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译词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5）和《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都不收“译词”这一词条，但后者收录了“译语”，释义为“异域的语言；经翻译的语言”。^[4]日语不使用“译词”，而使用“訳語”，《日本国语大辞典》（小学馆，2000年修订版）解释为“用于翻译的词语”。笔者为《日本语大事典》（朝仓出版，2014）撰写的“訳語”条目中定义为“以词的形式实现的语言间概念传递的成分”。在和英辞典中，“訳語”对译英语的equivalent。equivalent这个词的词义为“相等”，所以“訳語”又常常被视作不同语言之间概念的“等价物”。那么事实如何，“译词”真是可能的吗？“译词”首先是“词”，但又与“词”存在着不同之处。词与外界的指示物发生关联，译词除此之外还与原词之间在命名理据和构词上存在种种关系。既然如此，让我们的讨论从老生常谈的“什么是词”开始。人的感官感受自然界的万象，在头脑中形成影像（image），我们即使闭上眼睛，也有残像浮现在脑海里。相似的或同类的事物的影像——或许我们应该说不存在绝对相同的事物，所以影像也不完全相同——多次重叠，轮廓化、抽象化。这样的重叠影像我们暂且称为“概念范畴”（即“认知范畴”）。所以概念形成的过程又称为“概念化”。人们用固定的声音加以指代抽象化了的影像，这就是概念的命名。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时，说者发出一个代表概念的声音，听者受到声音的刺激，在自己的头脑里再现影像[即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听觉映像”]，理解说者所欲表达的概念。索绪尔把能唤起概念知觉的声音称作“能指”（signifier），把被声音唤起的概念称为“所指”（signified）。

概念范畴无论在外部还是内部都没有清晰的边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灰色区域。我们一方面需要把一个概念范畴同其他概念范畴区别开来（如“鱼”和“狗”不同），另一方面也有把聚集在某一概念范畴内的相似的，或同类的事物加以区分的需要（如“鲤”和“鲫”不同）。这一任务是由语言来实现的。语言对外部世界进行切割，其结果是在概念范畴外部和内部确立了边界，这一过程被称为“范畴化”。范畴化是一种命名行为，使概念范畴和特定的语音形式发生了关联。命名的好处是：第一，可以指称对象物，并将其从同类的事物中区别开来。例如我们称一种喝水的器皿为“杯子”，那么“杯子”就不再是“碗”或“盘子”；第二，将对象物加以抽象化。例如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杯子，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杯子，但是不同客体之间的区别在“杯子”这一名称下都被舍像。

关于概念如何被命名，荀子说：“（名之）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5]即，是什么造成了词的异同？人用“天官”（五官＋心）感受自然，同类的或具有相同情感的人对自然界的感受也相同，这是他们约定俗成、派生引申地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心理基础。“词”是语言对概念进行范畴化并对事物命名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会被命名，说某种语言的社会只为那些语言使用者认为至关重要的概念准备一个“词”，即加以词汇化（命名行为），否则，则使用词组或短语等的说明形式表达这些概念（非命名行为）。说不同语言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切分和描写世界；不同的语言，概念的范畴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沃尔夫说：“我们已经发现，背景性的语言系统（或者说语法）不仅是一种用来表达思想的再生工具，而且它本身也在塑造我们的思想，规划和引导个人的心理活动，对头脑中的印象进行分析并对其储存的信息进行综合。”^[6]沃尔夫所提出的语言相对论的观点认为：“同样的物质现象并不能使所有的观察者对世界产生同样的认识，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近，或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校准。”也就是说“不同语言以不同方式切分自然”，“如果我们的语言有所改变，我们对宇宙的欣赏力也会改变”。^[7]虽然人们所看到的物质存在相同，但是，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像却是不同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异类的，或不具有相同情感的人，他们的天官对自然界的感受不同，所以语言也不同，无法沟通？^[8]显然不是。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的核心是：不同语言用不同的方式切分自然界，所以概念范畴也就不同。所谓的“不同”就是说范畴的大小（即范畴之间的分界、范畴内所包含的成员的多寡）和内部结构不一样（详后）。其实，范畴化的结果不但东西方不同，古今也各异。这一点甚至不需要有外文翻译的体验，只要想想中学语文课上古文今译时的困难就能明白。双语辞典也是一个好例子，这些辞典常常呈现这样一种状况：原词和译词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一一对应的，常常是一个原词被用一组译词来对应，这也就是说，没有完美、准确的一一对应，只能用一组词取得最大的接近值。尤其是在中国早期的汉外辞典里，很多词条（entry）给出的不是对译的词，而是词组或短语形式的解释。可知“译词”并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努力创制并逐渐积累。例如，马礼逊编纂《字典》（1815～1823）是从翻译《康熙字典》和《五车韵府》着手的，马礼逊立即发现，为数众多的概念在语词的层次无法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为此他不得不采用了解释的方法。在马礼逊的辞典里大于词的单位远远多于词。而在马礼逊以后的汉外辞典中，短语等长单位减少，译词增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原词对多个译词的局面。词组、短语、句子可以凝缩成一个词，但是从概念的诠释到获得译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纵观英华辞典的编纂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由“非词”形式向“词”形式演进的倾向。译文，需要的是“词”，而不是“词”的定义。没有译词就没有翻译，严复的“权舆”应该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

关于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有人主张不可能有真正“等价”的翻译，其主要根据是不存在等价的译词。即使按照最宽容的理解，意义完全等价的译词也是不存在的。译词与原词即使有可能具有相同的概念义，也不可能具有相同的周边义。所谓周边义就是联想、评价、文体、感情色彩等附属义，这是具体语言社会所规定的意义要素，具有强烈的文化个性。对此，另一些人则不那么悲观：尽管没有十全十美的翻译，但这只是译者的能力有限而已。肯定翻译的人认为，人类可以，或者曾经分享过一个意义世界的“原风景”，不同的语言之间能建立对译关系正是以这种人类具有的可以互相接受的意义体系为前提的。作为俨然存在、不容置疑的事实，现今世界说不同语言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借助翻译进行沟通，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尤其如此。索绪尔以后的现代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没有优劣之分，无论是高度文明社会使用的语言，还是原始部落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他们认为有必要表达的任何概念。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概念表述的单位时，会发现在“词”与“大于词”的不同层面，概念的可译性并不相同。人类社会一方面具有人类赖以存续的共同的基础概念（自然的和社会的）；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民族、语言社会的不同，概念的词汇化也呈现出的巨大差异，这样的例子可以随手拈来。所谓概念的移译可以是词，也可以是比词大的单位，如词组、短语、句子。我们应该意识到“可译性”是建立在比“词”大的层次上的，即在词组、短语、句子的层次上没有什么概念是不可移译（或表达）的。但不同语言的“词”，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是“一一对应”的。

同时，不同语言的词汇分属不同的词汇体系，其本身的词义受整个词汇体系的制约。所谓“体系”就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近义、反义、上下位等的总和。汉语中的某一语词A，在自己的词汇体系里和其他词发生关联，形成一个以A为结点的网络；外语词B，同样在自己的词汇体系里和其他词发生关联，形成一个以B为结点的网络。作为译词，尽管A≈B，但两个网络并不重合。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9]用自身语言中的词勉强对译外语中的概念时，“终嫌参差”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不赞成“不可翻译论”，沃尔夫假说其实是立足于“词”这一层级的，在“词”这一层级上，我们可能没有百分之百的等价物。如上所述，“词”是特定语言范畴化的结果。一种语言的概念范畴是在长时间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积淀形成的，具有传承性和稳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概念范畴一经形成就不再发生变化。笔者认为毋宁说概念范畴无时无刻不处在调整之中。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和旧事物的逐渐消亡，都是概念范畴需要调整的理由。所谓调整，即语言社会不断地改变概念范畴的边界和范围：加入一些新成员，剔除一些旧成员；某些成员移向范畴的中心，另一些成员被排斥到范畴的边缘。这一过程笔者称之为“再范畴化”。古今中外的人可以互相理解，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具有生物学、社会学上的共同基础，另一方面是对因社会进步，以及跨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而引入的新概念进行再范畴化的结果，而这在近代以降尤为显著。汉语的“猫”不是英语的cat，但是今天当我们在新媒体上见过英国的猫、美国的猫、俄国的猫以后，对CAT的认知范畴，显然不同于以前了。

在引起概念范畴变动的诸种因素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翻译则是最基本的方式。再范畴化的结果使不同语言的概念范畴前所未有地接近、重合，从这一角度说，译词的等价关系是可以建立的，只不过需要努力和时间。王力（1900～1986）指出：

现代汉语新词的大量增加，使汉语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词汇，而且使词汇走向完善的境地。我们说丰富了，是因为产生了大量新词以后，任何复杂的和高深的思想都可以用汉语来表达；我们说完善了，是因为词汇国际化，每一个新词都有了国际上的共同定义，这样就能使它的意义永远明确严密，而且非常巩固。^[10]

汉语中原来不存在的概念被导入进来，并获得了词的形式。这本身就是对汉语固有意义体系的改造。随着文化等各方面交流的深入，周边义也可以互相接受、融合。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科学”等大量被称为近代关键词的抽象词语，都具有王力所说的“国际词”的特征：有着世界范围内大致相同的外延与内涵，且感情色彩等周边义较稀薄。^[11]

如同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一样，“词”有个体的一面，它带有个人发音、使用、联想上的特征与区别，是parole；但是“词”又有社会性的一面，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为社会成员共有，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这是词义高度抽象化的结果，是langue。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的“再范畴化”也可以理解成langue层面不同语言之间的调和过程，跨语言之间，至少在概念义上，可以达到一种langue性的等价。笔者认为，不同族群、操不同语言的人之所以能够交流，跨语言的翻译之所以能够实现，都是建立在“再范畴化”基础上的，这是人类通过语言获得的特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