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龙昌期学术思想的湮没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历史时期是以尚文教重人才见称的，而欧阳修、刘敞等人又是蜚声政学界的头面人物，对于龙昌期这样一个衰老的书生，竟然采取严厉措施，禁其学术，毁其书板，到底为了什么呢？我认为是值得探索一下的。
刘敞、欧阳修等从崇儒尊经的立场出发，指责龙昌期思想学术不正，败坏社会风气，不利于封建统治，我觉得这只是可公开的表面理由。由于龙昌期放言无忌，在他著述中的某些论点，可能触动了当代敏感的政治问题，例如指“周公为大奸”，一经揭出，必然会犯宋皇帝的大忌，其结果自然难免迫害性的惩罚。龙昌期论定周公是大奸，主要根据显然就在《尚书》的《金縢》篇。首先怀疑《金縢》故事而指斥周公是唐代的刘知几，龙昌期不过赞同其说或加强调罢了，为什么就偏偏出了大问题呢？我以为是两人所遇的具体条件不同之故。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龙昌期时年7岁）十月，赵光义以皇弟继统是否合法，是宋代开国一大疑案，我早年写过《烛影斧声传疑》一文，根据史实探考分析，断言其事绝非正常，而所谓“金匮之盟”一事，实由赵普捏造。这件虚伪的事情，经过一些修饰，便基本上成为李焘《长编》卷二（《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列传上》略同）所述，一直流传下来：
（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崩。……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死，哭无益也，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事属宫廷绝密，经过当代皇帝认可，谁敢怀疑，复生异议。但这个伪造的故事，一经推敲，破绽还是掩盖不了的。例如：这样庄严的继统大事，据李焘考证，《旧录》（按指《太祖实录》[34]）根本没有记载；《正史》（按指《三朝国史》[35]）和《新录》（按指《重修太祖实录》[36]）虽记载了此事，但称赵光义“同受顾命”，本人既在场，岂有不知，还要待多年以后由赵普来“上章自诉”，再加证明一番？赵光义既是杜太后的亲生爱子，居住京城，近在咫尺，太后临终之际，岂有母子不作最后诀别，反去把一个外臣赵普召来内寝榻前之理？且赵普“上章自诉”的时间是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上距杜太后之死已有20年之久。在赵光义袭位之时，赵普正好表功何以不谈？赵光义为了垄断帝位，下决心要排除其弟廷美，赵普窥见其隐，不失时机，挺身而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37]，借此一举，既可迎合希宠，恢复失去的权势，又可打倒宿敌卢多逊，报仇雪忿。所以从“金匮之盟”的宣布时间来看，赵普的话也是靠不住的。所谓“金匮之盟”还有一个大破绽也是需要指出的：“金匮之盟”的主要理由，乃是“能立长君，社稷之福”。按杜太后死时，赵匡胤（927—976年）年35，才做皇帝一年多，其子德昭（951—979年）也已年11，一个人以中寿衡量，大约可活60岁，这个估计并不算高，何况赵匡胤方面大耳，身强体壮，本不像会要短命的人，他只要活到60岁这个年龄，到那时德昭就是36岁的壮夫，怎么还能说成是个“幼儿”呢？赵匡胤是在不明不白的“烛影斧声”中的离奇情况下死的，只活了50岁；如果不发生这一“疑案”，他只要活到60岁，那末其子赵德昭也就是36岁的大青年，也便绝难说他不是能主持“社稷”的“长君”了。因为赵普凭空伪造，脱离实际，就会不知不觉地违背从事物发展看问题的原则而露出马脚来。赵普读书不多，但是个开国元勋，在标榜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后，又挖空心思，效法“金縢”故事编造“金匮之盟”，使正处尴尬地位的赵光义骗取舆论支持，所以一拍成交，便做了这笔政治生意。宋臣王禹偁是肯讲真话的人，就多次遭受贬谪，他曾写《赵普挽词》，有句云：“大功铭玉铉，密事在金縢。”[38]他把“金匮之盟”直称为“金縢”，然则赵韩王也可谓是周公了；而且事涉绝密，非一般臣民所敢“说三道四”，就如俗语所云，只有“天晓得”了！宋人王得臣在《麈史》卷下《谗谤》中云：
蜀人龙昌期为《礼论》，以为周公金縢之请，以代武王，盖其诈也。予谓方周公之时，近则王不知，远则四国流言，至于后世，犹有仁智未尽之说，盖圣人诚伪谁知，呜呼！不如是，不足以为周公！
我认为，这段文字颇有弦外之音，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赵普所搞的“金匮之盟”。这件写着“臣普记”的遗嘱，一直保藏皇宫之中，连做了皇帝多年又爱搞特务活动的赵光义都毫无所闻，还需要赵普挺身出来大事宣传说明，这不也是“近则王不知”吗！一件关系重大的“密事”秘密到只有一个人才知道的程度，是难免不发生“流言”的。但不为统治阶级所喜的“流言”，一经察觉有人胆敢传播，统治者是必不手软的。翰林学士李淑在景祐中知郑州，奉时祀于后周恭帝陵，作了一首诗：“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犹认房陵半仗来。”经人揭发，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让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仁宗大为生气，李淑便受到落职的处分[39]。
龙昌期指斥周公搞“金縢”，诈伪不诚，实为大奸，这当然会影射到赵普所精心制造的“金匮之盟”。这件事本是赵光义与赵普勾结，搞出来的骗局，很不光彩，是深怕揭露的。仁宗赵祯是以赵光义的孙子继承皇统的，当他了解到两制官员对龙昌期的一再抨击牵涉及于“金縢”“金匮”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感到龙昌期是在碰撞他的痛点。以此文彦博虽是亲信的贵臣，但明白龙昌期已陷于触礁沉船的绝境，他再也无能为力给这位老先生解危了。
龙昌期的思想学术遭受宋王朝的禁锢，以致长期埋没，应该说政治原因是主要的，而学术原因则属于次要。
龙昌期生活的北宋前期，是学术文化随社会经济基础剧烈变动而焕发光彩的时代。唐初以来《五经正义》所体现的注疏训诂之学，已不能范围人心，新儒学在佛、道思想的交流影响下，注入了时代气息，力图振作，显露头角。宋初思想富有活力的学者大都在野，如戚同文、王昭素、陈抟、种放、穆修、孙复、胡瑗等，他们有感于唐末五代的长期混乱，怀世道人心之忧，着重阐明义理，谋求实现治平的理想。仁宗庆历时期，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同时也是学术更新的关键时刻。所谓“经学变古”，对传统注疏之学，倡怀疑之风，指摘瑕疵，多所否定；而各述新义，以为契合儒学真谛，直接古圣先贤的心传，这样道统之说大行，把儒学推上压倒佛、老的独尊地位。中叶以后，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诸大家出，深扬儒义，兼摄取佛、老思想的有用部分，洗练益精，体系臻于完整，在实质上也带有一定的宗教性，这就是理学（道学）形成，越来越占有优势。龙昌期治学，倡广大圆通之风，虽遍注群经，而不强调尊儒，且有蔑视道统之说，至于诋斥周公；他主张兼收并蓄，视儒、佛、道地位平等，相辅相成，不宜偏废。这同正在形成和得势的理学要求把旧儒学纯净化的旨趣和发展方向是大相径庭的。理学和理学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改善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企图平息不断发生的严重危机，通过努力，形成时代思潮，这一儒学体系终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认并加以利用；而龙昌期的思想学术，显然表现了不同的趋向，因此一经禁抑，后继无人，顿归冷寂，遂不复为世人所知，被埋没起来了！
关于龙昌期的思想学术，何以形成他的那种风格特色，最后我想申说几句。
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总是他生活着的社会影响下的产物。社会影响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是空间的自然环境，一是时间的传统风习。龙昌期生长蜀地，家境贫寒，接近下层，多知情伪。蜀地历来易与中原政权发生隔阂，在赵宋开国的几十年中是最突出的多事之区。对宋王朝来说，蜀地具有“远”“险”“富”三个字的特点。蜀地重镇是成都，距北宋汴京就有3700里之遥[40]。四周崇山峻岭，北阻剑关，东锁夔门，平时控制不易，有变进讨困难。川西平原水利兴修，物产丰饶，自给自足，不假外求。自来发生割据叛乱，常成中原政权的深忧大患，五代时隐士张立诗云：“朝廷不用忧巴俗，称霸何曾是蜀人。”[41]就反映了中原王朝一贯猜忌戒备蜀人，而蜀人亦怀有愤恨的心理。北宋灭蜀，歧视压迫很厉害，祸乱也年年不息。994年的王小波、李顺大起义，革命烽火遍及全川，只梓、遂、眉、陵四州城未下，其中的陵州，就是龙昌期的故乡，他时年24岁，目睹其事，对北宋封建统治必然是有切身实感的。起义被镇压，张詠知益州，其人精明干练，对虐政颇有改良。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载：“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公詠察其有闻于乡里者，得张及、李畋、张逵，屡召与语民间事，往往延入卧内，从容款曲，故公于民情无不察者，三人之佐也。其后三人皆荐于朝，俱为员外郎，而蜀人自此浸多仕宦也。”[42]这时所谓“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乃是一种委婉的修辞语言，实际是蜀人深受猜嫌，没有政治地位，和朝廷联系的渠道很少，做官不容易，因此向隅了。由于蜀地反抗事件多，后来宋王朝被迫改弦易辙，慎择守吏，吸引地方人才，借以加强联系和巩固政治，也渐渐蔚为风气，如薛奎之于范镇，文彦博之于龙昌期、张俞、文同，张方平之于三苏父子，皆是其例。这些受到笼络的当地人士，也大多能就切身见闻，抒发意见，以期宋廷施政有所改善。例如张俞[43]、苏洵[44]、苏辙都先后写过这类文章。苏辙的《蜀论》[45]分析问题的实质，极为深刻，富有心理学的研究价值。我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特别在封建社会时期，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带有特殊性是突出的。北宋初期的几十年中，川蜀人民所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龙昌期不会一无所感，无动于衷；他自然也希望进入仕宦之门，但究竟书生本色，钻营乏术，从少至老，漫长一生，始终过着贫困的教读生活，虽有怀抱，难以施展。这样的社会阶级地位就决定了他的思想言行，无意去颂周公之“圣德”，赞“六经”之“皇道”，也是容易理解的。
蜀地对外交通不便，横的联系稀少，但山川之秀美，物产之富饶，人民资质聪颖，在学术文化创造方面也颇著成绩。近代以前，川蜀自然环境无大变化，长时间以来形成富有特点的学风。汉代的扬雄，甘守寂寞，性好深思，似可作为代表。南宋人青阳梦炎说：“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衒，而人莫知。”[46]把他的话解释一下，就是说蜀学者习惯于长期在野研究学问，自寻其乐，不喜标榜吹嘘，造就的学问基础坚实，多有创见心得，是其长处，其短处则“人莫知之”，特别对现实政治方面就很少产生影响和起作用了。龙昌期也就是青阳梦炎所说的那种类型的士人，他的学术造诣，为通人所赏识的，尤在“深达微奥”的《易》学。《易》学在蜀是一门富有传统的学问，龙昌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宋代建立理学完整体系的大师程颐撰有《易传》，在学术界评价极高。程颐游蜀就曾在这门学问上深受启迪。《宋史》卷四五九《谯定传》载：“初，程颐之父垧尝守广汉，颐与兄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否？’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在龙昌期以后一段时间，蜀地学者治《易》蔚为风气，粗略估计有著述者在百人以上。龙昌期早年到京师和范雍讨论的是《易》，赴福州讲学，也是讲《易》，又写了不少《易》学著作，我们认为蜀中《易》学繁荣，是应有他的一份功劳在内的。例如给龙昌期写过“墓志铭”并比他年轻半个世纪的鲜于侁[47]就著有《易传》《周易圣断》等书，南宋著名儒学家魏了翁称道鲜于侁经术卓然成家，受过孙复的赞许[48]。从鲜于侁为龙昌期撰“墓志铭”一事来看，他们当有一定交谊，说不定还有师承关系。在古代交通困难的情况下，龙昌期以生长西南的蜀人偏偏远去东南海隅的闽地讲《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北宋中期以后，党派斗争加剧，也闹封建地域观念的矛盾，不特有南、北区分的成见，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讥刺闽、蜀人的挖苦语：“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49]虽属讥刺，也是事出有因的。闽、蜀都距中原遥远，传统思想学术对它们的控制显得薄弱，这时随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素来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闽、蜀人士，也要加入竞争行列，分庭抗礼，同享禁脔，而且他们赡学而有文采，机警而多智略，成为不好应付的对手，所以就会引起那些既得权益者的讨厌和不满了。说闽、蜀学者的思想不合“正规”，真是无独有偶：后于龙昌期五六百年的李贽（1527—1602年），他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也得了“敢倡乱道，诬世惑民”的罪名，竟致被迫自刎而死[50]；这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就是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他的著作到清代也被列入《禁毁书目》，不过他幸运一点的是，著作被保存下来了；而带有先驱意义的“异端”学者龙昌期的大量著作，却没有一本被保存下来，这是令人很惋惜的。
北宋中期，儒学更新，由在野进而登上朝堂，成为官学。中原的学术空气和蜀、闽两地颇有不同。中原是封建政府发号施令的神经中枢，儒经中的《春秋》学能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为之服务，所以最居重要地位。“尊王”有利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攘夷”对抵御辽、夏入侵也可发挥精神堡垒作用。至于独崇儒术，自立道统，限制佛、老二教泛滥，既是思想学术问题，实际也是有关封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的重大政治问题。上面谈过，蜀地儒学最发达的要算《易》学，看来闽地在北宋也有这种同好，《易》学是一门思辨之学，范围包括宇宙、人生、历史、社会各方面，理论性强，多涉抽象论述，和现实政治得以保持一定距离。因此，龙昌期深于《易》学，乃是哲学家，却不免昧于实际的政治，他不会看风向，缺乏揣摩及投合时好的本领，所以他终于碰壁。刘敞批判龙昌期学术乖僻，说倘不加以禁罚，“将使远方寡见浅闻之民，奔走于辨伪之学，沉没于非圣人之论”，同时难以办到“毋使有识之士，窥朝廷之浅深”，这几句话的政治味是很浓的。堪称哲学家的龙昌期，是一向在脱离政治实际的地方传统学风中培养出来的，虽治学甚勤，著作颇多，但和正在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宋王朝的封建统治要求是挂不上钩的，因此难以获得青睐和使用机会，也是不足为怪的。宋代蜀地循唐、五代之风，佛、道二教仍极流行，而闽地也素“重浮屠之教”[51]，山奇人秀，寺院林立。杨亿为建州浦城人，尝云：“今（建州）所管六县，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关隶五十二，仅千区，而杜牧江南绝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为多也。”[52]佛、道特别流行的事实，正可说明儒学在闽、蜀地区社会上还远难形成独尊的优势。龙昌期治学主广收兼揽，在佛、道思想影响之下，因此公开提出了“三教圆通”的主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龙昌期之后的赞同这种三教合作的儒家学者，著名的有张商英（1043—1122年）和李纲（1115—1184年），一为蜀州新津人，一为福建邵武人。这种“闽蜀同风”的事例，是偶然的呢，还是由于一定的社会背景造成的呢？我认为属于后者。如主要建造于宋代的四川大足石刻群，内容丰富，艺术精湛，虽以宗教为题材，其别致特殊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既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生活风习；另一方面它的石刻造像，包罗有圣人、王者、佛、菩萨、神仙、鬼怪，不主一家，平等相待，完全体现出“三教圆通”、教化相辅的精神。这也不是偶然出现的事实，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的。龙昌期思想学术的形成，我认为也是相同的。
（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 文彦博：《文潞公集》卷一一《送龙昌期先生归蜀序》。
[2] 据廖用贤：《尚友录》卷一。
[3] 陈绛知福州，自天圣元年一月至三年六月。绛以受民真珠及生银获罪，责受昭州团练副使，见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卷四。
[4] 《宋元学案补遗》卷三，见《四明丛书》第三集第六册。
[5] 胡则，字正言，婺州永康人。胡氏《梦远楼丛稿》中有《胡正惠公年谱》，记述其生平。
[6] 《北宋经抚年表》卷五《成都四路》。
[7] 《长编》卷一○五，天圣五年庚申记事。
[8] 《宋文鉴》卷一一二。
[9] 万斯同：《宋大臣年表》卷四。
[10] 《北宋经抚年表》卷五《成都四珞》。
[11] 《邵氏闻见录》卷九。
[12] 《长编》卷一九○，嘉祐四年八月癸未记事。
[13] 《长编》卷一九○，谓文彦博“召知州学”，是则昌期所任“州学讲说”，实同今之“校长”一职。益州系成都府改称，故州学亦得称为府学。
[14] 《金石苑》第六册《宋赐龙昌期敕并文潞公札子》。
[15] 张逸知益州，始景祐四年十二月，至康定元年四月，见《北宋经抚年表》卷五。
[16] 明镐字化基，密州安丘人。薛奎知益州，镐任录事参军；程琳继知益州，改节度判官，通判州事。其后任益州转运使，均在庆历前，见《宋史》卷二九二本传。
[17] 文彦博知益州后，明镐未尝任官蜀地，疑镐再次奏荐，时在庆历八年，因文彦博与镐于其年初镇压贝州王则起义，彦博拜相，镐则拜参知政事，二人相得，实为再次奏荐之适当时机。
[18] 引文并见《长编》卷一九○。
[19] 《长编》卷一九○及《东都事略》卷七五《何剡传》。
[20] 《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鲜于侁，字子骏，《宋史》卷三四四及《东都事略》卷九二并有传。
[21] 《宋文鉴》卷一一二《答枢密范给事书》。
[22] 《范文正公集》卷一三《忠献范公墓志铭》。
[23] 《麈史》卷下。
[24] “天保”，上天保安之意。《史记·周本记》：“惟天建殷，其登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寝！”此书当论姬周图殷，有关礼法名分之事。
[25] 《史通》卷一三《疑古》。
[26]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三四《常语下》。
[27] 邵雍：《观物内篇》。
[28] 《嵩山文集》卷一三《皇帝》。
[29] 《彭城集》卷三五《刘公（敞）行状》。
[30] 《尊经（书院）课艺初集》卷九《拟四川艺文志》。
[31] 厉鹗：《宋诗纪事》卷八，原注见《翰墨大全》。三山为福州郡名，因城中有九仙、闽、越王三山得名。
[32] 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六。
[33] 《宋文鉴》卷二四。
[34] 《太祖实录》，太平兴国三年正月命李昉等修撰，至五年九月成书五十卷，见《长编》卷一九及卷二一。
[35] 《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吕夷简等撰。初景德四年诏撰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天圣五年又诏添入真宗国史，至九年成书。参《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及《长编》卷一○九。
[36] 《重修太祖实录》咸平二年成书，仍五十卷，大中祥符十年又有再修本，惟至南宋旧本已不易见。今三本俱佚。
[37] 《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记事。
[38] 《宋诗纪事》卷四，原出吴处厚《青箱杂记》。
[39] 《宋诗纪事》卷一○，原出魏泰《东轩笔录》。
[40] 《元丰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
[41] 王辟之有相同论调，谓：“世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公孙述及刘辟、王建、孟知祥辈，率非土人，皆以奸雄乘中国多事，盗据一方耳。”见《渑水燕谈录》卷八《事志》。
[42]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福建路》云：“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此闽蜀同风之又一例。
[43] 参张俞：《送张安道赴成都序》及《颁诏厅记》，分别载《成都文类》卷二二及卷二九。
[44] 参苏洵：《张益州画像记》，载《嘉祐集》卷一四。
[45] 载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五。
[46]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九五，载《春秋经筌序》。
[47] 鲜于侁（1019—1087年），较龙昌期生晚49岁，死晚28年。
[48] 《鹤山大全集》卷五九《跋鲜于子骏帖》。
[49]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
[50] 《明史》李贽无传，《明史》卷二一一《耿定向传》略附其事。容肇祖有《李贽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51]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福建路》。
[52]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一《建州多佛刹》，引载《杨文公谈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