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自由的交融[1]
——谈宋代词科骈文艺术特色
罗积勇 刘彦[2]
摘要：词科骈文大都散佚了，只留下了部分词科及第者的骈文。文章依据王应麟《辞学指南》并参考张骁飞《宋代词科考试年份、题目、中选人一览表》梳理出宋人别集与宋及之后的总集、类书、笔记，总计64篇完整词科骈文。论文对这些词科骈文进行了分类研究，得出了其应用文性质。作为词科及第之作，它们的水准也比较高。文章指出，词科骈文创作既有王安石严守法度、谨严精工的特征，又有苏轼出于准绳、自然畅达的特征。两种特征交融，形成了词科骈文雅正而又畅达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词科；宋代骈文；创作手法；艺术风格
词科是宋代重要的科举类别之一，是“为了弥补王安石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所造成的四六应用文写作人才的匮乏”[3]而特设的科举考试科目。其设立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延至南宋末年，其间几易名称，从最初的宏词科，改为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及至晚宋又降等而立词学科。两宋词科考试涉及文体众多，这些文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直至定型的过程。绍圣初设词科时不试制、诏、诰等王言之体，“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四六，颂、箴、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4]。徽宗大观四年（1110）改立词学兼茂科，以制、诰代替诫谕及檄书，仍试两场四题。绍兴初又改立博学宏词科，考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5]，此后延为定格。这十二种文体有骈文，有韵文，也有古文，但以骈文为重。真德秀曰：“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6]“所急”的八者中，“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7]。在历年的词科考试中，制、表出题的频率也很高，以高宗朝为例，自建炎二年（1128）戊申科至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词科共开10科，制、表分别出现9次和8次。由此可见，在词科考试中，制、表是重中之重，而制、表皆规定必须以四六体行文，骈文之于词科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见。
词科骈文大部分已经散佚，保存下来的是部分词科及第者的若干骈文。我们依据王应麟的《辞学指南》，参考张骁飞编制的《宋代词科考试年份、题目、中选人一览表》，全面考察、梳理宋人别集，宋及宋以后的总集、类书、笔记等，共辑录出64篇完整的词科骈文以及37篇残文。在64篇完整的词科骈文中，有制18篇、表18篇、露布9篇、檄6篇、诰6篇、诏5篇、诫谕1篇、序1篇。这又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堂皇得体的制诰文字（制、诰、诏、诫谕）；一是辞意俱佳的敷奏文字（表）；一是奋发雄壮的军书文字（露布、檄）。制诰文字是代王立言，其中制主要用于任命三品以上官员，诏、诫谕主要是帝王对行政事务的直接命令，而诰则是对中书省所提交某官的任命请求所做回复以正式发文。敷奏之表文主要是臣子向皇帝上书陈事，内容包罗万象，种类极其繁多，可分为贺表、谢表、进书表、进贡表四大类。军书文字露布和檄不尽相同，露布是告捷文书，上呈给帝王御览；而檄是讨伐文书，平行或下行给敌我双方。这些骈文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是涵盖面很广，包涵了宋代朝廷和官府所需的几类重要的“应用文”。而且作为词科及第之作，它们是比较高水准的词科骈文。
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提出“以文体为四六”，改造晚唐五代以来浮靡的骈体，开创了宋代骈文的新面貌。程千帆、吴新雷两位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上将这种“新貌”大体上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是注入散文的气势，少用故事而多用成语；第二是排偶中喜用长句；第三是参以散文所擅长的议论；第四是工于裁剪；第五是语句较为朴实，且多用虚字以行气。[8]欧阳修之后，他的继承者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人，在骈文创作上逐步分流，形成不同的风格派别。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云：“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周益公诸人类荆公，孙仲益、杨诚斋诸人类东坡。大抵制诰笺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自各有体，非名世大手笔，未易兼之。”[9]显然，杨囦道所言即是宋代骈文的分化问题。王安石代表“谨守法度”的派别，严格遵守骈文创作的传统规范，用典精当，骈四俪六，声韵谐和。苏轼代表“出于准绳”的派别，遵循欧阳修的变革，打破骈文传统规范，典故较少，长句对偶，虚词行气，流转自如。就词科骈文而言，其继承前人骈文创作艺术是多方面的，既学习王安石的谨严精工，又学习苏轼“出于准绳”的骈文做法，形成了词科骈文所特有的雅正畅达的风格。
一 词科骈文的谨严精工
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明显出现了对于辞章的语言技法艺术法度的追求和讲究”[10]。科举文体程式化、技巧化成为一种常规现象，诗赋、经义、策论、八股无不如此，骈文也不例外。王应麟云：“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11]陈振孙也云：“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12]“识体”“得体”等词也成为判定词科骈文高下的重要标准。作为词科考试辅导专书的《辞学指南》中，不少条目都要求词科各体文字必须严格符合体式，如“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等等。在严格的规范约束下，词科骈文特别重视对体制的严格遵守，谨守四六法度，求工求稳，呈现出如王安石骈文般谨严精工的特点。
一般来说，大量用典是骈文的特点，但是如何用典，则体现了骈文的创作风格。词科骈文用典切当精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方面，词科骈文用典切合题目，注意区分对象，专语专用、专事专用。例如，王应麟《宁江军承宣使左骁卫上将军金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授武康军节度使右金吾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加食邑食实封制》“鹖冠鱼服，升峻秩于执金；犀甲熊旗，侈多仪于授钺”一联，出句第二个分句中“执金”典出《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13]执金吾为掌管京师治安的武官，天子出行，为之开道。对句第二个分句中“授钺”典出《孔丛子·问军礼》，汉魏旧制，天子遣将时，“天子当阶南面，命授之节钺，大将受，天子乃东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14]。后因以“授钺”作为咏将军出征的典故。王应麟这篇制文除授的对象是武将，他这里选用的两个典故皆是与武将相关的故事，十分切题。
另一方面，词科骈文用典还严格遵守骈文格律要求。骈文是排偶对仗之作，用典必须考虑上下联长短、平仄、虚实等属对的要求，“截长为短，避重就轻，一字之间，必加审订”[15]，以实现骈文文字妥帖、对偶的切、语出新意。词科骈文十分注重“裁剪”功夫，以满足骈文格律的要求。如，周必大《代中书舍人谢除翰林学士表》“萤窗夜学，烛莫望于金莲；蓬户久居，班岂知于玉笋”一联，出句第二个分句用“金莲烛”典故，据《新唐书·令狐绚传》载，令狐绚为翰林承旨，夜间与皇帝谈话，皇帝命令用自己的乘车和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对句第二个分句用“玉笋班”典故，见《新唐书·李宗闵传》：“（李宗闵）为中书舍人典贡举，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谓之玉笋。”[16]后常用“玉笋班”形容人才济济一堂。周必大将“金莲烛”中的“烛”提前做句子的主语，考虑到对仗的需要，他将“玉笋班”也拆开，将“班”提前做句子的主语。两个典故剪裁融合工整，且有新意。这种做法，最早见于王安石。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对偶。尝云用汉人语，只可以用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17]王安石这种属对精严的风格在他的骈文中常常体现出来。如其《贺册妃表》：“《关雎》之求淑女，无险诐私谒之心；《鸡鸣》之得贤妃，则有儆戒相成之道。”两个典故皆出自《诗经》。词科骈文属对精工，严守法度，与王安石是一脉相承的。
词科骈文用典的切当精工还体现在用典的程式化上。以制文的戒词为例，“须要古事或古语为联，切于本题，有丁宁告诫之意。如傅景仁《少保侍读》用《说命》、《周官》，周子及《扬师制》用‘击楫中流’，陈自明《宗室观使制》用‘秘书仙图’，此等事既亲切，而造语妥帖，是为可法”[18]。虽然不是强行规定，但反观18篇词科制文，戒词部分使用典故的有13篇之多，其中南宋博学宏词科的制文就占了12篇。可见，在南宋时，词科制文戒词部分使用典故已基本成为定式。
词科骈文在句式上仍以四六句式为主。洪遵《皇叔庆远军承宣使授昭化军节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大宗正事制》一文，全文共48句，四言24句，六言18句，四、六言共42句，占全文总数的88%。全文句式基本都是四六句式，对仗工整，中正平和，其中也有两处五字对句，也十分工整。在文章的一些关键之处，词科骈文大多运用四六句式。如，“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制头四句四六一联”[19]。以18篇词科制文为例，制起用四六联的多达14篇。在实际场合中，词科骈文中的制、诏、诰、表等是要向受命官员宣读，或是向帝王陈述说明的，那么，就需要选用易于宣读的句子来行文。而四字句“密而不促”、六字句“格而非缓”[20]——四字句虽短，但音节并不急促；六字句较长，音节并不迂缓——四、六句的这些特质正符合宣读的需要。词科骈文中这类严守四六律令的文章，写得十分典雅，和王安石的“制诰笺表”类骈文风格接近。王安石的“制诰笺表”类骈文是严守四六的，如《百寮贺复熙河路表》，除开头的44字散句、一个五言句外，余皆为四六句式，典雅工整。
词科骈文的句式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剪裁融合古人古语，它把经典语句加工成俪句，力求无痕。孙觌《代高丽王谢赐宴表》：“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籥之音。”出句第一个分句化用《论语·泰伯第八》中的语句：“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21]对句第一个分句化用《孟子·梁惠王下》中的语句：“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22]又如，吕祖谦《皇兄保大军节度使除检校少保河阳三城节度使权主奉吴王祭祀进封加食邑实封制》：“因心则友，朕方隆兄弟之恩；继别为宗，尔尚衍本支之绪。”出句第一个分句见《诗经·大雅·皇矣》中的语句：“维此王季，因心则友。”[23]对句第一个分句见《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24]这些句子或径用成句，或略作加工，熔铸成新句，自然浑成，有如己出。
除了用典、句式外，词科骈文的“谨严精工”还体现在对音律的锤炼上。“四六文应用到公牍、试卷上去，不能不订立一种格调，于是平顿之后必须要仄顿来顶接，仄顿之后必须相承以平顿，便成为绝对严格的定律了。”[25]词科在考量骈文优劣时，音律谐和与否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26]词科要求骈文音律精准，十分严苛，“其后徐（徐凤）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正。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27]。这种衡文标准促使词科骈文更重视声律的谐和。
词科骈文对声律的锤炼，主要体现在对声调的调配上。一是多追求相间、相对和相黏的精严格律。词科骈文一句之中节奏点上的平仄多相反，以四字句为例，据我们统计，现存词科骈文（包括残文）中的四字句约有1864句，其中节奏点上的格律为“平仄”或“仄平”的约1662句，占总数的89.2%。一联之中出对句相应节奏点上的平仄也多数相反，以第一层节奏点为例进行统计分析，现存词科骈文（包括残文）共计2135联（为了便于统计，我们将隔句联对中的两个出对句拆分，各算一个单句联对），其中出对句节奏点上平仄相对的有1535联，占总数的71.9%。各联之间，平仄多相黏。据统计，64篇词科骈文共计1558联中，仅有26处失黏。“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一联之中，平仄相对”，使文章产生了“低昂舛节”“轻重悉异”的音乐美。各联相黏，使文章成为一个回环往复的整体，也形成抑扬顿挫、流畅婉转的音乐美。二是重视联内句脚的平仄规则。一句之中，最重要的声调位置处于句脚。词科骈文一联内句脚字的声调大多严格遵守这一规则。据统计，词科骈文2135联中，多达2106联句脚字的声调严格遵守平仄相对的规则，占总联数的98.6%。词科骈文通过这些有规律的声调安排，利用平仄声音鲜明的对照与反差，使声音富于变化，抑扬顿挫。
二 词科骈文的“自然畅达”
词科骈文虽然“谨守法度”，但并没有因其“僵如化石”的固定格式而失去其艺术价值。曾枣庄先生曾说：“艺术就是带着枷锁跳舞，枷锁严而舞姿自如，才堪称艺术。演员走钢丝的之所以赢得观众喝彩，就是因为钢丝的活动余地太窄太小。近体诗的格律，四六文的律令，就是文学家的钢丝，限制严而又不妨其自由驰骋。”[28]词科应试者在不违反骈文法度的前提下，各逞其能，学习欧、苏“以文体为四六”的作文法，锐意创造，使得词科骈文，绽放出异彩。
对偶是骈文形式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词科骈文使用一些特殊形式的对偶，如流水对。张守《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惟中国有至仁，无思不服；故小邦怀其德，莫敢不来”，这是一个带有因果关系关联词“故”的因果连贯型流水对[29]。两句话前后衔接，如流水般，语义顺畅。词科骈文中经常连用几个流水对，而且这些连用的流水对之间也往往存在前后接续、一贯相承的关系，它们组成一个流水句群，使得该处文字语意流转，一贯而下。如王应麟《代皇子谢赐御书孝经十六句表》“惟夫子之发微言，为曾参而陈孝道”，这两句从语义上来看，是一个一分为二型流水对，将句子的主语与谓语分割开来，主语部分作出句，谓语部分作对句。出句中的“惟”与对句中的“为”相对，前者是助词，无实义，“夫子之发微言”是一个主谓宾结构，“之”用于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后者是动词，充当谓语，对句是一个连动结构。从形式上看，这又是一个助词与动词相对造成的假平行对。这种“既能自由达意，又能保持句子基本对称的目的”的假平行对，其“语里的不对称和语表的对称，才使人觉得有趣，使人产生一种均衡与错综之美感”[30]。
词科骈文中还有反对、典故对、比喻对等多种特殊的对偶形式。反对，是出句与对句字面相反，句意相反相对或相反相成的对偶形式。利用反对字面或意义之间的鲜明的反差，来突出偶句所要表达的内容和哲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吕祖谦《唐河北招讨使谕诸郡檄》“阳饰佞谀之态，阴怀窥伺之图”一联，“阳”与“阴”反义对举，出句是说表面上装出奉承讨好的姿态，对句是说背地里却怀有暗中观望、伺机反叛的图谋，鲜明形象地刻画出安禄山阳奉阴违的小人嘴脸。典故对，是将用典与对偶两种辞格结合使用而形成的对偶类型。如张守《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自厌巢南之陋，不忘拱北之心”一联，出句“巢南”典出《文选·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31]越鸟为南方之鸟，故在向南的树枝上筑巢。古诗以此表达依恋故乡之意，后用为咏南人思故乡之典。这个典故的典面含有一个方位词“南”，为了对仗工整，作者在对句则选了另一个典面含有方位词的典故“拱北”，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2]比喻对，则是将比喻与对偶两种辞格加以融合，以比喻手法叙说本体对象的对偶类型。在词科骈文中，比喻对常出现在露布和檄两种文体中。两种文书在提到讨伐对象时，常用隐喻或借喻手法咒骂、历数他们的反叛罪名，这些暗喻或借喻能够增强语辞的感染力，起到激荡我方军心、鼓舞我方士气、打击敌方气焰的作用。如王应麟《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破吐蕃露布》“拂庐鱼溃，瓯脱兔奔”一联，用暗喻，本体是“拂庐”（军溃）、“瓯脱”（军奔），这里是省略形式，省略了“军队溃散”“军队奔逃”；喻体是“鱼溃”“兔奔”；譬喻词语没有出现。把吐蕃军队因受惊扰而乱纷纷地四下溃散比喻成鱼群溃散而逃，把少数民族屯戍军队四散逃亡比喻成野兔奔逃，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敌方军队溃败的狼狈场面，读之大快人心。
丰富偶句的字数，并将不同字数的偶句交错安排是词科骈文实现行文畅达的又一重要方法。词科骈文中的偶句有两种基本句法结构模式：单句对和隔句对。从两种基本模式的对偶格式来看，其字数是十分丰赡的。单句对依字数的不同主要有双四式、双六式、双七式；隔句对在词科骈文中占优势地位，其对偶格式种类更多，主要有四六式、六四式、七四式、四七式，等等。词科应试者在骈文中常常交错使用多种形式的单句对和隔句对。例如，周必大《令监司郡守搜访遗书诏》：“汉治方兴，陈农奉求书之诏；唐文载郁，苗发分出使之权。七略之奏以成，四部之藏复盛。稽诸往谍，具有成规。朕法离照以当阳，体贲文而御宇。久矣灵台之伯偃，尽戢干戈；粲然东壁之星明，勃兴道术。乃眷藏书之府，属予稽古之心。虽钿轴牙签，渐致充盈于三馆；而漆书壁简，尚多散逸于四方。”这段文字句式多样，富于变化，文气流畅、语义流转。
词科骈文的句式也有以古文笔法，长句成骈俪的。在64篇完整的词科骈文中，有41篇出现长句对，约占总数的64%。长句表意较为丰富，逻辑较为严密，能灵活细致地表达思想。词科骈文中大多是八、九言长句对，如王云《诫谕百官修举职事诏》一文中有“故职业交修于一时，则功名著见于万世”“都畿郡邑则师帅之任，御史监司则纠绳之权”“朕有化民阜俗之意，孰得而宣布；朕有遵制扬功之谋，孰从而奉行？其何以固先帝鸿业于无穷，俾熙宁良法之勿坏？”等长句对，这些长句在情感的抒发上更能体现皇帝那种迫切想要变革政局的心理。词科骈文中也有单边含三个、四个句子的长句对，如王应麟《唐河东保宁等军行营副元帅谕晋隰慈州檄》中有“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内抚外绥；濮铅于南，祝栗于北，德洋恩溥”“正正之旗，堂堂之陈，莫敢我承；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有征无战”等四四四式长隔句对，打破了传统的四字、六字对偶的格式，呈现出灵活生动的状态。在单篇词科骈文中，长句对所占的比重并不大，特别是在制、诏、诰、表文中，多数仅有一联，偶有两联或三联。相比而言，在露布和檄文中，这种长句对的比重又大一些。比如，洪适《唐关内兵马副元帅复京师露布》一文出现了五联长句对，有“盖帝王羽卫之所临，岂夷狄毡裘之可据”“盖由中朝方幸于内宁，故释远方以为之外惧”“得张知节合军而少振，屯上洛郡简兵以大搜”“遂遣长孙绪出蓝田而观势，仍令第五琦摄京兆以偕行”“赖仲卿渡浐水以扬先声，而王甫噪苑中以为内应”等，其中有八言、九言、十言乃至十一言，这些长句多出现在叙述战斗经过的部分，能表达得更精确、细致、周到。露布是呈给皇帝看的告捷文书，文字风格应以典雅庄重为主，但因是军书之体，又贵在奋发雄壮，感情表达粗率豪放，长句符合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一味“密而不促”“格而非缓”的四、六句式反而体现不出军中文书的特点。长句对偶在苏轼的骈文中十分普遍，即便是在“贵乎谨严”的“制诰笺表”中，也常常出现长句。如，其《徐州贺河平表》中有“遂消东北莫大之忧，然后麦禾可得而食”，八字对偶，以虚词承转，非常精整。又有“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单边各有三个句子，自然灵动。
词科骈文学欧、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用虚字行气。清袁仁林《虚字说》云：“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33]虚字通过各种语气、语调等具体的语音调节，带来话语音律的和谐，并显现出虚字丰富多彩的情感价值，从而实现行文畅达。词科骈文中最常见的虚字是结构助词“之”，主要用于补足音节、调整节奏。如，周必大《清远军承宣使授华容军节度使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进封开国侯加食邑食实封制》“爵惟驭贵，莫隆谨度之名；禄以诏功，尤重奉祠之秩。眷予心膂，久亚节旄。旌代邸之旧勋，锡汉坛之新组。班庭有肃，读命无哗。清远军承宣使某天赋朴忠，躬持亮节。粤奋庸于壮岁，尝祗载于潜藩。事上不渝，居有后凋之操；禔身至肃，初无可指之瑕”一段，画线处的结构助词“之”，有的功用在于补足音节、延音加力，如“谨度之名”“奉祠之秩”“后凋之操”“可指之瑕”，结构助词“之”前是双音节词，“之”后是单音节词，音节数不平衡，插入一个“之”，即填补了音节的空位，这样就构成了语音链条上的等音节序列，形成两音节一音步的音顿周期律。而“旌代邸之旧勋，锡汉坛之新组”一联中的两个“之”字则起到了调整节奏、舒缓语气的作用，连接前后两个双音节词语，仿佛有意在两个节奏之间停顿一下，以突显前后两个节奏的存在，读起来语气舒缓柔和，没有龃龉艰辛之态。在“代邸之旧勋”一例中，“之”所连接的前后两个双音节都是仄声，这样就形成了“仄仄平仄仄”回环往复的平仄律周期，声音高下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这些“之”使得句子音节更加完足，读起来更加流畅。除了结构助词“之”，词科骈文中还有不少虚字“而”“以”，用以调整节奏、舒畅语气。如，刘才邵《代相公以下谢赐御制宣德楼上梁文表》“汉直苍龙而作制，岂曰辨方；唐标丹凤以扬名，仅能效吉”一联，如果删去其中的连词“而”“以”，似乎无损于句子的理性意义，但是句子的语气韵味读来却大打折扣。我们如果把原句和删掉“而”“以”之后的句子朗诵来比较看，就可以看到作为虚字的“而”和“以”在句子中的重要作用。原句读来语气上更舒缓顺畅，改句则显得局促；原句读来节奏上抑扬顿挫，改句则显得平淡。
结语
综上可见，词科骈文既有学习王安石法度森严的一面，遵守骈文体制：用典切当精工；熔铸经史古语以成对偶，典雅工整且自然精妙、浑然天成；格律精严，音律谐和。又吸收了欧、苏用古文笔致写骈文的手法，间有长句对偶，多用虚字行气。此外，还使用特殊形式的对偶，变换句法，富于变化。集两派风格特征于一身，呈现出“法而达”的风貌。这种“法而达”是词科应试者在科举规则倒逼下创新的结果，影响着宋代骈文的创作风气。作为科举的产物，场屋时文无疑是当时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宋代士子为了求仕上达，不得不学作骈文，词科骈文就是他们最好的学习模拟的范本。而在这个过程中，词科骈文的创作技巧和艺术审美势必会渗透到士子的文章中去，形成一种新的骈文创作风气。此风盛行，使宋代骈文在濒临衰亡的境地中焕发出一线生机，获得了自身的生存空间，不至于在古文胜利之后彻底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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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叶梦得.石林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3］（魏）论语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4］（汉）孟子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5］（汉）毛诗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6］（汉）礼记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7］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18］（宋）叶绍翁著，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9］曾枣庄.论宋代的四六文［J］.文学遗产，1995（3）.
［20］罗积勇.论唐宋诗歌对偶之新变［J］.长江学术，2015（3）.
［21］（南北朝）萧统.六臣注文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2］（清）袁仁林撰，解惠全注.虚字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通过作文教学开展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FHB120495）、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项目编号：1031）的阶段性成果。
[2] 作者简介：罗积勇（1961- ），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古汉语词汇、修辞，中国古代科举文献。刘彦（1986-），女，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献。
[3] 祝尚书.宋元文章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3，（P247）.
[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1-7）［M］.北京：新华书店，1957，（P4449）.
[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1-7）［M］.北京：新华书店，1957，（P4449）.
[6]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M］//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P394）.
[7]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M］//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P394）.
[8]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程千帆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P516-517）.
[9] （宋）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M］//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P30）.
[10]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P63）.
[11]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M］//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P384）.
[1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526）.
[13] （南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P268）.
[14] （汉）孔鲋撰，傅亚庶校释.孔丛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P421）.
[15]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M］//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P395）.
[16] （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P4054）.
[17]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P422）.
[18]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M］//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P421）.
[19]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M］//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P408-409）.
[20] 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P310）.
[21] （魏）论语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2487）.
[22] （汉）孟子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2674）.
[23] （汉）毛诗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520）.
[24] （汉）礼记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1508）.
[25] 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P190）.
[26]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M］//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P393）.
[27] （宋）叶绍翁著，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P20）.
[28] 曾枣庄.论宋代的四六文［J］.文学遗产，1995（3），（P61）.
[29] 流水对的类型名称均采用罗积勇、张鹏飞《流水对类型新论》一文中的说法。
[30] 罗积勇.论唐宋诗歌对偶之新变［J］.长江学术，2015（3），（P97）.
[31] （南北朝）萧统.六臣注文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P519）.
[32] （魏）论语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2461）.
[33] （清）袁仁林撰，解惠全注.虚字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9，（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