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翻译的时代与严复
不同语言的接触促生了“翻译”这一语言行为。翻译是操不同语言的人进行沟通的媒介，也是触发语言变异的激素。现代汉语中的“翻译”一词，没有口译、笔译之别，但毫无疑问，翻译的初始形式是口口相移，异民族杂居地区、越境贸易集市是最原始的翻译实践场所。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使口头的移译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也将不同语言碰撞的痕迹长久地保存了下来。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乃至汉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大规模翻译活动。第一次是由东汉延续到宋代的佛经翻译，有名的或无名的译者将产生于印度或西域的佛教典籍译成中土信众可读可诵的经卷。译经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时间跨度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佛经翻译尽管以书面语的形式呈现，但是，如《翻译名义集·自序》所云，“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1]语言的“音”仍是被强烈意识着的因素。这是因为贯穿佛经翻译千余年全过程的翻译法，主要是由懂外语的人口述，再由不懂外语，但精通汉语的人笔录下来并加以润色。这种翻译法给经文中留下了大量的口语因素。译经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译场，即大规模翻译组织的存在。汉译佛经的辉煌成就使其成为后世翻译家想象中的楷模。
第二次大规模翻译活动的主角是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航海术和谷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开启了史称“西学东渐”的知识大移动的时代。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名震一时的耶稣会士，既是虔诚的宗教人士，又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学者。他们秉奉“文化适应政策”，除了宗教书籍以外，所译内容还涉及其他广阔的世俗领域。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逻辑学等新知识就是经他们之手首次介绍给中国士子的。而他们的合作者，如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王徵（1571～1644）等也属于中国最优秀的士大夫群体。耶稣会士的译著很多被收入《四库全书》，获得了正统的学术地位。
图0-1 马礼逊与翻译助手
资料来源：架藏铜版照片，购自网络旧书店。
18世纪上半叶，雍正朝的禁教政策使耶稣会士主导的西书翻译事业沉寂了近百年。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悄然登陆澳门，并假借东印度公司翻译身份进入广州。新教传教士的东来引发了第三轮外域书籍的翻译潮。19世纪新教传教士主导的翻译，按照时期和地域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部分，分别简述如下。
南洋时期 鸦片战争前，中国本土的一切传教活动都在清政府严禁之列。宗教性书籍的刻印自不待言，甚至连外国人学习汉语都被视为重罪，违反者有丢掉性命之虞。在这种情况下，马礼逊等采取了“文书传教”的方式。即在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南洋翻译印制宗教宣传品及介绍西方知识的小册子，运回中国沿海地区，秘密分发，宣扬教理。设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文书传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2）、《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等定期出版物的刊行更是导入了“杂志”这一中国此前不存在的出版形式。[2]英华书院的普通教育又催生了教科书的大量出版。
广州时期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门户洞开，传教、译书刻书都不再受任何限制。随着传教士大举来华，英华书院由南洋迁至香港，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新加坡刊刻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在香港重刻，是为《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1844）；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全体新论》（1851）、《博物新编》（1855），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7）[3] 以及杂志《遐迩贯珍》（1853～1855）[4]等，也都是广州时期代表性的译著，对东亚影响极大。广州时期译词的特点是通俗，如“银行”、“保险”、“陪审”、“养气”（今为氧气，下同）、“轻气”（氢气）、“淡气”（氮气）等。这是预设读者层引起的问题。
上海时期 1843年上海开港，开启了翻译活动的“上海时期”。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创建墨海书馆（1843），最初以印行圣经等宗教书籍为主，圣经印刷告一段落后，介绍西方新知识的印品逐渐增多。进入1850年代后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基督教中国传教的中心。但1856年麦都思因病回国，1860年以后墨海书馆的主要人物，如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等，或北上，或回国，墨海书馆日渐式微。与广州时期不同，在上海墨海书馆中，中国的优秀文人，如王韬（1828～1897）、李善兰（1811～1882）等也参与翻译，《六合丛谈》上有很多译文，可读性增强，译书也有数学、天文学、植物学等多种。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1868年附设翻译馆，是为清朝官办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出版西方实学书籍，成为持续时间最长、译品最多的翻译机关。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的主要成就是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做出的，只是翻译内容以机器制造为主，书目的选择也由政府官方指定。[5]
图0-2 麦都思与翻译助手
资料来源：麦氏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中国的现状与展望》）Boston：Crocker ＆ Brewster，1938卷首插图。
北京时期 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设立的宗旨是为对外交涉培养外语口译人才，沟通中西；书籍的翻译也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供职于同文馆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率先推出《万国公法》（1864），其后又有《格致入门》（1868）、《中西闻见录》（1872～1875）、《公法便览》（1877）、《富国策》（1880）、《公法会通》（1880）等。同文馆译书偏重法律、经济方面，数量不多，但影响深刻广泛。如《万国公法》被日本刊刻、翻译，为日本提供了国际法的基础知识和词语。
进入1850年代以后，西教、西艺、西学都开始涌入中国。“翻译”成为时代的关键词。[6]19世纪早期的翻译尝试还只能算是“翻案”。如马礼逊、郭实猎（Karl Friedlich Gützlaff，1803-1851）、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麦都思、合信等人的书籍大都是根据西书的内容加以删节，敷衍，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英华书院、墨海书馆集翻译印刷为一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州广方言馆的成立、运作可以看作政府导入西学的努力。翻译组织和内容都有了一定的革新，但是西人口述、中士笔录的翻译方式还是旧态依然。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上海等口岸城市的英语教育极其活跃，[7]英语人才的培养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翻译活动的规模却并不与外语人才的增长成正比，无论是翻译方法、内容等都亟待改进。
西学东渐是19世纪最值得关注的历史进程之一。19世纪中叶以后，除了传教士引介的启蒙知识以外，清政府的官方翻译机构开始翻译西方工业方面的书籍，洋务运动大大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但是这些引介工作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此后，一方面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新知识的引介问题；另一方面，传教士逐渐退出世俗内容的翻译活动，本土的翻译家开始成为主角，开启了翻译的新时期。在第四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内容更加广泛、细化、深入，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引介内容由西艺向西政、西学延伸；引介渠道由传教士主持的报刊书籍向国人创办的媒体扩展；中国人开始尝试独自引入新知识，本土的译者承担起了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翻译活动深入所有社会领域，假道日本翻译西方书籍也成为一种新的选择，[8]甚至可以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主要是日本书的翻译或者重译。将西文书直接译为中文还有待于翻译人才的培养，西译取代日译则是1920年代以后的事。即便在此之后，文艺理论、现代戏剧，以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论著的翻译仍主要取径日本。
翻译史上的第三、第四次翻译活动，即传教士推进的翻译和本土译者的翻译，可以说是一个既呈连续状态，又有着质的不同的事件。在这一过渡交替的时期，无论是在翻译形式，还是翻译内容方面，严复（1854～1921）都是一名伟大的实践者。严复以后，以其为代表的本土译者逐渐成为翻译的主力军，并最终改变了“西人口述、中士笔录”的传统翻译模式。严复是最早尝试翻译西方人文社科书籍、母语为汉语的译者之一，对后来的中国翻译事业影响巨大。他的学术背景如何呢？
出生于福建侯官乡间中医家庭的严复，14岁考取福州马尾船厂附属的船政学堂——马江学堂，时为1867年。翌年正式入学，“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9]毕业后在海军供职，1877年3月受派赴英，10月入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肄业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10]留英两年有余。严复于1879年8月毕业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1880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90年升任学堂总办。至1900年避义和拳乱，由津赴沪，始与海军脱离关系。他在海军系统学习、工作30余年，从学历、职历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但是他并没有技术方面的翻译著述传世。严复为什么要翻译西方人文类著作？尽管他早在英国学习期间就对西方的人文科学显示了极大的兴趣，[11]但如果没有甲午的惨败，严复也许不会突破以往的专业领域和工作范围，去翻译人文类的书籍。在甲午海战中中国水师遭受重创，战败的耻辱，尤其是败给了“蕞尔岛国”，使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12]这是关于严复翻译动机的最权威的解释，这一年他41岁。而严复自己承认“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才窘气苶不副本心，而《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13]可知严复首先是以时论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严复的著述见于记录是从1895年2月开始的，他首先在天津的报刊上发声，第一篇是《论世变之亟》，然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以上三篇（《原强修订稿》与《原强》合并做一篇）反映了严复对接受西学的态度。严复由从事军事技术工作到学习人文科学的转向虽说有甲午败战的刺激，但是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且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严复“才窘气苶不副本心”的吐露。严复欲唤起民众，但相关知识的积累不敷使用，西方的书籍顺理成章地成了严复汲取真理的源泉。为此严复重新阅读了培根的《新工具》，而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等曾经阅读过的，或最新到手的书籍都是严复这一阶段的读物。严复于1895年夏至1896年秋将赫胥黎的两篇论文翻译成了《天演论》。[14]初稿完成后屡加修订，于1898年4月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刻出版，其后风行海内。随后，又于1898年之前开始着手翻译亚当·斯密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为《原富》，并于1900年译出初稿（正式刊行为1902年）。至1909年，严复共完成了他的主要译著8部，一系列的译著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知识启蒙地位。甲午之后汪康年（1860～1911）创办《时务报》，明确规定编辑方针是积极地传递世界的最新消息，打破中国的闭塞现状。为了使国人“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旬至夜郎自大，坐井以议天地”，汪康年认为“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广译五洲近事”成为《时务报》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为此专门设置了“西文报译”“东文报译”等栏目。严复参与的《国闻报》也有翻译的栏目。只是严复的翻译从一开始就站在不同的高度，不局限于时事新闻，直取西学的核心，把象胥舌人的营生上升到救亡富强的高度，并由此产生了或许严复本人也不曾想到的重大影响。
考察严复的译著时，我们应该问：当严复1895年决心向中国读者介绍赫胥黎的观点时，他本人或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何种翻译环境（infrastructure）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从《天演论》到《原富》，再到其他译著，这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抑或令严复束手无策？严复的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限制。严复的著述活动见于记录是从1895年2月开始的，至1898年春共有12篇。[15]这些著述无疑与《天演论》等书的翻译有着思想、语词上的关联。例如在《原强》等早期的文章中可以找到与《天演论》相类似的叙述和相同的译词。[16]这些都明确地显示那时严复已经开始为翻译做必要的准备。严复精通英语，对所要翻译的学说有着强烈的共鸣，对相关书籍也有广泛的涉猎。如梁启超所评价，“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17]同时代没有人能像严复那样深刻地理解西方的新知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严复的知识获得是在英语这一单一语言系统内完成的，没有汉语作为中介。[18]
另一方面，整个中国社会对容受西方的新知识都做了哪些准备呢？除了通商口岸实用性的学习以外，1860年代以后，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机构开始讲授外语（尽管主要限于英语），培养翻译人员。西方人文社科的翻译并非自严复始，如上所述，丁韪良早在1864年就译出了《万国公法》，其后同文馆又有《公法便览》（1877）、《富国策》（1880）、《公法会通》（1880）等刊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佐治刍言》（1885）和颜永京（1839～1898）译的《心灵学》（1889）也属于人文社科类的译籍。但是这些译籍没有给中国知识阶层带来应有的影响。总而言之，与严复的充分准备相反，中国社会所做的准备明显不足。在中国当时的语言社会中，不存在中英语言转换的环境，这主要表现在外语知识的积累和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方面。理解进化论需要动植物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19]仅以外语知识的获得而论，当时懂英语的人少，能够胜任人文社科书籍翻译的人更少。[20]严复借友人之口对墨海书馆、同文馆的数种译书表示了不满。[21]
从英汉翻译的技术层面看，由于当时译书采用西人口述、中士笔录的方式，没有严格的中英术语对照表，加之英语教育不普及，中国在学习人数、教材、翻译定式的积累上均与日本相距甚远。我们可以说，严复在动手翻译之前可供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他的翻译可以说是在零起点上出发的。所谓零起点，是说严复在着手翻译西书时，除了外语知识和新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等社会基础的问题以外，用以移译外语的媒介“汉语”本身，也存在着很多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与日本江户时期兰学家的翻译活动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杉田玄白（1733～1817）等江户的汉方医们在着手翻译荷兰语的解剖学书《解体新书》（1774）时，[22]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在专业方面，他们的西方医学知识极为贫乏；在语言方面，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外语知识，没有必要的工具书，而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一套经过严格定义的术语。杉田玄白将之比喻为“没有桨舵的船在汪洋大海上航行”。[23]而对于译文应该采用何种文章体裁，由于“汉文”即汉语的文言文是江户时期唯一的学术语言，故《解体新书》的译者们似乎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们为古汉语的译文加注了帮助日本读者阅读的“训点”符号，由此可知，译者对受众，即读者层是有一定的考虑的。江户时代除汉学家以外，即使是对中国医学典籍较为熟悉的“汉方医”，直接阅读汉语文言文也尚有一定的困难。此后，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日本学术界实现了“兰学”向“英学”的转变，建构了崭新的以汉字词为主体的术语体系，并在20世纪初最终确立了现代翻译文体——假名汉字混合文体，结束了学术译籍中“汉文调”的一统天下。
日本江户时代的知识阶层可以看作汉文的准母语使用者，讨论严复的翻译问题时引出日本兰学翻译的话题，不外是想说，历史上的翻译活动，除了译者个人的资质外，还存在着受众阅读趣味、理解的可能性以及翻译语言所处的发展阶段等语言社会的翻译环境问题。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解体新书》的翻译是由汉方医的团队完成的，而严复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更加孤独。从现存的严复书札日记中可知，严复同吕增祥、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讨论过翻译问题；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从1897年起严复就不断以《天演论》《原富》的初稿呈示吴汝纶，乞请斧正。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的领军人物，但是就外语和西学而言可以说并无可向严复提供的知识。严复请吴汝纶删改译文，所注重的并不是译词和对应原文的准确性，而是译文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可能性。严复谦卑地反复请求吴汝纶为之修改译文，可见严复对问题的重要性是有深刻的认识的。
与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相比，严复的文本及译词对新国语的形成有何贡献？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又是为什么？本书以严复的翻译活动为考察范围，主要讨论严复的译词，而不是翻译本身，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的《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法意》《名学浅说》等八部译著，在译名上有何种特点及过人之处，抑或不足，以及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有哪些影响，并由此观察当时汉语容受域外新知识可能性如何。严复的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告诉我们他的翻译充满了艰辛。然而，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译名与其初衷相悖，绝大部分都成了历史词汇。这一事实与汉语不得不从日语借入新词、译词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当严复决定把自己获得的知识转达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读者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以下三个困难：
一、词语，即包括学术用语在内的翻译词汇的缺乏。严复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
二、语言结构，即中英语言句型、句式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作为修饰成分的从句上。严复说：“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
三、文体。当时译文更多地受到形式（如雅俗）而不是内容的制约。严复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
以上三段“严复说”均引自《天演论》的“译例言”。[24]故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所谓的“信、达、雅”与其说是翻译的理想境界，毋宁说是《天演论》翻译当时的个案，是严复所直面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即词语、句子和篇章。词语是译名，即中外概念之间对译关系的建立。外语的每一个词都需要在汉语的词汇体系中找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要素”。这个“要素”可以是词（译名），也可以是短语或一个大于短语的小句。句子是语言表达的具体形式，此处的问题是外语的语言结构能否在不影响表达“内容”的前提下，置换成某种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形式”的汉语；如果能，是何种形式。篇章即文章的体裁，严复所说的“雅驯”实际上是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情趣、审美价值的问题。词语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汉外双语辞典、专业术语集的编纂和普及。当时中国社会的英语学习环境还不尽如人意，尽管1895年的情况已经比严复初学英语时改善了许多，但是人文社科专业术语的缺位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期的翻译摸索和积累。由于当时译书采用西人口述、中士笔录的方式，没有中英语词、句型严格对照的机会，加之科学的英语教育体系尚未建构完成，教材、教授法、翻译范式和译词的积累均无法令人满意。同时，为了翻译鸿篇巨制，建立汉语一般性叙述文体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
本书就是要尝试着回答严复是怎样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其中译词是主要部分，占据了本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很多专著以讨论“什么是翻译”开篇。对这个问题，笔者并无现成的答案。历史进程中引发社会激变的翻译活动及译籍，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笔者认为翻译作品本身的得失，是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的结果。我们可以讨论译著之所以成功的历史语境，但是无法复制过去的辉煌。由于笔者的专业和学识的限制，本书的重点是基于词汇学、语言学视角的考察，尤其集中于严复的译词。严复译文的准确性、内容的取舍选择及其背后的思想史上的动机等问题虽然间有涉及，但都是笔者力有未逮之处。以下，先对全书的安排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第一章“译词，译事之权舆”，作为全书的出发点，对什么是译词，译词是否可能，以及严复的译词观做了简要的梳理和理论上的阐述。第二章“严复的译词：承袭”、第三章“严复的译词：新造”，这两章以严复如何选择、创造译词为切入点，分别考察了严复沿用古典词作译词和自造新译词的情况。第四章“形式与内容：译词的单双字之争”，这一章的讨论焦点在于，通过对《新民丛报》上的关于严复译词“计学”争论的详细探讨，及佛经译词研究成果的吸收，阐述了汉语“单字不立”的特点，以及词形（即字数）为译词的创制和使用带来的限制等问题。严复偏好于单字译词，这种偏好影响了严复译词的普及与定型。第五章“译词从东方来：严复与日本译词”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讨论了19、20世纪之交中国语言社会对日本译词的态度及严复的译词与日本译词竞争、败落的情况。第六章“严复与科学名词审定”，以严复在学部主持学术用语审查的历史事件为对象，详细追述了严复在术语审查、统一上的贡献。第七章“严复与辞典”，以严复为当时的辞典等撰写的序言为素材，分析讨论了严复的辞典观。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严复的两篇佚文，对两篇佚文所反映出的严复译词上的主张也进行了分析。第八章“严复与汉语新文体：从《天演论》到《原富》”，以吴汝纶和严复之间的信函为素材，试图复原严复从《天演论》到《原富》翻译过程中遭遇的文体问题。本章还对翻译的文体与严复所处时代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严复在新文体创造上所遇到的挫折等问题做了深入讨论。第九章“严复与新国语”，分析了严复的国语观，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本身的状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局限性等问题。第十章“严复与‘国民必读书’”，以笔者发现的《国民必读课本》初稿为素材，分析了语言形式与民众启蒙的问题。终章“严复的译词与现代汉语”，从语言演化和新国语建构的视角，总结了严复译词的特点与得失。
严复的翻译活动距今已逾百年，这期间汉语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严译和今天一般所说的翻译，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在语言上受到了更严格的时代制约。新知识的传播和接受需要新的话语，我们姑且把这种新时代所需要的话语称为“新国语”。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国语，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可以用来表述新概念、可以用来讲授新知识；
·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
·有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的可能性；
·能够应对世界范围的知识的移动和接受；
·能够应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25]
通过“翻译”而实现的西方新知识的容受是新国语产生的催化剂，因为近代以降汉语的“进化”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语言的角度对这段历史加以回顾，是有现实意义的。19世纪是翻译的世纪，翻译活动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19、20世纪之交的翻译实践，保障了20世纪以后中国对新知识的共享，并为今日的全球化做好了语言上的准备。
严复是最早挑战人文社科翻译的本土翻译家之一，他所创造的大量译词，如“天演”等曾风靡一时。但时至今日，除了若干音译词以外，其余都已成为历史。严复的译词究竟对现代汉语产生了何种影响？严复译词多为日制译词所取代，其间的原因也有必要加以探讨。译词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译词史，包括造词者、首见书证、意义、传播、普及、定型及变异等内容；另一方面是译词对语言本身的影响。后者引发语言样式的变化，促成语言的时代转型。对此，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1]《翻译名义集》（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第13页。
[2]传教士早期译书印书的情况，可参考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中国，开门》，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铸以代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等等。
[3]沈国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啓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啓蒙塾課初歩」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2002。
[4]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国威共編著『「遐邇貫珍」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2004（中文版参见《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关于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等处的译书可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沈国威編著『六合叢談（1857～58）の学際的研究』白帝社、1999（中文版参见《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6]1870～1900年间“翻译”一词的使用，在谷歌的Ngram Viewer及《申报》上都显示了较高的使用频率。
[7]《循环日报》《申报》上的英语教科书的广告均反映了这一点。
[8]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语言接触编”，第2章“近代新知识的容受与日本途径——西学从东方来”。
[9]《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第1546页。
[10]《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11]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第186页。
[12]《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关于严复翻译的动机有很多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严复一直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
[13]《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3册，第513～515页。
[14]关于严复什么时候开始及完成翻译《天演论》，似乎还有争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严复在1895年春的文章中谈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主要观点（《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5日；《原强》，1895年3月4～9日），但是《天演论》的主要译词，如“物竞”“天择”“天演”却没有在这时出现。《原强》中的“争自存、遗宜种”在《原强修订稿》（至迟1896年10月）中分别发展成“物竞”“天择”，并增加了“天演”一词。译词的发展应该与《天演论》的翻译同步。
[15]《严复集》第1册，第1～79页收录的文章作于1896年4月之前。
[16]严复《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中有“自由”“平等”；《原强》（1895年3月）中可见自然、宗旨、群学、数学、名学、力学、质学、化学、生物、生学、心学、自由、平等、自主、原质、进化、自治、民主、理财、议院等词语。可见严复是为翻译做了准备，对该学科的发展极为关心，进行了跟踪。
[17]梁启超：《介绍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23日，第101～115页。
[18]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严复是用英语学的这些知识内容，在学习的过程中并未使用汉语作为中介。科学内容的表达，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的获得，需要使用者为之付出努力和长时间的积累。不仅是共通语，方言也是如此。即使在今天，用吴方言、闽方言等讲授科学知识仍有一定的困难。
[19]严复说，对于斯宾塞的书“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严复集》第1册，第92页。
[20]例如严复在谈到1898年英语翻译的情况时说：“方今谈洋务者如林，而译手真者最不易觏。支那境内，以仆所知者言之，屈指不能尽手。”《严复集》第3册，第508页。
[21]严复说：“曩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皆纰谬层出，开卷即见。”《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91页。
[22]《解体新书》的翻译出版被称作“兰学肇始”，其后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医学等的人被称为“兰学家”。
[23]杉田玄白著·片桐一男全訳注『蘭学事始』講談社、2000、120頁。
[24]《严复集》第5册，第1559页。
[25]严复说：“方今欧说东渐，上自政法，下逮虫鱼，言教育者皆以必用国文为不刊之宗旨。”《严复致伍光建函》，《严复集》第3册，第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