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涵与定位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如何对其进行定位？它有哪些突出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鲜明特点？这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基本问题研究必须予以回答的首要问题。
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涵，与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尽相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学术界主要有“四层含义说” “三层含义说” “两层含义说” “总体说”等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体内容将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予以系统阐述。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涵界定，却有着较为广泛的共识，集中到一点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1]。这里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经验教训和规律启示，重在以史鉴今，以资后人；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在思维逻辑和观点体系的理解和把握。尽管将其分为两个方面，但此二者并非互不干涉，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没有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的梳理，便无法清楚把握理论的缘起、定位和价值意义；脱离理论成果的概括、总结和提升，历史就会变得模糊、浅薄，失去原有的积淀与厚重。
总体来说，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为主线，以历次“结合”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为主题，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实践和理论总结，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演进和发展阶段的研究及把握，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和基本规律，生动再现中国人民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图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和分别研究，系统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和精神实质，科学回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一系列理论成果既一脉相称，又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
《现代汉语词典》对“定位”有三层解释：“①用仪器对物体所在的位置进行测量。②经测量后确定的位置。③把事物放在适当的地位并做出某种评价。”[2]毫无疑问，在这里，我们要取第三种含义。如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学科进行科学定位？这是本学科设立之初学者们普遍关注并力图破解的关键问题。
自本学科2005年末起设立至今12年来，其定位问题已较为明确，学术界也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比如北京大学陈占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级学科的学科定位、学科地位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处在双关的位置上：一是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时候，它有应用继承的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一个大树和枝杈的关系；二是它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说又处在一个基本原理的位置上[3]。山东大学周向军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建设要特别强调整体性，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根本性问题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吉林大学宋连胜教授认为，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为此提供理论上强有力的支撑，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发挥最大功效。福建农林大学郑传芳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任务是，解决世界观、方法论问题，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和创新的问题，在课程上应该有一些深层次的内容，包括评析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以帮助学生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要把握某种事物的特性或定位必须将其置于特定时空之中。因此，我们认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定位，还必须将其设置在“与其他相邻事物的关系”之中，方能揭示其科学定位。
一是在“上下向度”中的定位，即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是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3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16号）的精神，2005年1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号） ，正式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的五个二级学科（后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位列其中。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和规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这样的基本定位。
二是在“左右向度”中的定位，即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的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各二级学科中居于核心的学科。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专业目录的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共下设六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其深厚扎实的史论根基，也需要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其世界视野中的比较参照；既需要把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其延伸展开的历史背景，也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必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关涉理论基础和世界眼光，也亟须历史积淀和现实考量，在这六个二级学科中发挥着“沟通”和“桥梁”作用的枢纽角色。
三是在“内外向度”中的定位，即在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术支撑。学科与课程紧密衔接、不可分割，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离开了课程，学科往往会失去外在依托；而没有了学科，课程建设也可能会在低水平上徘徊，缺乏内生动力，长期得不到优化提高。国家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相应二级学科的现实目的，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夯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基础，进一步提升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学科归属感，强化学科对课程和教学的内在支撑。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联系最为紧密的课程当属“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形成的最新学术成果，能够为这两门课的教学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使授课教师在讲台更有底气；与此同时，这两门课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向知识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和学生行为体系转化提供了现实可能。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与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相一致的共同属性，比如科学性、系统性等；但因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又使其必然带有异于其他学科的突出特性。
对此，学界有几种代表性观点。安徽师范大学王先俊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性质和特点主要包括：首先是科学性，其次是政治性即党性，再次是理论性，最后是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政治性、党性，是以其学术性、科学性为前提的，而其学术性和科学性，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政治性、党性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与政治性和党性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5]。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特点或要求有：首先是整体性原则，其次是实践性原则，再次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弹性原则[6]。曲阜师范大学李安增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书系统梳理了学术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基本问题的代表性观点，并从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特性，指出应正确处理学科属性和研究特色的关系、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整体性与分科性的关系、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的关系[7]。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础性与应用性相结合。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分野是近些年科学研究领域问题划分的新方式。一般来说，基础性研究多注重理论逻辑的严整，注重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追求知识体系的建构，这种研究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和提升，特别是在带动其他相关学科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应用性研究则是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更强调满足社会发展中的当下需求，主张着力运用基本理论来破解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注重结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它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要求是一样的，不能因为二者的研究内容稍有差异，就认为一类研究必然比另一类研究更为科学。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 “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合理合法而不适用，适用的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这类现象都是存在的。”[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领域范围，既包括对基本概念、理论范畴、逻辑前提、历史进程、理论成果、价值意义、基本规律等学理性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也包括对国情基点、现实境遇、时代挑战、传播话语、接受效果等现实性问题的研究和破解；既有离我们现实生活比较远的内容，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也有当下正在发生发展的新内容，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等。但不管是遥远还是切近，对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重要内容的研究一定是基础性、理论性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这些思想理论又必然要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进而破解各种现实性问题，这就使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又具有了鲜明的应用特色。因此，从“结合”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首要特性就是基础性与应用性的高度统一。
二是整体性与条块性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已经提出了，但作为学科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则是近十多年来才产生的新事物。在该学科创立以前，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多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研究对象，多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学科展开。这种不同学科角度点位上、条块性的研究方式，一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原有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使其更为丰富、更具个性化；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性，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揭示和把握。正如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喻为“一整块钢”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应持整体性的视角和观点。从实际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演进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连续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后产生的理论成果，也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杰出领袖的历史性贡献等问题进行整体研究和把握。但强调整体性，并不代表要忽视甚至否定原有的条块性研究，而是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通过条块性研究进一步支撑整体性研究，通过整体性研究进一步深化条块性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更深刻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本质。
三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提出并一贯坚持的重要政治命题，与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宣传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些都内在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建设问题的研究一样，必然带有高度的政治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党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坚定站在执政党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活动，形成能够为党所用的研究成果。然而，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构筑一套思想或理论体系放置于人类知识的百花园中鉴赏，而是继续而且更好地用以指导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社会实践”[9]，更直接、更有效地服务社会发展，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联系，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显现出追问本质、探求真理、揭示规律的学术性特点。如何认识和解决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矛盾？有人认为，二者尖锐对立。强调政治性就会掩盖学术性，进而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客观性；彰显学术性就会抹杀政治性，极有可能使其成为西方鼓吹否定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我们认为，政治性和学术性之间确有区别，但并非不可调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在不断破解中国问题中逐渐形成的重要思想原则和行动方略，其本身就是党在科学思想方法指导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的产物，同时也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理论活动必须依照其原有逻辑理路开展研究。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无疑实现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
注释
[1]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4）．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33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及研究领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6．
[4]黄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述要．高校理论战线，2006（7）．
[5]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2）．
[6]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涵及其建设．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3）．
[7]李安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11．
[8]朱志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9]朱志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