二是人才培养的课程建设。它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性环节，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能力最终都要把课程体系构建作为根本立足点。因此，能否制定出高规格、有特色并符合规律的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出合理、高效、实用的课程体系，进而确保上述目标顺利实现，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及其附录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培养目标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培养目标做出了明确界定。文件指出， “在本科教育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素质高、理论方向正确、具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1]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而言，该文件也指出，在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层面，要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认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够担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传、党政工作的专门性人才。在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层面，要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入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来源；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具有较强的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范围问题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进行本学科的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胜任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传、党政工作的专门性骨干人才。
以上述文件为基础和导向，学界也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论域和研究方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人才培养目标做了较为深入并富有特色的思考和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宋进教授认为，人才培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培养研究生具有坚定的信念、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健全的人格；在人才培养视野上，要有宽度，不能囿于二级学科，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级学科招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培养，从素质教育要求出发，避免专业本位的定势，拓宽人才培养口径；在人才培养内容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要求，形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中心，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有机拓展、注重思维方法的学科课程体系[12]。
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主要定位在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上。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知识和研究基础，能够从事中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能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从事党务政务工作的合格人才。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较深入的研究，有优良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科研潜力，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教学与研究工作，胜任党政机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与教育工作的合格人才。按照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之一，便是课程设置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化，即既使学生具有较广博的知识结构，又凸显专业特色。他指出，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国情，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了解国外特别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了解当今世界的思想与思潮等。在这方面必须形成以下共识：其一，专业课应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设；其二，学科基础课应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其三，学生应适当选修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课程；其四，关起门来培养不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便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社会实践、注重接触实际，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原理到原理地推导。要让学生尽可能地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思考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1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曾经组织专门力量，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研究”项目，聚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培养方案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课程设置应包括：（1）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专业基础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核心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2）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专业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学科前沿课：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14]。
复旦大学顾钰民教授则认为，上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提出的培养方案，是从学科专业培养的目标出发设置的基本课程。但是，从各个学科点具体的课程设置来看，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课程的相关度不是很大，从课程设置的总体情况看，还缺乏规范性。其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各个学科点的情况有着较大的差别，学科点的建设时间、建设经验、研究力量也有着较大的差距，这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会造成很大不同。同时，各个学科点的研究重点不同，因此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就会出现从自身的研究优势出发来设置课程，或者比较多的是因人设课，这种情况的改变会有一个过程。二是目前学科的建设基本上还是处于各个学科点单干的局面，对于一些学科建设基础性的工作（如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的建设） ，主管部门还没有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行集中建设，单靠某个学科点又很难组织起力量进行建设。所以，目前学科发展的一些基础性建设基本上还处于停滞状态。这方面的工作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推进[15]。
我们认为，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设计紧密相连。既要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设置该学科时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中心，充分结合各校实际状况设计专业课程；同时，还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发展要求，彰显学科特色。据此，我们认为要围绕教育部关于学科设定时的人才培养目标，打造学科基础课与专业主干课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其中，学科基础课主要是支撑本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性课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献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选读等；专业主干课主要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的必备课程，如中共党史专题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物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队伍建设
建设并拥有一支衷心热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教学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搞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16]。在这里，尽管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的整体高度而言的，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学者们也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队伍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武汉大学梅荣政教授认为，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教学和研究的人员较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提高这支队伍的思想理论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增强其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能力，使之真正适应这门学科建设的需要。这个问题随着大批老教师的退休，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带头人和教学骨干的退休显得尤为迫切。这就要求采取切实而且具体的有力措施，为上述三个层次的人才提供发展的条件，让他们在探索、研究和解决上述学科建设的诸问题中成长。这里最要紧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和学科专业领军人物的培养。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目前这两种人才的缺乏已成为学科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两种人才素质上的要求虽有程度的不同，但是都要求在政治上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专业上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在学科建设上有雄才大略，眼光远大，气度恢弘，知识丰富，并有识才的慧眼、惜才的情感、用才的智慧，善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进行谋划，进行制度创新，营造拔尖人才成长的环境和条件，在自己的周围凝聚起强大的科研、教学队伍。这两种人才是理论大家、领军人物，同时是学科建设的专家、战略家。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今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加以高度重视[17]。
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离不开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学与科研队伍。除了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的优化这些一般学科都会有的要求外，专业原因要求政治素质高，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要特别强调以下三点：一是应利用已有的力量，将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科研人员，整合在一起，形成凸显专业特色的系统。学科建设的重要体现之一是体制化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可以通过建立学会（分会） 、出版专门期刊、定期召开学科规划和学术讨论会，作为组织、规划和规范本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二是不拘一格，专业背景多样化。注意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吸收优秀人才，以使科研与教学具有交叉学科的优势和开阔的视野。三是注重中青年理论骨干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中青年年富力强、锐意进取、视野开阔，吸收和消化新知识新思想快，勇于开拓。一个学科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青年、骨干的素质和后备人才的学术潜力。师资梯队建设需要长远眼光，可以考虑以硕（士）博（士）连读的方式来培养和储备人才。另外，对于中青年骨干的培养来说，除了理论功底的不断夯实以外，还可以考虑制度化的社会实践，更具体一点说，就是要有不断接触社会实际的时间和机会，开展比一般的社会调查更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到社会基层或有关部门挂职等[18]。
我们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规模宏大的教学科研队伍，但由于在学科点申报过程中，许多学科点都是整合全校的力量，学科点争取到后采取共享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力量薄弱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力量严重不足的现实。而从满足学科长远发展需要来看，这支队伍面临的形势还相当严峻，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知识结构上， “有些教师或学科带头人没有从事过或很少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不熟悉也不热心，学科的发展没有保障”[19]。党中央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矢志决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自身发展，对这一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教师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专门知识，而且要求教师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学科内容体系。比如，讲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师，则不仅要熟悉和掌握本门课程的理论体系，而且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较深入的了解。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囿于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对教材和学科发展中不熟悉的内容采取回避的态度和方式，这种做法十分不妥。而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进一步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加强教师队伍的专业建设。为此，必须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背景，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学习和研究。
二是在年龄结构上，尽管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比较多，既有高校系统的，也涉及社科院、党校、军队政工系统，但是真正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为一支老中青梯次配置结合的教学研究队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老专家学者而言，他们多为本单位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领军人物，长期在本学科领域精耕细作，积累了扎实的学术素养、丰富的研究经验，捕捉学术问题的能力也极强，但他们由于年龄的原因终将会退出这个学科领域。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为例，2005年组建时这些专家学者的平均年龄在65岁，时至今日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77岁，而且其中有些学者已经去世。对于中年学者而言，他们年富力强，是这个学科的中坚力量，衡量一个学科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发展潜力，主要就看这个学科的中年学者所占的比例，特别是在个别高校，有些中年学者已经成长为该校学科建设的骨干甚至是核心力量。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中年学者有一个继续提高自身研究能力和水平，以适应本学科未来发展需要的问题。对于青年学者来说，他们年轻有为、思维灵活，接受新鲜事物快，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和程式化的束缚，但是他们在本学科学术研究领域还缺乏经验，尚处在规范适应和学习的阶段，需要继续多压担子，下大力气进行培养。对这三部分群体，老年学者要真心帮助提携中年学者和青年学者，给他们以学术研究上的指导和扶持；中年学者要勇挑重担，既要真心尊重和切实继承老一辈学者创立的学术基业，也要关怀青年学者，帮助青年学者解决困扰其学习、生活、工作的现实问题；青年学者要主动作为，努力学习，尽快成长，为学科建设早日贡献应有力量。
三是在学缘结构上，很多高校的学术研究队伍都习惯于选留本校培养的学者，而很少引进外校的学术研究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利于本校本学科事业和队伍的建设发展，也不利于和外校同学科的交流。研究队伍的内外交流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一个没有外部新鲜血液注入的研究团队本身也没有发展的后劲，很多曾经在相关学科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到最后都分崩离析，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学术带头人要打开眼界，敞开心扉，突破壁垒，正确处理好个人研究与团队合作研究的关系，坚持独立研究与合作研究的结合，不断增强学科带头人的责任意识，努力提升科研团队的整体实力。学科带头人既要当好领头羊，率领团队不断前进；又要当好人梯子，关心团队成员的健康成长。学科带头人个人的研究对于学术梯队的发展十分重要，但整个学术梯队的发展则更为重要。一个学科团队要能够承担起重大科学研究的任务，离不开学科带头人个人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团队整体实力的提高，特别是后续力量的成长。学科带头人首先要做好个人的研究，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这是自己研究水平提升的基础，也是获得学科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前提；同时，学科带头人又要担负起带领团队做好合作研究的责任，有一种甘当人梯、自觉奉献的精神。二者的有机统一和良性循环，是一个团队整体实力提升的关键。
注释
[1]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331-332．
[2]黄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述要．高校理论战线，2006（7）．
[3]宋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多维路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6）．
[4]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及研究领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6）．
[5]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涵及其建设．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3）．
[6]张雷声，梁树发，张云飞，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与建设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161．
[7]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2）．
[8]陈金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教学与研究，2006（2）．
[9]田克勤．田克勤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00-60．
[10]田克勤．田克勤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52．
[11]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330．
[12]宋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多维路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6）．
[13]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思想理论教育，2007（7）．
[1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研究”项目课题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调研报告．思想理论教育，2007（）．
[15]顾钰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述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11）．
[1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7．
[17]梅荣政．着力建设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学科．高校理论战线，2006（6）．
[18]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思想理论教育，2007（7）．
[19]田克勤．田克勤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