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与“本色”之美
老子生活在与孔子同时的春秋后期，当时礼崩乐坏，周天子的统治发生了危机，社会陷入混乱，老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孔子一样都在寻找社会的出路。老子找到的出路与孔子完全不同。孔子建立一套“仁”学，要求恢复周朝鼎盛时期的那些礼教，要“克己复礼”，以达到社会的治理，因此他们重视人自身的修养。老子复古思想则走得更远，他的理想是要恢复到原始人类社会的状态中去，彻底返回大自然，达到“无为而治”。庄子则生活在战国时代，其时诸侯各国互相征战，社会更加混乱。对他来说，他并不想治理社会，而是想保存自身，使自己在混乱的社会中，能寻找到一个有无限自由的精神安顿之所。可见老子与庄子同为道家，但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是不同的，一个是要“治”社会，一个是要保自身。尽管他们有这些根本的差别，但他们在哲学上提出的“道”，却十分一致。他们认为“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的混沌的虚无的东西，“道”是“无有”（《庄子》），但这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无有”却是万物的本原，用老子的话说，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用庄子的话说是“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道不但生出万物，而且它本身有发展规律，这规律是人的主观力量无法改变的。所以“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天”即自然，“命”即自然规律。人不应改造自然，人的一切都要顺应自然。诗乐是人为的，不合自然，所以他们反对。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的文论历史却钟情于老庄，特别是庄子。正是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影响下，后代的作家、文论家从老庄这里吸收养料，写出了许多独特的诗篇，而文论的发展也多半受到他们精神的启示。换言之，如果说，儒家对中国诗学的贡献，主要是文论观念的确立的话，那么道家对中国诗学的贡献则主要是精神的启示。
道家对中国诗学的精神启示，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到的两点，即老庄追求的道，与一个诗人所追求的超越功利的最高的艺术精神是相通的，在庄子那里是成就了艺术的人生，在诗人这里则成就了独具特色的诗歌和文论；庄子以具体的“艺”说明抽象的道，揭示了“道”的神秘性，这一点与诗歌创作的神秘性也是相通的，后代的诗人和诗论家对此加以发挥，为中国诗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除这两点之外，还有几点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下面我们加以讨论。
老庄的“道”实际上是以自然为本位，强调“天道无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种精神启示人们在文学创作上崇尚自然，追求天然无饰，反对人为雕琢。在这一方面，庄子关于音乐上的“天籁”、绘画上的“解衣般礴”等说法，对道家文论思想的形成，都起了很大作用。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提出了“人籁”“地籁”和“天籁”的说法。“人籁”是“比竹是也”，即人吹箫发出的声音；“地籁则众窍是已”，是各种窍孔发出的声音；天籁者，“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天籁是风吹各种窍孔发出的千差万别的声音，这是由于窍孔与风形成各种不同角度的自然状态而形成的，完全是自然的。庄子把这种本色的“天籁”描写得很美。
实际上，“人籁”“地籁”和“天籁”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音乐，“人籁”是指人们借乐器而发出的音乐，它是人为造作出来的，再好也是属于最低层次；“地籁”是由自然界中各种洞穴在风的作用下所发出的声音，“地籁”虽然没有人的作用，比人为的音乐高一等，但毕竟还要借助风的外力，所以还不能算最好的声音；只有“天籁”是洞穴因自身形状在自然风中的自鸣，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这种声音才可称之为“天乐”，这是最高的美。这种“天乐”“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这实际上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所表现的是自然的奥妙。绘画方面庄子欣赏的是“解衣般礴”式的画，《庄子·田子方》中有记载。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舔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宋国的国君宋元公将请一些画师来画画，很多画师都来了，他们受到礼遇后都就位了，舔笔调墨，来的画师很多，还有一些人未就位。有一位画师后来才到，他坦然地慢慢走，得到了礼遇也不就位，却回家去了。宋元公就派人到他家去看一下，发现这位画师把衣服都脱了，裸体盘腿而坐。宋元公说：“这才是真会画的人！”在庄子看来，用笔墨来画的，都必然有人工的痕迹，这不是真画，唯有自然本身，或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才是真画。庄子的观点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老庄的这种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使他们崇尚以天然为美，这就启迪了后代的诗学推重诗歌的自然、冲淡、朴素、清新等，并以“本色”“天然”“天造”等为美，以过分修饰为不美。这对中国诗歌和文论的民族个性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许多诗人、文论家受庄子“天籁”思想的影响，提出许多相关命题。如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观点深入人心。陆游的诗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也广为流传。推崇“天籁”“本色”“自然”的思想，不断有发展，例如就诗歌如何达到“天籁”“本色”和“自然”的问题，人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不需锤炼，“冲口而出”“纵手而成”（苏轼）。对此把道理说得比较透彻的是明代袁宏道的“性灵”说和清人钱谦益的“自然而然”说。袁宏道反对复古和一味模仿，主张“独抒性灵”，他在给他的弟弟诗集所写的序中说：
……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2]
为什么袁宏道独喜欢他弟弟诗的“疵处”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其实不奇怪。因为，正是此等“疵处”，摆脱了格套，独抒性灵，具有自然本色之美。很明显，人的“天籁”就是人自身的真实的“性灵”。清代钱谦益则说：
古之诗人，以天真烂漫，自然而然者为工。若以剪削为工，非工于诗者也。天之生物也，松自然直，棘自然曲，鹤不浴而白，乌不默而黑。西子之捧心而妍也，合德之体自香也。岂有于矜
笑、涂芳泽者哉？今之诗人，骈章丽句，谐声命律，轩然以诗为能事，而驱使吾性情以从之，诗为主，而我为奴。由是而膏唇拭舌，描眉画眼，不至于补凑割剥，续凫继鹤，截足以适履，犹以为工未至也。如是，则宁复有诗哉？[3]
他的观点也是受庄子的“天籁”观的影响。自然的事物本身就是天真烂漫的，自然而然的。对于诗人来说，什么是他的“天籁”自然呢？那就是他自己的性情，如果不去抒写本真的性情的自然，却一味“膏唇拭舌，描眉画眼”，那么就把“诗”这外在的功夫看成“主”，而把自己性情的自然看成“奴”，这样的诗也就失去了自然的诗，而不能叫作诗了。但是，诗人难道就不可以修改自己的诗吗？杜甫不是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吗？这样就有人提出了“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的方法去接近“天籁”“本色”和“平淡”。例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
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4]
这意思就是讲，字句的锻炼还是重要的，而且要下功夫去锻炼，但是锻炼的过程，要朝着越修饰越自然越本色的方向走去。让人感到很自然、很平淡，完全是本色，但却是修改达到的。不论哪种方法，最终应是本色、自然。可以说，这些富于民族个性的理论，其源头都在庄子的“天籁”说那里。后人只是在庄子的“天籁”这个框里，添进一些新的东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