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是涵盖文、史、政、经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2004年，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尤其重视结合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为此先后组织了基地重大项目“‘普世性’与‘各别性’：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结构的转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等。因此机缘，中心也与多家研究机构开展了富于成效的合作，邀请到具有不同背景的学者参加课题的研究。同时，中心研究人员也受邀参与到多家机构所组织的课题中。主要包括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朗宓榭（Michael Lacker）教授主持的项目“中西学术交流：历史与哲学的维度”、日本关西大学承担的文部省COE项目“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以及张寿安教授主持的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1949”等。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的出版，正是上述合作研究的产物。汇集的研究成果包括：沈国威《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阿梅龙《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孙江《重审中国的“近代”》、潘光哲《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各位学者有不同的专业背景，皆关注到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一些面向，展示出各具特色的研究。

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之所以值得关注，乃是因为此与近代世界的诞生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同步成长的。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之所以奠定了近代世界的基础，在于其提供了有关现实世界新的解释，还支撑起对于社会理念的合法性论证。换言之，对于“现代性”（modernity）的认知，理解也好，质疑也罢，或都有必要结合各分科知识进行检讨。对此的关注曾构成马克斯·韦伯学说的核心——以“世界的祛魅”作为问题的肇端。哈贝马斯则勾画出不同时期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不同基础，指明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查尔斯·泰勒还具体阐明“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魔法力量和神灵的世界的消失”。凡此，皆道出现代社会的建立可视作“理性化”的过程，而以“科学”为标志的各分科知识，对于理解近代世界的诞生、理解“现代性”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学科知识的“援西入中”，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自有其重要性。最基本的，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决定了中国当代学术的理论和实践，从20世纪初开始，更通过以分科知识为“专史”的书写样式，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展开，都受到自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所接受的分科知识及学科术语的影响。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即是其中之显例。或许可以说，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课题。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是涉及全球范围的文化迁移现象，相应的，各个国家在“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上也有着自身的成长脉络。传统因素的重要作用，也意味着并不存在“单一的进程”，所呈现的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不仅历史进程经常会发生偏离，其过程也尚未“终结”。故此，基于中国背景检讨近代学科知识的形成，也需要考虑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是如何传入的，需分析与西学传入相关的论作（包括译作及独立文本），各学科专门术语的翻译和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以及新术语在中国思想新的发展阶段的应用。其二是中国本土接纳分科知识的制度和社会背景，当重点检讨各层次教育中新课程的输入和介绍、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公众对新学科的反响及对这段历史的重构。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旨在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并把这一过程视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一个特殊结果来分析；旨在促进对近代学科知识形成的复杂过程的理解，同时致力于解决与此相关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难题。各书针对近代学科知识的研究，尽管已涉及不同层面，但显然还不足以涵盖此一课题所涉及的广泛领域。接下来中心还将致力于“东西知识环流与近代中国”课题的研究，希望能继续推进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

上述各位学者作为中心的专职或兼职研究人员，对于推进中心课题的研究，倾力颇多；能将他们这些年完成的研究成果列入“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出版，更是对中心工作莫大的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徐思彦、近代史编辑室主任宋荣欣及其所领导的编辑团队，对于书系的出版尽心尽责，在此也要表达真挚的感谢。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