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

一国有一国之民性，一代亦有一代之风气。汉唐之儒恢宏，宋代之儒峻厉，斯即风气之异也。宋儒之所以成其峻厉，原于理性之推崇：立身行事，以为依归，学术各方面亦莫不具此特色；不仅后人称其关于心性修身之探究曰“理学”已也。故就有宋一代学风言之，实可谓为理性主义时期。其时儒者理想高远，猛于进德，气节之盛，比于东汉。^[1]如下所述两种最显著之精神，盖即理性主义之表现矣。

一曰自信。

宋儒处事接物，务明是非，果于负责。治学方面，尤为显然。其信一说持一理，必求心之所安而后已，对于任何权威，绝不盲从迷信。其于治学之第一步，倡导怀疑，最重深思自得。^[2]然怀疑深思，仅为其治学之手段或功夫，而非终极之目的。盖思想经过多方缜密之洗练，最后所得之结论，乃能真实无妄；此种真实无妄之结论，即程颐所谓“自信”是也。故宋儒治学以怀疑始，而以求得自信为终的。^[3]此种自信，乃宋儒用其毕生精力以祈求之者，得之不易，宜乎执之甚坚，不因外力而摇夺也。吾人阅读国史，于历代士大夫阿世苟同之习，屡见不鲜，惟宋儒则常有以异乎此。斯盖人人守其自信，自必以公忠为心，负责任，审是非，而不容有乡愿之行也。史称仁宗庆历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诸人列朝，友谊肫挚，常相褒重，致为不满者所攻，指为朋党专权，黜居于外。五年三月，欧阳修上书辨其诬，称杜范诸人，和而不同，实有古君子之风。其言曰：

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性既不同，所见各异，故议事多不相从。如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弼力言契丹必不来；又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琦则是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居则相称美，议事则廷争无私，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毕沅：《续资治通鉴》）

宋儒公正之怀，各守所信，无有阿私，欧公亦时风中之要员，故辨析如此其审也。英宗治平二年，有追奉濮王奠礼之议，濮王者英宗生父允让也。至三年论辩益烈，朝论分为二：左仁宗而右濮王者，为台谏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司马光诸人，主濮王不宜追尊，应称皇伯。右仁宗而左濮王者，则中书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赵槩诸人，以为宜尊礼称亲，期不忘本。帝意向中书，未即下诏，吕诲等见其说不行，咸相率求去。帝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乃出御史，诲、纯仁、大防等胥外贬焉。夫濮议诸人，岂非并时之贤，素以友道相厚者耶？然因所见各异，耻为苟同，遂不惜以去就力争；其昭示公信，足以见当日士大夫之风概矣。

次则王安石变法之争，尤为激烈。安石早年，盛负时名，曾巩为其知交，欧阳修尝为之延誉；他如司马光、富弼诸人亦皆重其为人。惟当熙宁变法也，向之美誉安石者，群起责难；安石执持益坚，迄不为之稍变。司马光致书安石指谪新法之不洽舆论；安石虽亦雅敬光之为人，^[4]而答书则云：“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相传安石又有“三不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之表示，此种态度虽历来被责为执拗自用，然亦足见安石之守道不阿，乃宋儒之本色，时代之通风也。南宋陆象山作《王荆公祠堂记》，称其志曰：“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即赞其卓然不苟。反之司马光以政见不合，退居洛下者十五年，亦毫不为安石屈。彼此自信之精神，其坚毅为何如耶？唐韩退之尝云：“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伯夷颂》）以之言荆公、温公之卓行，良信。程颐言为学之道，在于“自明而诚”。其释此意曰：“诚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宋史·程颐传》）夫信道笃，行之果，守之固，即诚之工夫及其实践，殊足取为宋儒自信精神之说明也。

二曰自尊。

宋儒非特对于事物不苟而已，于其本身，要求亦极严格。彼辈多具豪迈之气，毅然以天下第一流人物自居，斩绝依赖之鄙念，以苟且卑弱为深耻。邵雍尝自谓曰：“仲尼后禹千五百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虽不敢比仲尼上赞尧舜，岂不敢比孟子上赞仲尼乎？”（《观物内篇》六）程颢十五六岁，与弟受学于周敦颐，即慨然有为圣贤之志。颢死，颐为撰《行状》云：“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六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此种以道统自任之气概，实秦汉以来儒者所不敢道。而张载发明此意，以告学者，勇迈明决，尤不啻作狮子吼也。其言曰：“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也！”又云：“学者以尧舜之事，须刻日月要得之，犹恐不至，有何愧而不为！”人人争自濯磨，必如圣人而后已；高远之目标既立，鄙信之思斯去，提高人格，增进智慧，遂于宋儒见其殊效。说者谓自尊为一切德行之根本，斯其明征也。朱熹五岁诵《孝经》，即题曰：“不若是非人也！”熹为集宋代儒学大成之人，其幼时自爱固如此，益知真事业之成非偶然倖致也。至若陆九渊主心即理之说，以为圣人不过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耳，且谓：“六经皆我注脚！”盖与尹焞所云“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为人自小了”之语为同一意义；其解放人类精神，至于极限，为先儒所不及见也。《象山语录》有云：“激迈奋迅，决破罗纲，焚烧荆棘，荡夷沔泽。”又云：“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气象之恢廓，思想之自由，较之并时诸儒，尤为卓越！宋儒此种自尊精神之发展，见于学术者，则重创辟，而不甘袭人窠臼，言经学者所谓宋学变古，其一端也。见于政治者，则以汉唐为不足法，而欲致君于尧舜。程颢进说帝前，未有一语及于功利，尝极陈治道。神宗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颢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因告曰：“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张载尝被召，对问治道，亦以为治不法三代，终是两道为说。盖宋儒留心修养，就身上作功夫，不以知识为外饰，故能一空依傍，独来独往，视真理若生命，决不屈己以徇人也。惟其如此，故宋代政治^[5]学术上之争论甚多，且其是非得失，复不易言。如熙宁变法之赞否，朱陆学术之异同，迄今数百年，人之各为左右袒者如故！盖君子与小人争，义利有别，是非易明；惟君子之相哄，各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方法上容有精粗缓急，但欲适机趋善则未尝有异也。是以后人即为评断，未必中其肯綮，不过常因性分学识与乎处境之不同，各逞所见，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于宋儒本身价值庸有增减哉！

如上所论，自信自尊，直申理性，允为宋儒之特色。此种精神或社会心理，发之言行，突兀峥嵘，遂为伟观。兹述其例，荟而观之，于宋儒风操，不难了解其旨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