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造字为译词的问题

在第二章，我们讨论了严复用古僻字作译词的问题，无独有偶，日本兰学家在创制医学名词和傅兰雅制定的化学元素名时都曾有利用古僻字的主张。《重订解体新书》（1798年完成，1826年刊印）的著者大槻玄泽在谈到译词创制时说：“今所传译，务欲名义之妥当于原称，不能以不私造语新制字以译定。^[24]所谓肫、腟、摄护，或解体、神经、滤胞之类皆是也。”大槻所说的“私造语”就是创造新的复合词，如“神经”“滤胞”等；而“新制字”就是根据六书的原则创造新的汉字，如“肫”“腟”等。^[25]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字和复合词的区别意识并不强烈，字即是词的观点占统治地位。兰学翻译中最为正统的方法是“翻译”，即利用中国典籍中已有的词语表达西方的新概念。“义译”，即创造新的复合词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已有的词语中有多音节词，也有单音节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单音节的“字”，兰学家们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1）使用汉字直接对译荷兰语中的词语；（2）利用冷僻废弃的字来翻译西方医学的新概念，此种情况下这些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3）创造新字表示中国医学中所没有的西医新概念。当已有的汉字被赋予新的、严格的医学术语义时，势必与原来的字义发生冲突，越是常用字，这种新旧意义的冲突越强烈。为了把这种“同形冲突”减到最低的程度，兰学家们尽量选用冷僻的或已经废弃的字来翻译西医中的概念。例如，在《解体新书》（1774）卷一中有“肋肋间多肉之处，名曰肊”的说明，^[26]大槻在《重订解体新书》卷五的《翻译新定名义解》中进一步解释道：

肊［义译］按肋骨闲多肉之处也。字书。肊于力切。胸肉也，姑假借之。^[27]

“字书”即中国的《玉篇》，“肊”字的原字义是“胸肉”，假借来指称“肋骨闲多肉之处”。以下三例也都是借用一般绝少使用的字来作术语的例子。

上腹部 左右两旁胞胀之处。名曰。^[28]

……季肋下空软处也。按汉所谓。一名桴中者盖是也。^[29]

下腹部 左右两旁。名曰膁。^[30]

膁……按肷鱼兼切。腰左右丘肉处，即是也。^[31]

按是所以修织聚成人身内外诸器形质者，而其状细长纤毫如丝如缨者是也。汉所未曾说者，以故无正名可以当者……皆纤细丝条之义也。因姑假借字以译之。字书。思廉切，音纤，毛也。乃取义于纤细毛茸而已。^[32]

当然，所谓冷僻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旧义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就有了新造一法，即第三点，创造新字表示中国医学中所没有的西方医学中的新概念。《解体新书》中并无新造字，但在《重订解体新书》中按照大槻的理解，新造字有两例，即“肫”和“腟”。关于“肫”，我们放到“腺”中一起讨论，这里先看一下“腟”。

《解体新书》中“其荚皱管而连子宫”^[33]的译文在《重订解体新书》中被改为：“腟自阴门至子宫之间皴皱肉室是也。”^[34]据此可知，在《解体新书》中未能实现的器官命名，由《重订解体新书》首次完成了。在该书卷五的《名义解》中对“腟”所做的解释也更加详尽：

腟［制字］按即男茎容受之室也……今新制字译云尔。［室边傍从肉音为叱，即会意也非字书尺栗切，肉生也之腟］^[35]

大槻用“腟”这个字来表达西洋解剖学中的概念。“腟”从肉从室，为会意字，大槻将其作为新“制字”。但“腟”字在《玉篇》中已经收录，并非大槻所说的是新制字，不过在《玉篇》中“腟”的注释是：丑一切。肉生意。可知大槻的“腟”与中国的字书完全无关。^[36]

兰学译籍中的“新造字”数量不多，而沿用至今的更少，除了“膣”以外，仅有“腺”“膵”二字。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腺”“膵”的创造过程，这两个字均首见于《和兰内景医范提纲》。

“腺”所表示的概念在传统的中国医学中并不存在，《解体新书》（1774）采用的是音译的方法，即将荷兰语的Klier音译为“机里尔”。大槻玄泽修订《解体新书》时，对应给予这一西方解剖学的概念一个什么样的译名仍然未有定论。《重订解体新书》卷一在关于解剖目的的论述部分中有“其当辨之物第二滤胞所会簇及主用”的说明，大槻还指出“按滤胞，神经二种汉医所未说”。^[37]由此可知，大槻创制了一个新词“滤胞”，想以此来表示这一新概念。大槻认为，因为中医没有此概念，“故宜音译以存原称”。但是，音译会造成译文体例上的不合，大槻只好根据生理功能进行“义译”。“宛如用筛罗滤过水浆者，义译曰滤胞耳”是大槻命名的理由。但是大槻也认识到腺不仅仅是滤过，还有其他多种功能。所以他本人对“滤胞”也并不满意，说“窃顾未必切当。姑期他日之再考”。这不仅仅是自谦之词。大槻还曾尝试用一个冷僻字即“”来翻译Klier。这个字有肉块的意思，即“谓肘膝后肉如块者”。但出于同形冲突的原因，大槻终于放弃了使用“”的尝试。

后人继续了大槻的工作，不断尝试创制新的译名。1805年刊行的《和兰内景医范提纲》中第一次出现了“腺”。该书卷首的提言中说：

此书所载诸器诸液名称，并新制字等，皆参考《重订解体新书》，有改译之处，登于《医范提纲》，故其名应就《医范提纲》。兹将改正之处列举如下，示原译《解体新书》之异同，以便检索。^[38]

所列举的术语中有“腺”，并有“腺新制字，音泉”的说明。这也是一个会意字，取义腺液像泉水般涌出。《和兰内景医范提纲》之后“腺”逐渐被接受，取代了“滤胞”。

另一个有名的新制字是“膵”。膵也是一种腺性的器官，为传统中医理论中所无。在《重订解体新书》中这一概念被译为“肫”，有关内容如下：

肫［新译］……此滤胞统会而为一片肉之义也。夫此物……宜命一个脏名以与他脏并称焉。然汉人所未说者，故今新制一字，译曰肫。肫徒孙切，月肉也，屯聚也，结也。即滤胞屯聚，而为肉之会意也。［按字书，肫，鸟藏也，言鸟藏，名鸡肫、鹤肫，则虽似有所据，然亦非必然也，盖会意之偶然而合者］一名滤胞床。^[39]

大槻称为“新制一字”的“肫”，仅就字形而言并不是新字，《说文解字》中就已经出现了。“肫”共有三个发音，意义分别如下：

zhūn：—颧骨；禽类的胃；诚挚

chún：—古代祭祀用牲后体的一部分；通“纯”

tún：—小猪

大槻亦知道这些事实。但是，大槻使用的不是这些旧义，而是肉之屯聚的意义的会意字。即“其质许多细小滤胞，及大小诸管、血脉诸支相会而屯聚。一膜被其表，以成全角也”。^[40]同时，大槻也注意到了这个字具有禽类胃的意思，大槻声明这只是偶然的巧合。但是，有理由认为这种偶然的巧合影响了“肫”的普及和定型。兰学家经过反复摸索，最后在《和兰内景医范提纲》中创制了“膵”。书中的说明是“膵受血于动血脉分泌之以造膵液”。造字的理据是：膵的萃有荟萃、集聚义。集，即“集细胞以成之”。可知与“肫”的造字理据完全相同。

兰学家的“新造字”现在仍在使用的只有“膣”“腺”“膵”。其中“腺”具有类词缀的性质最为重要。这种日本的自造字，在日语研究中称为“国字”，又称“倭字”“和俗字”“和制汉字”，是日本人根据汉字造字的方法创造的汉字。在古文献如《古事记》《万叶集》中已经有一些例子，但是大多数是中世（12世纪）以后的新造字。造字的方法主要是会意，如“峠”“辻”“躾”“鰯”等。这些字大多没有中国式的发音。进入明治以后又出现了“瓩”“糎”“粁”等合体字。这些字不是单音节字，应该当作符号看。和字具有低俗的特点，受过正统汉学教育之人不为之。例如，关于腺的概念，稻田三伯《八谱》、野吕天然《生象止观》等都造奇字表示，但终没有成功。石坂宗珪批评造字乃翻古圣成案，是欺人之举。^[41]这一点与19世纪的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傅兰雅在谈到译词的创造方法时说：“此馆译书之先，中西诸士皆知名目为难，欲设法以定之，议多时后，则略定要事有三。”其中第二点是关于利用古僻字作译词的内容，原文如下：

二 设立新名 若华文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矽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42]

进入1880年代以后，随着教会学校的大量增加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上的需要，科技术语的创制、审定成为传教士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1890年第2届新教传教士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傅兰雅在会上宣读了关于科技术语问题的长篇论文。^[43]这篇文章分为四部分：（1）科技术语与汉语之关系；（2）汉语科技术语体系的某些特点；（3）译名混乱的现状及其原因；（4）解消译名混乱之方法。作者在第二部分中从7个方面对科技术语创制的原则和方法做了详尽的论述。^[44]傅兰雅的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尽可能译义，而不是译音。傅兰雅认为汉语的术语少、对外来语言成分的适应性差。世界上许多语言用音译的方法增加新词，丰富自己的词汇，而汉语很难从外部世界吸收重要的概念。这是因为一种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能力与两者之间的相似程度成正比。汉语与西方语言相差较大，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缓慢地吸收。汉语中大量方言的存在也增加了音译的困难。傅兰雅指出实际上汉语更适合译义。但在翻译方法上，傅兰雅以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的“demi-god=半个上帝”，^[45]和其他人的“brother-in-law=兄弟在律法”的错误为例，强调应该避免逐字直译。翻译的关键是译词，傅兰雅认为译词应该在中国的古典中寻找，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以至于最优秀的翻译家也因为贪图省事，在应该译义的地方使用了译音的方法。如把石膏（gypsum）音译为“绝不斯恩”，把花岗岩（granite）音译成“合拉尼脱”等，傅兰雅认为均不可取。

第二，如果无法译义，则要尽量用适当的汉字音译。某些术语，特别是固有名词不能译义，只能用汉字表示最相近的发音。这时汉字的选择是关键。应该建立一个音译用字的系统，用相同的汉字表示常用的、相同的音节，而且要使用官话的发音。

第三，新术语应尽可能同语言的普遍结构相一致。本节的题目颇为费解。傅兰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偏旁构成了汉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新的术语不应忽视这种重要的特征。成千上万的汉字被精心地按照偏旁部首排列在字典里等待着人们使用。《康熙字典》里收录的汉字超过八万，但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被使用过的字不到八千。有一些正统的汉字已成为化石，只有很模糊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不去发掘这样的字并赋予新义用它们做译词呢？这种努力在制定化学术语时已被尝试过，如锌、钾等。中国的学者总的说来是接受的。这些字的长处在于字形和发音已经存在，可供选择的种类极多，并具有正统性，可以被选来做新的术语。当我们使用“加非”转写coffee时，这两个常用字的字义无法消除。那么“咖啡”如何？有时我们用加口字旁的方法告诉人们这两个字只表发音，没有意义。为什么不应该选择早已被遗忘的另外两个字“檟”，而且这两个字还有表义的木字旁？这样做唯一的危险是：某些未来的汉语文献学家可能会在古籍中找出这两个字的最初意义，然后批评我们用错了字；或者某些保守的爱国者有一天写文章详尽地论证这种植物原来生于古代的中国，后来被带到西方去了，就像蒸汽机和电报一样。在那些有发生误解之虞的场合，最好的方法也许是使用适当的偏旁和声符完全重新造一个在任何一本现有的字典里都找不到的字。翻译化学元素名时，就使用了造字一法，并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受。造字的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挑剔的中国文人反对这些非正统的汉字。傅兰雅还对“来福枪”和其他音译词提出了批评：把杀人的武器说成“来福”是一种黑色幽默，应该加上火字旁。从本节实际的内容可知，所谓的“尽可能同语言的普遍结构相一致”主要讨论的是利用古僻字或新造字做译词的问题。

傅兰雅的两篇文章相隔十年，但主张是有一惯性的，即尽量译义或利用古僻字、新造字做译词。可以说傅兰雅以及翻译馆系统的译词创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张译义，但对复合词却很少注意，尤其是“摹借法”（直译）的译词绝无仅有。这些都与日本的兰学家的译词创制形成鲜明的对照。傅兰雅的方法后来被博医会的术语制定发展到极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46]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严复喜用古僻字，但严格意义上的造字只有一个：（玄）。斯宾塞将科学分为抽象科学、抽象-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三科，指出了三种门类的科学对社会学重要性，具体内容如下：

1.Abstract Science，抽象科学，含逻辑学、数学；

2.Abstract-Concrete Science，抽象-具体科学，含物理学（电学、光学、热学、磁学）、化学（原子学说）；

3.Concrete Science，具体科学，含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植物学、精神科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

严复分别译为“玄科”“间科”“著科”，“玄科”即抽象科学，在《群学肄言》和《穆勒名学》中严复使用“”字。关于为何命名为“玄”，严复解释说：“字书玄者悬也，盖其德为万物所同具，而吾思取所同具者，离于物而言之，若虚悬也者，此其所以称也。”^[47]“虚悬”可能就是严复采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