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普及与宋代诗经学[1]
易卫华[2]
摘要：印刷术普及在宋人诗经学一般观念的构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诗经著述刻印过程中精审的校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代诗经学疑古之风的形成。同时，由于诗经学著作极易获得，治《诗》方式也由之前的记诵向文本意思的深入理解转变，宋代诗经学的思辨之风的产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印刷术；宋代；诗经学
宋代是我国古代印刷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诗经学发展的高峰。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各类《诗经》著述在宋代开始大量刻印，出现了众多版本。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技术的进步，改善了诗经学发展的学术环境，对治《诗经》者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和注解方法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此多有忽略，因此笔者不惮鄙陋，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讨论，以期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挖掘宋代诗经学发展的深层次动因。
一 《毛诗》著述的刻印与宋人诗经学一般观念的形成
宋代印刷术高峰时代的到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众所周知，印刷技术在唐代即已出现，但由于史料阙如，这一时期《诗经》等儒家文献的刻印情况仍不甚清楚，但以其时技术发展而言，当不会有大规模的刻印。而单就现见文献记载来看，五代时期儒家经籍的大规模刻印却是可以肯定的，如《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广顺二年（953年）条云：
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3]
唐末和五代的战乱直接导致学校教育陷于停滞状态，儒家思想传播的主要渠道也随之被掐断了，但其巨大的影响仍是存在的，毋昭裔出私财经营学馆，并且请刻板印九经以及后唐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4]等，即反映了这一时期有识之士在衰颓的世风中希望能够重新恢复儒家教育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也同时获得了统治集团的肯定和支持，不论蜀主还是后唐明宗均展现了一种“从之”的积极态度。并且，在刻板印行九经的过程中，统治者也是极为认真的，以上述后唐刻印九经为例，宋代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云：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船，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5]
这次刻印活动是一种政府行为，明宗也极为重视，从底本的选择、校对、书写、刻印以及刻印后学习者的抄写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而其目的之一即在于统一儒家经典的文本标准，正如宋代朱翌《猗觉寮杂记》所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6]可见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九经的一些不同版本，而这次刊印目的就是要“以镂板为正”，明宗还以“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的强制性规定保证了这次刻印经籍的权威性。
上述刻印当然包括《诗经》，而其所刻内容也主要是诗文本以及《毛诗》序、传、笺、孔颖达《毛诗注疏》这类与《毛诗》有关的文本。这类文本的大量刻印和广泛传播，也逐渐构筑了五代时期诗经学的基础，这一时期人们关于诗经学的一般知识应当主要是由此获得的。
五代之后，书籍散亡，《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云：“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宋初，有书万余卷。”[7]这区区万余卷书根本不可能满足宋初重新构建儒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现实需要，因此，宋初自太宗起即开始组织大规模刻印儒家经籍，为经学的复兴和发展做了必要的物质准备。太宗端拱时（988-989）诏令国子监镂刻孔颖达《五经正义》，以扩大发行面，据《玉海》等书记载，当时参与这一工作的经学家，《周易》《尚书》有孔维、李说等人；《春秋》有孔维、王炳等人；《诗经》有孔维、李觉等人；《礼记》有胡迪、纪自成等人。这一工作至淳化五年（994）基本完成，其时李至上书云：“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8]可见，太宗时期的士大夫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儒家经籍的缺乏对维护政治统治是极为不利的，因而儒家经籍的重新刻印比理论的建构更加现实和迫切。真宗延续了太宗发展经学的举措，咸平二年（999），真宗令邢昺总领校勘之事，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等人协助重新校订《周礼》《孝经》《论语》等典籍，使镂版质量又提高了一步。景德二年（1005），真宗幸国子监阅库书，问邢昺经版几何，邢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9]从宋初到景德二年，短短四十五年的时间，国子监的书版就由“四千”增至“十余万”，可见印刷业发展之迅速，而这背后是北宋初期三代皇帝的渐次推动之功。雕版印书的飞速发展使得书籍不再像以往那样难以获得，儒家经籍“士庶家皆有之”的状况为教育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宋史》卷六《真宗本纪》载：“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10]儒家经学教育在真宗统治时期已经逐渐普及，这又为包括《诗经》在内的经学复兴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思想保证。
为更好地展现这一时期《诗经》著述刻印的情况，有必要对各类诗经学著述的刻印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以见宋代印刷术发达之一斑。
表1 宋代《毛诗》及其相关著述刻印情况统计
表1 宋代《毛诗》及其相关著述刻印情况统计-续表
有宋一代，《毛诗》、郑笺、孔疏刻印的版本颇多，“就人而言，有官刻、私刻、坊刻。就卷本而言，有一卷、四卷、七卷、二十卷、四十卷本。就合本而言，有诗传笺本、诗经笺释文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本、附释音诗传笺疏本，后者最系统完备，是为定本”[11]。并且《毛诗》及其相关著述的这种大规模刻印，对宋人诗经学基本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一种知识、思想只有为大众所普遍接受，这种知识、思想才能够真正流传广远，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由上可见，与《毛诗》相关的著述刊刻种类众多，这些著述在宋代社会广泛传播，成为在国子监、书院、私塾等教学活动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教材，其中所包含的诗经学思想也必然会伴随着这种教学活动深刻地影响宋人对《诗经》的基本认识，从而构成了宋人最为基本的诗经学观念，如陆游《家世旧闻》载其祖父陆佃事迹，云：“楚公尤爱《毛诗》，注字皆能暗诵，见门生或轻注疏，叹曰：‘吾治平中至金陵，见王介甫有《诗正义》一部在案上，揭处悉已漫坏穿穴，盖翻阅频所致。介甫观书，一过目尽能［记］，然犹如此。’”[12]其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毛诗正义》是王安石诗经学的基础和来源，事实也正是如此，王安石在《诗经新义》中尽管努力创新，但其阐释的思路和方法基本上还是源自《毛诗正义》的，由此可见《正义》影响之一斑。此外，《毛诗序》由于集中体现了儒家基本的诗教观，其篇幅又较传、笺、疏更为短小凝练，所以在构筑宋人诗经学一般观念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例如宋代基础教育的主体——乡先生们在教学过程中即主要以《毛诗序》教授学生，司马光《家范》中依《序》立说也是建立在阅读者对《毛诗序》充分熟悉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毛诗序》影响之大。可以说，《毛诗序》构成了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底色，宋人《诗经》研究的基础几乎均来自于此。
二 刻印校勘与宋代诗经学疑古之风的产生
宋代书籍在进行雕版印刷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精审的校勘，这种校勘表面看来属于书籍刊刻的一个必要程序，而如果放到宋代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我们还会从中发现这一活动对宋代学术风气的转变也是有推动之功的。
太宗端拱时诏令国子监镂刻孔颖达《五经正义》，以扩大发行面，据《玉海》卷四三《端拱校〈五经正义〉》载：
端拱元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献。《书》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献。《春秋》则维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详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诗》则李觉等五人再校，毕道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四月壬辰以献。《礼记》则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详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献。[13]
此次校订《五经正义》从端拱元年至淳化五年，历时近七年，参加者包括孔维、李说、王炳、邵世隆、李觉等数十人，其中校勘《诗经》者多达十五人。尽管这次校订集数人之力，但其中仍出现了不少错讹之处，其时判国子监李至上书云：
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崔颐正、孙奭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谬。[14]
此外，李至认为对《五经正义》之外的经学注疏也要加以校雠刊刻。
至咸平四年（1001）九月完成校勘，十月命杭州刻板，直到景德二年（1005）六月雕印完成。此外，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禁止《诗经》著述的私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版本的质量。如政和二年（1112）正月二十四日，臣僚言：“鬻书者以《三经新义》并《庄子》、《老子说》等作小册刊印，可置掌握，人竞求买，以备场屋检阅之用。……印行《三经义》，亦乞严降睿旨，禁止施行。”徽宗从之。[15]
淳祐八年（1248），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书前印有国子监禁止翻版的公文：
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状：
维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诗经》而两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咸宗师之。卬山罗史君瀛尝遣其子侄来学，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独罗氏得其缮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漕贡樾锓梓以广其传。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
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给。[16]
这种精审的校勘，一方面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版本，另一方面在不断的校勘过程中，异文等问题不断被发现，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宋人的怀疑意识，如北宋刘敞即认为经传中存在错简、衍脱甚至谬误，因此大胆地改易了《诗经》中多出文字或章句：
（1）《常棣》之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案：此诗八章，七章合韵，惟此戎字不合韵，疑“戎”当作“戍”，戍亦御也，字既相类，传写误也。
（2）“无将大车，祗自尘兮。无思百忧，祗自疧兮。”博士读“疷”为“邸”，非也。“疧”当作“缗”，病也，字误耳。
（3）《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辄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当三章也。今《毛氏诗》断六句为一章，盖误矣。
（4）《小旻》四章，章八句，二章章七句，乃得其理。今误为三章八句，三章七句。
（5）《北山》五章，章六句。故言六章，三章六句，三章四句非。
（6）《小明》四章，章十二句。故言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六句非。
（7）《假乐》故言四章，章六句。以文理考之，实六章，章四句。[17]
表面上看，这种改动似乎仅是对《毛诗》文本的一点质疑，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刘敞当时所见《毛诗》版本即是如此，也就是说尽管经过多次校勘，但通行版本中可能仍存在很多文字、章句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一个准确可信的文本做保障，那么基于文本展开的关于义理的讨论肯定也会随之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尚不完善的版本进行进一步的修订。随之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既然连《诗经》的文本都是有问题的，那么汉唐诗经学中肯定也存在众多的问题，而在宋儒看来，这些问题正是需要他们清理和解决的，惟其如此才能还原《诗经》的本义，宋代诗经学疑辨思潮即由此发端。尽管宋代诗经学疑辨思潮的产生，有着诸如时代政治、文化形势的需要等诸多复杂原因，但《诗经》著述刊刻过程中校勘产生的影响也应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 《诗经》著述的刊刻与宋人治《诗》方式的转变
如前所述，《毛诗》等著述在宋代被大量刻印出来，书籍的获得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又直接造成了宋人读《诗》、治《诗》方式的转变。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曾比较过汉代与后世在阅读方式和治学上的一些不同之处，其云：“汉人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而载也。”[18]先秦至汉唐的书写媒介主要是简帛，竹简笨重，丝帛昂贵，一般人家是难以置备的，学习《诗经》的主要途径也只能靠口耳相传和抄写，所以其更加强调记诵之学，而且自己的手抄本也往往会被视若珍宝，独自研习，就算共享，一般也只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比如拥有同样思想的人，或者同一个学派内部。这就直接造成了这一时期的研习者多拘于章句训诂，不敢越一家之言、一经之见。宋代《诗经》印刷品的大量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吴澄认为，宋代版刻的普及使得这一时期的学习者“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宜矣！”[19]如前所述，《毛诗》及其相关著述被大量刻印出来，学习者极易获得，这就使得其学习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于《毛诗》序、传、笺、疏等就不用再强调诵读、记忆了，同时印本的标准化一般来说是优于手抄本的，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异文带来的文字上的干扰，这样学习者就可以将精力转移到文本意思的理解上来，宋代诗经学的思辨之风当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宋代除了政府刻印书籍外，书肆、书院、私人刻书也非常流行，很多诗经学著作在其完成后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即被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开始流通，如表2所示。
表2 宋人《诗经》研究著述刊刻情况统计
表2 宋人《诗经》研究著述刊刻情况统计-续表
基于宋代印刷业飞速发展的状况，可以想见，当时刊刻的诗经学著作肯定不止上述这些，其品类应当更为丰富，数量也应当更多。这些著作的大量刻印，一方面使《诗经》的传播更加广泛，为宋代诗经学的全面展开提供了一个相较于汉代、唐代更为有利的学术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众多学者诗经学著作的传播，也使得宋代学者获得信息的效率极大提高，进而能够在汲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也促成了宋代学术疑辨思潮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宋代诗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总之，《诗经》著述的大量刻印强化了这一时期研习者的思辨能力，由此也带来更抽象化的思想趋势——对道德本源问题的思考，宋代诗经学的风格也由此形成。
结语
印刷术普及对宋代《诗经》文献的生产、传播和研究均产生了巨大影响，《诗经》著述的产量迅速增加，传播速度也随之加快，这些文献由此逐步成为社会公众的共同知识财富，不同诗经学思想的交流和对话也得到扩大，宋代诗经学的品格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塑造出来，并随着其后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弘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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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刘敞.诗经小传［M］.（清）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1］（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2］（元）吴澄.吴文正集［M］.（清）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项目编号：13CZW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畿辅丛书》整理及其《续编》编纂”（项目编号：16ZDA177）的阶段性成果。
[2] 作者简介：易卫华（1977- ），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诗经学研究。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P9495）.
[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P9495）.
[5] （宋）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P128）.
[6] （宋）朱翌.猗觉寮杂记［M］.《丛书集成初编》（全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P78）.
[7] （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P5032）.
[8] （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P9177）.
[9] （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P12798）.
[10] （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P115）.
[11] 陈振行.宋代《诗经》版本述略［J］.古汉语研究，1994（增刊）.
[12] （宋）陆游著，孔凡礼点校.家世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1993，（P194）.
[13] （宋）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P764）.
[14] （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P12798）.
[1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P1435）.
[16] （宋）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M］.（清）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7] （宋）刘敞.诗经小传［M］.（清）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8]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P131）.
[19] （元）吴澄.吴文正集［M］.（清）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