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复的译词：承袭

小引

严复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1]又说：“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2]这里的“理想”即idea，今译“概念”。这样，作为译者的严复，其任务实际上有三：第一，在汉语中为那些“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的“名义”寻找出中外概念的等价物；第二，为那些“本为中国所无”的西方或外域的“理想”创造出一个等价物；第三，这样的等价物必须足以表达精密的理想。^[3]完成如此艰巨任务的方法也只有两种，一是利用已经存在的语言成分，二是创造新的语言成分。此两项也是19世纪以来译词获取的主要途径。本章先讨论严复如何利用已有语言成分作译词，第三章继之讨论译词新造的问题。

如第一章所述，世纪之交的汉外辞典既然无法指望，译者就需要直面怎样寻找对译词、从何处寻找的问题。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处翻译西书170种以上的傅兰雅在介绍自己的翻译经验时说：

华文已有之名 设疑（拟）一名目为华文已有者，而字典内无处可察，则有二法：一、可察中国已有之格致或工艺等书，并前在中国之天主教师，及近来耶稣教师诸人所著格致、工艺等书；二、可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之人。^[4]

即假设一个译词在汉语中是存在的，但辞典等工具书中又无处可寻，这时有两个方法查找，一是翻检中国古已有之的制造工艺方面的图书，或者16世纪末以来的耶稣会士及近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所译所著的相关书籍；二是询问从事这一行业的商人、工匠等有可能具有相关知识的人士。傅兰雅的方法理论上似乎也同样适用于西方人文社科书籍的翻译，即在中国的典籍中寻找可以成为译词的词语，或向读书人询问。傅兰雅在上述的文章中甚至说，“中国自古以来最讲求教门与国政，若译泰西教门或泰西国政则不甚难”。^[5]严复在谈到“艰大名义”时说“常须沿流讨源”，由此可知中国的典籍是严复等翻译西方人文社科书籍时，从中寻找译词的主要资源。但他对同时代的传统士子似乎不太信任。^[6]严复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写道“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7]这说明严复已经注意到了传教士们的工作。实际上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以后，新教传教士编纂的杂志、译著上有大量人文社科的内容，在译词上也有了一定的积累。^[8]但是总体上，译出的西方人文社科书籍较为有限，可供咨询的人更少，而且译文译词都不够精准。例如对于已经译出的逻辑学书籍，严复说“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9]他还要寻找更相近、更合适的译词。最终严复在中国的典籍中选取了“名学”来翻译logic。

如前所述，译词具有词的性质，又不完全等同于已有的“词”，因为译词不可避免地会与原词发生形式上的、意义上的关联。译词与原词一方面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等价，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再范畴化，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无限互相接近的可能性。普通词语可以直接从日常生活中找寻，而大词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古典。用古典词对译西方的大词，至少在初期阶段有以下一些常见的问题：

1.词语的指称范围中外不同；

2.词语的意义网络中外不完全吻合；

3.词语的周边义中外不一样；

4.词语的语法义不一样。

以下我们以“权利”和“自由”为例，具体分析严复如何利用已有的词语作译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