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龙昌期的思想学术

王辟之说龙昌期“为通人所罪，而其书亦不行”；在千年之后谈他的思想学术，自然不能不感到困难，残存文献资料提到的，多是反对他的一面之词。他被定为“异端害道”，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一个很重的罪名。以下我们录列这些批判的意见。《宋史》卷二九九《胡则传》：

其说怪诞穿凿，至诋斥周公……欧阳修言其异端害道，不当推奖。

《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

龙昌期著书传经，以诡僻惑众。……敞与欧阳修俱曰：“昌期违古畔道，学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诛，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赏焉。”

《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四至二五：

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以为异端害道，不可以推奖。

《东都事略》卷七五《何郯传》：

郯言：“昌期异端之学，不宜崇长。”

《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

昌期该洽过人，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又好排斥先儒，故为通人所罪，而其书亦不行。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杂家类：

《天保正名论》八卷，龙昌期撰。其学迂僻。专非周公，妄人也。

以上谈得都较简略，刘攽的《彭城集》卷三五有《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河南留司御史刘公（敞）行状》，记述了此事，指出龙昌期是“以诡辩炫众，至诋周公，杂用佛说”，朝廷“以所著书示两制”，公以同列并奏：“昌期非圣不经，请下益州，毁弃板本。”刘敞的《公是集》卷三二载有《上仁宗治龙昌期学术乖僻疏》，劾论最力，摘录于下：

前日朝廷以龙昌期所著书下两制，臣等观其穿凿臆说，诡僻不经，甚至毁訾周公；疑误后学，难以示远。……按昌期之书，违古背道，所谓言伪而辨，学非而博，是王制之所不容而诛者也。……昔孔子作《孝经》，以非圣人者无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罚，而朝廷顾多昌期之毁周公，臣所不晓也。……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纵昌期之妄而不诛，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币，是非贸乱，沮劝颠倒，使迷国之计行于侧，而非圣人之俗行于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书》曰；“天伞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财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荣小人之身乎？将使远方浅见寡闻之民，奔走于辩伪之学，沈没于非圣人之论，迷而不反，非国家之利也。伏乞追还诏书，断天下之疑义，毋使有识之士，窥朝廷之浅深。

对龙昌期加以批判的论点大略如上，封建朝廷的调子既定，龙昌期旋即下世，被人遗忘，其学术是非也很少有人过问了。其实龙昌期生时，对他的学术造诣加以肯定和赞扬的也大有人在：有过从关系的文彦博不用说；韩琦、张逸、明镐等的先后奏荐，或出于朝官笼络地方人才的政治用意，也姑置不论。但称誉龙昌期较早且最力的范雍，却是深明经术，善于识鉴的行家，在晏殊和范仲淹的笔下，也都特别提到龙昌期。晏殊给范雍的信说：“惠贶与侍讲孙公书，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贯诸经，召置门下，枢铉之隙，与之论议。且欲出其撰述，质于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斋盥披读，载欣以扩。”^[21]范仲淹给范雍撰的“墓志铭”说：“公性恭和，有风鉴，门下所举，多至贵显，为时名卿。藏书仅万卷，惟小书《五经》则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无此。岷山处土龙昌期治《易》，深达奥微。以昌期所著书奏御，遂行于时。”^[22]前者说昌期“博贯诸经”，后者说“治《易》，深达奥微”。足见对龙昌期的学术成就，当时评价是很高的，因此他才会受到士林的欢迎，被远邀到福州讲《易》。

在实行科举的封建时代，要寻求政治出路，学习儒经是必然的。龙昌期早年不惜耗大量精力时间，去别注群经，可能也是想从这里跨进统治阶级的门槛。但其道不亨，终生过着教读生活。在最后30年的岁月里，他阅历日深，经验益丰，抒发心得，就更加惊世骇俗了。我认为他的思想学术特色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他在熟悉儒学的基础上，不满足于只为经传作注释，而是要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根据自己的理性思维，作出认为合乎实际的判断。他在晚期所撰的一系列著作，大都是论述有关历史、制度、礼俗、文化方面的。他直抒己见，是畅所欲言的。庆历（1041—1048年）以来，学者弃旧图新，本是时代的风尚。龙昌期有他自己的见解，不迷信权威和墨守成规，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把周、孔神化，极力尊崇。宋真宗时特立周公庙，赋予以圣王的高大形象。而龙昌期一介寒士、偏方小民，乃敢公然诋斥，这就必然要使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官僚学者难以容忍了。

龙昌期“指周公为大奸”，出现在他的《礼论》^[23]中，主要依据为《尚书·金縢》篇。他认为《金縢》篇的故事，就是周公专权行诈的实证。故事说：周武王病，周公祷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身代，史官纳其祝策于金縢（金属制的匮子，即金匮）。其后周公因管叔、蔡叔放出流言，避居东都，和成王隔阂很深。成王后来开匮见祝文，乃知周公的忠勤，感动得流泪，遂迎周公归成周。这个给周公脸上贴金的传统说法，唐代史家刘知几早就怀疑过了。他在《史通》卷一三《疑古》中说：

《尚书·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案《尚书·君奭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诚，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龙昌期具有和刘知几相同的看法，还向前发展了一步；说明他对传统儒学，决不盲从轻信，而是富有批判和务实的精神。他所撰的《天保正名论》^[2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时，强调：“其学迂僻，专非周公”；既云“专非”，可见批判周公的地方还多，不限于《金縢》所载一事。

龙昌期为什么要“专非周公”？我认为，除开他内心深处对宋王朝的政治现实尤其是它在川蜀的统治措施颇有意见外，从他的治学精神上看他也保持有自己的特色。陈振孙说他“迂僻”，如果说直伸己意，不投合时好，这就是“迂”；见解新颖，不人云亦云，这就是“僻”，还是比较合乎事实的。在封建专制主义流行的社会，思想学术定型化是必然的倾向。刘知几看到评论人物的通弊是：“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25]周公是被传为圣贤型的大人物，自然也会“不胜其美”了，龙昌期要挑周公的眼，自然是怀有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惯性的用意的。

还有“六经无皇道”一语，也是被指为龙昌期的异论之一的。封建时代的人们把“六经”视为道德伦理的最高准绳，说它“无皇道”，岂非故意诽谤！宋代学者讨论“皇道”，具有特定的意义。龙昌期发表上述意见，可能是首发其义的人，所以才被特笔点到他的头上。把皇、帝、王、霸作为历史上社会阶段性划分的标志，这个论点引起学术界重视，是在北宋中叶。李觏对此曾表示过异议，说：“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26]道家尚自然，以太古时期为淳美之世，因此视皇道为最高的看法，应该是道家的理想。时间略同于李觏的邵雍，其学胎息于道家，颇傅以儒义，对于皇、帝、王、霸四者，他是大讲特讲的。邵雍在所撰的《观物内篇》中，谈到《易》《书》《诗》《春秋》是圣人的四府，足以觇礼乐隆污。他说：“皇、帝、王、伯者，《易》之体也；虞、夏、商、周者，《书》之体也；文、武、周、召者，《诗》之体也；春秋齐楚者，《春秋》之体也。”这显然是为了尊经而牵合起来的。他在下文中又说皇即三皇，帝即五帝，王即三王，伯即五伯，其道各有不同，那就是：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五伯以力。什么叫“三皇以道”？他解释说；“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广大悉备而不固有者，其惟三皇乎！”^[27]按照道、德、功、力的次序，时代愈后，所尚愈下，这正是道家所主张的社会退化观。龙昌期和邵雍显然都接受了这种道家的观点，不过二人所不同的是：邵雍为了强调崇儒尊经，便把皇、帝、王、霸说成是“《易》之体”，这样六经之中自然就有了“皇道”；而龙昌期则以《尚书》始述唐、虞，尧、舜以前事无闻，所以径称“六经无皇道”罢了。晁说之说：“《尚书·中侯》，纬书也。嘉祐学者未尝道也。孔子定《书》，断自二帝，尚复皇之贵哉！武陵先生曰‘六经无皇道’，刘道原亦云然。”^[28]刘恕字道原，助修《资治通鉴》，并撰《通鉴外纪》，是著名古史专家，他和龙昌期在皇道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

第二，龙昌期思想开阔，治学范围宽广，不拘守一家之说，这是他的又一显著特色。他虽遍注儒家群经，却不喜欢作先儒的仆从，还别开生面，打破常规，以佛说解经^[29]。他擅长《易》学，具有哲学家的深厚素养，在对复杂而变动的宇宙和人生方面，能虚心体会，观其会通，以求综摄全面。他的主要著述固然是儒学方面，但从《道德经注》《阴符经注》《八卦图》《河图》《人神绝笔书》《帝王心鉴》《炤心宝鉴》以及《三教圆通论》等的书名看来，他对道家、阴阳家以至谶纬之学也是深有研究的。《阴符经》一书，旧题黄帝撰，经文只有384字，言虚无之道，修炼之术；唐人李筌有注，此书晚出，疑即李筌伪作。明曹学栓《蜀中广记》卷九四载，“《黄帝阴符经》五十六万七千言”，乃指注说的，并云：“《成都古今集记》：绵竹郑山古授之军校黄承真者，其字一点一画，皆以五行属配，实奇书也。五代孙光宪犹及见之。仁寿龙昌期作注。”《阴符经》也被认为是讲权略阴谋之书，列在兵家。至于《三教圆通论》虽不详其内容，必然是主张儒、佛、道三教并重，提倡会通合作的论著。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胆的创议。因为佛、道二教，唐以来俱颇盛行，入宋儒学思想在社会上逐渐活跃兴起，许多儒学者在振兴传统道德理论观念的思潮之下，对佛道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欧阳修的《本论》，李觏的《潜书》等皆是。这时佛、道信徒也因应时势，以调和论来缓解矛盾。他们认为三方有一共通的目的，都教人为善，以相互补充、彼此扶持。后来甚至在一些儒学者中也引起了响应，认为教化相辅，不可偏废。龙昌期主张会通三教，正是一般儒家学者著文反对佛、道二教最激烈的时候，也可说明他不独尊儒学的基本态度。在当时社会思潮极力抬高儒学地位并迈步走向理学（道学）形成的关键时刻，龙昌期竟然发出“三教圆通”、一视同仁的论调，在主张儒学独尊的学者心目中，被视为其学杂驳不纯，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了。马端临《文献通考》列昌期著作于杂家类就体现着这种看法，但后人也有不同意这种故加贬抑的作法，清末人吴福连就指出过：“名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龙昌期之论，有窥斯旨矣，郑樵列其书于名家，而马端临乃列之杂家，殊为失之。”^[30]

龙昌期治学涉猎很广，深通儒、道、佛三家之学，也兼贯阴阳、兵、名、杂诸家。他以深于《易》学见称，研究问题，辄能探其隐微，把他誉为一个富有卓识的思想家，可谓当之无愧吧。龙昌期也是高逸的诗人，所写诗歌辑为《竹轩小集》，惜乎也均散失，我们今天仅能看到三首：两首是七言绝句，一首是七律。读之有助了解他的性情学识，兹录于下：

三山即事^[31]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市垂帘。

苍烟巷陌青榕老，百露园林紫蔗甜。

福州^[32]

等闲田地多栽竹，是处人家爱读书。

饮宴直尝千户酒，盘餐唯候两潮渔。

咏门^[33]

枢动本为荣辱主，长因外户细推寻。

乾坤出入无穷象，夷狄关防有限心。

揜到善人非远大，开当古道自高深。

九成载举箫韶奏，穆穆元凶合在今。

按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三载：“仁寿龙昌期初谒王荆公安石，投刺称‘诗人’；左右曰：‘何物书生，敢于丞相面前称“诗人”耶！’公揖之入，值军人运沙，遂命赋此。应声云：‘茫茫黄山塞，漠漠白铺汀；鸟去风平篆，潮回日射星。’公大赏之。”以年事核之，俱不相合，必非昌期所作，殆出伪托。

附龙昌期著述表：

《周易祥符注》，一○卷，见郑樵《通志》卷六三《艺文略·经类》。焦竑《国史经籍志》经类作《祥符注》，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作《周易注》。

《周易绝笔书》，四卷，见《通志》卷六三《艺文略·经类》、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三八《经籍志》。

《尚书注》，无卷数，见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诗注》，无卷数，同上。

《礼注》，无卷数，同上。

《礼论》，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刘喜海《金石苑》第六册《宋赐龙昌期敕并文潞公札子》。

《春秋正论》，三卷，见《通志》卷六三、《经义考》卷一七九。

《春秋复道论》，一五卷，同上。

《孝经注》，无卷数，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四、《经义考》卷二二五。

《论语注》，无卷数，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四。

《政书》，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四、嘉庆《资州志》卷二一。

《天保正名论》，八卷，见《通志》卷六八《子类·名家》，《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及《文献通考》卷二一四俱列《子类·杂家》；并见《宋史·艺文志》与《国史经籍志》。

《泣歧书》，三卷，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及《文献通考》卷二一四。陈振孙谓：“称上昭文相公，有后序，言求荐进之意。”

《道德经注》，无卷数，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四至二五。

《阴符经注》，二卷，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五，无卷数；惟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五作二卷。

《八卦图精义》，无卷数，见文彦博奏荐《札子》及《渑水燕谈录》卷六；惟《札子》作《八卦图》。

《河图》，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

《帝王心鉴》，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嘉庆《资州志》卷二一。

《炤心宝鉴》，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

《入神绝笔书》，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

《三教圆通论》，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蜀中广记》卷九五。

《竹轩小集》，无卷数，见《渑水燕谈录》卷六、《蜀中广记》卷九八。

《龙昌期集》，八卷，见《宋史》卷二○八《艺文志·集类别集》。

总计23种，列有卷数者8种53卷，未列卷数者1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