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三大批判: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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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1932年,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公开发表时,一度产生轰动效应。马尔库塞当即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最早提出了“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观点,并要求回到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那里去。[1]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一书因没有借助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却得出了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类似的观点,而备受推崇。[2]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青年马克思热”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热”中,中国大陆学者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路径,主要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理解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这一文化哲学的研究路径一直影响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实践面向。但是,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在政治哲学视角下重新审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恩格斯就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国民财富”“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3]。“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4]

1844年,马克思结束“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5],“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6]。按照这一计划,马克思开始对“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7]进行批判。

巴黎时期(1843年10月—1845年1月),马克思先后撰写了《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8]及《神圣家族》等。在对国民经济学、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线索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而实践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则一直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


注释

[1]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

[4]同上,21-2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9。

[6]同上。

[7]同上。

[8]聂锦芳认为,“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这与通常划分不一。有关《穆勒评注》与“三个笔记本”的写作顺序,有“陶伯特说”与“罗扬说”两派观点:前者认为《穆勒评注》是在“三个笔记本”完成之后写作的;后者认为《穆勒评注》是在第一个笔记本和第二个笔记本之间写作的。在“三个笔记本”的编排顺序上,有“逻辑编排版”和“原始顺序版”。[聂锦芳。关于重新研究“巴黎手稿”的一个路线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3):11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