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
不仅扬弃私有财产，而且扬弃作为私有财产起源和本质的异化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通过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复归人的真正本质即自由联合的劳动，充分实现人的自由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从而归根结底也就是异化劳动的积极的扬弃。
在这一积极的扬弃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批评了若干异化形态的共产主义：“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1）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1]马克思称这一种共产主义为“粗陋的共产主义”。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也是异化劳动的普遍化。例如，“剥夺剥夺者”如果被理解为财富平均化和权力平均化，这也就是所谓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诸如“共产制”“公妻制”等不过是人们忌妒心、贪财欲以及平均主义欲望的表现而已。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2]“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3]“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4]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不是仅仅消灭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而是消灭阶级本身。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过程中同时消灭自身。如果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级却继续存在，那么，与其说这样一种情况是历史的进步，毋宁说其是历史的倒退。因为这种共产主义，即使仅仅在物质上，也都不是从个别人和少数人的富有进步到多数人和全体人的富有，而是从多数人的贫困倒退到全体人的贫困。
“（2）共产主义（α）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β）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还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5]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两种共产主义之所以“未完成”，是因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而不是相反，因此只消灭私有财产，不消灭异化劳动是不彻底的。根据我们将异化劳动理解为管理活动这一观点，管理包括政治管理亦即政治统治和以经济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两个基本层面。前一种共产主义“具有政治性质”，无论这种政治统治采取“民主的”形式，还是采取“专制的”形式，由于政治统治继续存在，人的异化都不可避免。这时，国家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将私有财产普遍化。国家财产虽然形式上是公有财产，但实质上是普遍化的私有财产。后一种共产主义“废除国家”，只消灭政治统治，未消灭社会管理。由于社会管理继续存在，人的异化仍然不可避免。“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6]社会作为“总资本家”同样将私有财产普遍化。集体财产虽然形式上是公有财产，但实质上同样是普遍化的私有财产。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定义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在马克思的全部文献中，这一段话如此重要，以至我们需要逐字逐句予以解读。
第一句话说明，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归根结底是异化劳动的积极的扬弃（反过来说，只扬弃私有财产，不扬弃异化劳动，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扬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也就是说，不是消灭财产、消灭劳动，而是消灭财产的私有性质、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共产主义既以人为手段，更以人为目的（反过来说，只以人为手段，不以人为目的，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不仅仅是财产公有或者财富共有），因此，共产主义是向人性的复归。消灭了异化性质的劳动，变成了真正人类的劳动——人的自由联合的劳动；消灭了私有性质的财产，变成了真正人类的财产——人的全面发展的财产。
第二句话说明，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亦即实践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扬弃了人的异化，同时也就扬弃了自然界的异化，因此真正解决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包括两个层面：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是第一个层面，可谓两大基本矛盾。这里蕴含了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的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社会基本矛盾亦即两大历史根本动力的学说。按照这一学说，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真正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才能真正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只有扬弃私有财产、异化劳动，才能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真正实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是这样一种概括还是有所疏漏。其实，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中，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交往形式中，它们涉及自然结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经济结构（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统一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交往形式）、政治结构（上层建筑）、意识形式（心理现象、意识形态）。存在和本质之间的斗争、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间的斗争、自由和必然之间的斗争、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是第二个层面，这是四大派生矛盾，是异化问题的各种表现形式。在异化状态中，人的存在以丧失自身本质为条件；对象化表现为物化、外化、异化，不是自我确证，而是自我证伪。一方面，人具有形式（法律）上的自由；另一方面，人仍然受到事实（经济）必然性的支配。人的个体存在与人的类本质间相互冲突。所有这些矛盾、斗争，通过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都会得到真正解决。
第三句话，所谓的“历史之谜”，是指上述所有矛盾。真正解决上述所有矛盾，就意味着解答历史之谜，而且这种解答是基于共产主义的自觉意识。共产主义由于扬弃私有财产，以及最终扬弃异化劳动，是这些“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这些“斗争的真正解决”，因而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所谓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本质不在于谁管理，谁占有，而在于从根本上消灭人对人的管理，消灭人对人的占有。马克思说：“理论之谜的解答……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8]“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9]
我们绝不应当认为，共产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就足够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只是根本问题，不是全部问题。共产主义应当扬弃一切异化。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0]马克思特别提到了宗教的异化和经济的异化，认为“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宗教异化的扬弃——无神论，二是对经济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11]
扬弃私有财产不是占有私有财产，而是占有人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2]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价值不是以所有物的价值去度量，而是以人本身的价值来度量；人生的意义因此不是追求外在物（如金钱、权力等）的价值，而是实现人内在的价值；人际的交往因此从物（如金钱、权力等）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例如以友谊来交换友谊，以爱情来交换爱情，而非以金钱、权力等来交换。
最后，共产主义不是历史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真正开端。此前的人类史只是“史前史”。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相关论述到此中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人的发展的目标”“人的社会的形式”究竟是什么呢？可能的答案是：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自由人联合体），是我们目前可以充分期望，却不能充分描述的、比共产主义更高一阶段的理想社会。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是这样描述“行动”的：“行动，是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性（plurality）的人之境况，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14]如果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解读阿伦特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将“行动”理解为“交往”。“行动”，既不是物性的和自然（身体、生命）性的“劳动”，也不是事性的和人造性的“工作”，而是人性的和复数性的。就阿伦特所谓的“行动”是“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而言，它类似于马克思的“交往”，即一种人与人之间或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双边的或多边的活动，它区别于“劳动”（“工作”），即一种人与物（事）之间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边的活动。但是，作为“人之境况”，阿伦特所谓的“复数性”，虽对应于马克思的“社会性”，但二者界限比较分明：马克思的“社会性”是指个人始终存在于种种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阿伦特所谓的“复数性”则是人的数量加总，是原子个人的集合，虽然人们之间也有性别、年龄、身份、角色等区分，但阿伦特没有像马克思一样领会到社会关系的优先性，相反却执着于原子个人的优先性。
阿伦特将“行动”与“劳动”“工作”区别开来，而又与“思想”“言说”联系起来。她说：“实际上，从世界性的角度看，行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15]这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的“行动”中的“人之境况”：一是“依靠他人的在场”，二是“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生存条件，第一就是“交往”亦即人的社会关系，第二就是“劳动”亦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物化、外化和异化。
阿伦特的理想是“回到古典”，马克思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二者之间也有某种关联。所谓的古典时代是指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公民社会。古代希腊公民尤其是雅典公民所具有的理性、德性和幸福的生活方式令人向往。但是，古典时代少数人享有的自由以大多数人受奴役为条件。交往仅仅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大多数人的义务是被强制劳动（工作）。劳动（工作）是卑贱的，而行动则是高贵的。现代市民社会实现了劳动（工作）的普遍化（管理活动是与直接生产劳动相分离的间接生产劳动），但异化劳动又造成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从而造成了不从事劳动（工作）却享有劳动（工作）成果的寄生虫的出现。而马克思的未来人类社会理想则是实现交往的普遍化，扬弃异化劳动从而扬弃私有财产：自由联合的劳动是从劳动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劳动，社会所有的财产是从财产私有中解放出来的财产。共产主义绝非回到交往特权与自由特权的古典时代，而是在劳动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解放，亦即人类的普遍交往与自由联合。
马克思的普遍交往与自由联合，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已经不是劳动，甚至不是工作，而是行动。但是，劳动也好，工作也罢，二者只有通过闲暇时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能予以扬弃。闲暇时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充分实现人的自由的条件，人的自由发展可以通过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两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创业和休闲，这也是古典精神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的复活和再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5。
[2]同上。
[3]同上，29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5]同上。
[6]同上，27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6。
[9]同上，347。
[10]同上，298。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8。
[12]同上，303。
[13]同上，311。
[14]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2。
[15]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