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唐通事的唐话教育

一 江户时期日本教育制度

江户时期，日本教育体制比较完备，从幕府到地方都设有教育机关，从武士到农民都有机会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这是明治时期义务教育迅速普及的基础。

（1）昌平坂学问所。这是于1790年成立的江户幕府直属的教育机关，也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之一。从这所学校毕业，相当于最高学府本科四年毕业生。这所学校成立比较晚，招收对象为武士。长乐籍郑宗明后孙郑干辅在这所学校就读过，毕业后回到长崎唐通事职位，升到大通事，成为日本第一个学满语、最早学英语的语言学英才，他培养了一批具备英、汉、日三语的幕末语言学人才，为明治维新做出过贡献。

（2）藩学。^[8]为藩政支撑者藩士的子弟开设，在宽政年间（1789～1801）创建，教学内容以汉学、武术为主，同时培养统治民众所需的文字写作能力，使学生掌握统治者所需的教养，练就健壮体魄。到幕末有200多所，几乎每藩一所。比较著名的藩学有会津藩日新馆、米泽藩兴让馆、熊本藩时习馆及水户藩弘道馆等。

（3）乡学。属于民众教育机构，分为大藩的支族或家臣为他们的子弟开设的学校和庶民在乡村设立的学校两种。前者类似藩学，后者类似寺子屋。

（4）私塾。也属于民众教育机构，是由学者个人在各地创设的学校，它对江户时期文化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5）寺子屋。这是城市市民和乡村农民自发开设的具有启蒙性质的基础教育机构，在江户初期多设在寺院，后来设在寺院以外的寺子屋逐渐增多。到明治维新前夕，寺子屋已发展到2万余所。寺子屋的主办人，有武士、僧侣、医生和神官，也有平民。学生被称为“寺子”，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以平民居多。学习科目主要是读、写、算。它是一种群众性的教育机构，为明治维新以后普及初等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 唐通事的唐话教育

唐通事的教育问题是中日两国语言学研究者讨论的重点话题。唐通事在江户时期，有没有接受上述藩学、乡学、寺子屋等的教育？答案是“否”。除了长乐籍郑宗明的后孙郑干辅自费到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就读过以外，其他唐通事的子弟没有就读过这类教育机构。

长崎是幕府直辖地，也是中日民间贸易的唯一窗口。唐通事因中日贸易而诞生，随中日贸易的兴旺而壮大，随中日贸易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唐通事由有学问的长崎第一代华人及其后代担任，其前提是熟练地掌握日中双语。唐通事必须掌握唐话（汉语），这是任唐通事的前提条件，是部分华人生存的手段，是华人好比赶考一样出息的重要途径。

（一）唐通事子弟教育机构

家庭教育是唐通事前期子弟教育的重要途径。唐通事子弟教育一开始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都是在家里，通过父母，从襁褓里牙牙学语开始，学习掌握唐话的。一开始，唐通事由少数有势力、有学问的第一代住宅唐人担任，其代表人物是山西籍冯六和浙江籍陈九官。之后，多数唐通事出身于有才华的第一代住宅唐人家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父亲是来自中国的儒商，有学问、有胆识，按照丰臣秀吉的遗嘱，受到日本九州各地藩主和长崎奉行的优待与尊重，娶日本大家闺秀为妻。他们身上有强烈的爱国心，注重子女的教育。其代表人物是福清籍林时亮的嫡子林道荣、长乐籍刘一水的嫡子刘宣义、龙溪县籍陈冲一的嫡子陈道隆、福清籍林楚玉的嫡子林守壂。这批优秀的华人及其后生，不仅熟练掌握包括闽语方言的中日双语，而且阅读中国古典著作，通晓天文地理，受隐元等儒僧和朱舜水等明代遗臣的影响，成为长崎著名的书法家、儒学家、诗人。尤其是林道荣和刘宣义被誉为唐通事“双璧”。进入唐通事九家的四位大通事和五位小通事以及任过风说定役等役职的人，其语言水平自不必说，都是有才华、有文采、有学识的英才。

大通事林道荣曾经被长崎奉行指定为稽古通事的导师。稽古通事具有培养唐通事接班人的性质。大通事不仅注重对自己子弟的教育，还关心其他华人子弟的成长，也经常收养有培养前途的华人或日本人的子弟为义子。他们长大后获得唐通事役株另立门户，林道荣家就有五个唐通事役株。

江户中后期，长崎出现过华人举办的私塾。关于华人私塾问题，没有现成的文字记录。但日本学者研究发现^[9]，当时长崎确实存在过唐话私塾。私塾里使用过一本教材《小孩子》，其中有一段写道：

在我的背后，讲日本话的时节，鬼话连天，只管多嘴，一日到晩总是不住口，脸皮铁也似厚。若说起唐话来，不但是脸皮薄像个耳聋口哑一般，闭住口在那里……

我和你说，你们大大小小到我这里来读书，先有了三件不是的事情等我分说一番，……你们须要牢牢地记在肚里，不要忘记原来人家幼年间到学堂读书，不是学人不正经，要是学好……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得知：一是他们平时的用语是日语；二是长崎有了唐话学堂；三是他们的唐话是在学堂里跟着先生学的。

在长崎的华人还举办过圣堂，时间是江户中期。“圣堂”是指祭拜孔子，从事教学活动的场所，类似孔庙。沙县籍卢君玉的曾孙、著名天文学家卢草拙（1675～1729）曾任过学头。学头是这个机构里的主要负责人，相当于校长，也指首席教师。

幕末长崎成立了译家学校。这是末代唐通事，按照大通事郑干辅的遗嘱，于 1861年在郑干辅发起创建的长崎崇福寺三门内附设的唐通事教育机构，主要目的是给唐通事后代传授汉语和英语。译家学校成为日本最早的英语教育机构之一，颍川重宽等人在此担任过教授方（教师），很多末代唐通事及其后代在这里习得汉语和英语。但它幕末才成立，基本没有发挥唐通事教育机构的功能。

（二）唐通事教育内容与教材

唐通事教育的首要内容是语言——唐话。前几代的唐通事，主要通过家庭教育习得语言。福清籍林时亮的夫人是日本人，其家庭日常用语除日语外，在家里父子之间使用南京话（普通话），遇到福清同乡人还讲福清话（闽东话）。林道荣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成长，自然跟父亲一样，会讲三种语言，日常生活中与母亲讲日语，与朱舜水、隐元、木庵等华人交往时使用南京话，与林守壂等福清老乡讲的是福清话。林道荣的语言是父亲林时亮口传的，没有语言学教材，但林道荣阅读过“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著作，通读过隐元带到日本的所有书籍。

过了几代后，唐通事的子弟已经基本被日本人“同化”，日常使用的是日语，已经无法通过家庭教育做到既会讲南京话，又会说方言。后来唐通事子弟的唐话教育是通过华人创办的学堂完成的。

唐话发音练习，最初使用《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等教材。进而从“恭喜”“多谢”“请坐”等二字话入手，接着学“好得紧”“不晓得”等三字话，然后进一步学四字话以上的句子，所使用的教材是《译词长短话》（五册）。程度较深的阶段使用《译家必备》（四册）、《养儿子》（一册）、《三折肱》（一册）、《医学摘要》（一册）、《二才子》（二册）、《琼浦佳话》（四册）。学完这些基础课程，在提高阶段加深教育内容，跟着先生阅读唐本《今古奇观》《三国志》《西厢记》。自学读本有《福惠全书》《资治新书》《红楼梦》《金瓶梅》等。

唐话学堂所使用的这些教程是谁编写的呢？这些教材有的是手抄本，有的是梓刻本，日本学者说是唐通事编写的，但没有指出人名。魏之琰的家仆、魏熹的曾孙魏五左卫门（魏龙山）是东京（越南）通事，懂三国语言，也懂闽东话，于1796年誊写福州话读本《译词长短话》，这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少有的语言学教材，唐通事把它视为珍宝。这是把唐话、安南（今越南）话、东京（越南）话、梵语、荷兰语、印第安语等多国语言，用魏氏假名标注的语言学书籍。

（三）唐通事所使用的唐话种类

江户时期，在长崎的华人通用的语言是南京话。南京话是当时所谓的普通话。构成唐通事九家的本通事，所讲的唐话首先是南京话，他们与寓居在长崎的朱舜水等儒学家交流，给隐元做翻译，所使用的都是南京话。唐通事也提倡讲南京话。可以说，使用南京话是身份的象征，使用方言的华人往往都是无身份地位的底层劳工、杂役。

长崎县立图书馆渡边文库里有一本书叫《唐通事心得》^[10]，这是由黄檗僧人旭如（1664～1719，杭州府钱塘县人，宇治黄檗山第十代住持）记录的白话文教本，内容是劝诫唐通事要励精图治，勤于练习唐话，勿利欲熏心，是唐通事品行修养方面的教材。书中有一篇《某漳州通事》，描述了一位漳州通事，克服舆论障碍，努力学官话的动人故事。这位漳州通事学官话——南京话的原因很明确：在外出公差，与三江人交涉，由于语言不通无法沟通。

某漳州通事

有一个漳州通事，年纪不过二十二一岁，做人慷慨，士气大得紧。聪明是不消说，百伶百利，问一知十，凭你怎么样琐碎的事情，半吞半吐，略略说把他听，他就会意了然明白，像个经过手的一样。这几天，到我家里来学官话。他的主意，自己虽然曾讲漳州话，在公干出去，见了外江人，说话不大通的时节，纵或有胆量，敢作敢为，会得料理事情，也是碍手碍脚，未免做得不停当了。所以他学官话。他不过这两日才学起的，不但是讲得大好，他学了一日，倒赛过别人家的向学一年了。我 （教）导他第一句话，第二句是他就自家体谅得出，只当猜哑谜一样的了。有一个问他说道：“你原来漳州的人中，如今讲外江话，岂不是背了祖考，心上有些一说不通了。”他原来乖巧得紧，大凡替人来往的书札，相待人家的说话，水来士掩，兵来将挡，着实应答得好。他回复说道：“我虽然学讲官话，那祖上的下南话，不是撇下了竟不讲。这个话也会讲，那个话也会讲，方才算得血性好汉，人家说的正是大丈夫了。口里是说什么话也使得，心不背祖宗就是了。”

但是，在中日贸易过程中，唐通事也使用中国方言。中国方言用“口”来表示，如福州口、漳州口、南京口，其中南京口就是南京官话，代表华人的通用语言。在唐通事人员配备上，三种方言结构基本均衡。这里有几个有力的佐证材料。

第一，唐通事九家的原籍结构中，三种方言持有者基本上按照3∶3∶3的比例均衡搭配。1661年，唐通事九家名单如下：

大通事：颍川藤左卫门（陈道隆）——漳州（口）

　　　　彭城仁左卫门（刘宣义）——福州（口）

　　　　柳屋次左卫门（柳友少）——南京（口）

　　　　阳惣右卫门（欧阳国涧）——南京（口）

小通事：林仁兵卫（林守壂）——福州（口）

　　　　林市兵卫（林道荣）——福州（口）

　　　　东海德左卫门（徐德政）——南京（口）

　　　　颍川藤右卫门（叶茂猷）——漳州（口）

　　　　西村七兵卫（陈道秀）——漳州（口）

第二，内通事小头的编制也是按照方言地区均衡分配的。1666年内通事小头职位设置时，按照中国三个地区到长崎的船只数量之比来确定三方名额：南京方48人、福州方48人、泉州方（含漳州）72人。

第三，1689年唐人屋敷建立后，馆内服务人员也按照地区分为：漳州方诘内通事、泉州方诘内通事、福州方诘内通事、南京方诘内通事。这里的“诘”意为“在哪里驻扎”。

日本学者在唐通事研究过程中，无法理解福建省的方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叫“泉漳口”，有的时候分别称“泉州口”“漳州口”。其实，福建方言非常复杂，泉州人和漳州人的方言都是闽南话，但有所区别。泉州闽南话属于北片方言，漳州闽南话属于南片方言，二者之间存在外人无法听得懂的微妙区别。当时长崎有很多来自福州地区的华人，他们的原籍主要是福州府城区、福清、长乐等三个县（区）。这三个地方的人都讲闽东话，但这三个地方的方言，在腔调上有一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