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策影响

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强力介入和引导下，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逐渐显露。这种影响是延续的、长期的，大体上又可分为两个阶段：2011～2015年，国家身份认同的调整与变化，是土政府在内部及外交事务上决策的直接推动力之一；2015年之后，随着土内外战略环境转差，国家利益因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频繁的应急决策中日益凸显，国家身份对政策的影响力转向间接，但国家利益本身由国家身份认同决定。

（一）促使土耳其调整对外战略，外交政策整体“东向回归”

与新的国家身份中“非西方化”的特征相对应，土外交战略调整的核心思路是纠正全面亲西方的极端立场，努力扩大在中东尤其是邻近地区的影响力，重视以往忽视的亚洲、非洲等地区，实现平衡外交。^[33]具体而言，一是要突出位于亚欧之间、可东西逢源的地理优势，一方面继续保持与美欧国家的友好同盟关系和经济、安全联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与俄罗斯及中亚诸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的关系。二是要强调伊斯兰属性，借助共同的宗教、文化基础，依托“中东第一大经济体”的优势，强化与地区国家，尤其是与伊斯兰国家和突厥语国家的关系。

外交战略“东向回调”的进程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伊始便开始启动，其间经历了2011～2015年的冒进外交与“高贵孤独”，于2016年重回实用主义轨道。虽然具体外交政策屡屡掉头转向，但从战略层面看，“回调”趋势贯穿始终。近两年来，土耳其与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出现分歧、立场严重冲突，2016年“7·15”未遂政变后，“居伦运动”又成土美关系的新干扰因素。土与欧盟国家在难民危机、人权、民主等问题上分歧扩大，入盟谈判实质上陷入停滞；2017年土耳其修宪改制后，欧洲国家的批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埃尔多安亦称将重新评估“入盟”目标。^[34]土耳其与美欧国家渐行渐远，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调意愿和配合程度也在降低。^[35]但与此同时，土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展顺利。在叙利亚问题和能源开发领域与俄罗斯、伊朗加强合作；在共同安全问题上，做出谋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姿态，同时亦致力于在东非地区扩大军事存在；在经济问题上，积极开拓非洲、印度和东亚市场，^[36]“东向”意愿日益显露。

但应明确的是，所谓外交战略“东向回调”，根本目的在于增加土耳其外交的独立性、凸显其独特性，而非背离西方、彻底否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这是在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进程中把握其外交政策的关键。在正义与发展党的认知中，土耳其既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所以不应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而应均衡发展多维度的对外关系，以契合土耳其多重身份、满足其多样性的利益需求。未来一段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或将继续与西方拉开距离、积极“东向”“南下”，但最终是要在“东西之间”寻求并构建新的平衡，这是由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对土耳其的国家定位决定的。

（二）在地区事务上更加积极进取，深度卷入外部冲突

与新国家身份构建中的伊斯兰特征和“本土化”特征相对应，土耳其在地区政策上“回归”的趋势也愈发明显。从主观上看，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将国家利益与伊斯兰世界、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进行捆绑，致力于扩大作为“中东逊尼派大国”的影响力，发挥“伊斯兰社会与民主制度完美结合”的引领作用；^[37]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地区的“革命国家”更是把正义与发展党引领的“土耳其模式”当作中东转型的目标和方向，^[38]埃尔多安受到鼓舞，积极地想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客观上看，现阶段中东地缘斗争、热点冲突与土耳其（被构建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联程度提高，其态势发展又对土边境安全、政权安全和社会安全造成了现实压力。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促使土耳其一改此前在中东相对“超脱”的态度，^[39]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加入激烈的地缘争夺。

首先，土耳其政府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与埃及的塞西政府以及海湾传统的君主国如沙特、阿联酋、巴林等结怨；与叙利亚政府曾经的友好关系也因此急转直下，^[40]转而武装叙“温和反对派”，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其次，在伊斯兰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特别关注巴以冲突问题，不仅积极地充当调解者，而且给予“哈马斯”特别支持。2010年因向加沙地带派遣救援船只，与以色列海军发生冲突，导致双边关系跌至冰点，直至2016年才略有好转；2018年美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众愤怒抗议但遭以色列血腥镇压，导致土以关系再次破裂，双方相互召回大使。此外，土耳其还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一方面下重手遏制库尔德力量壮大，防止叙利亚库族与土国内反政府武装组织“库工党”、亲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41]形成三方互动；在卡塔尔、伊拉克、叙利亚增派驻军，先后发起“幼发拉底之盾行动”、“橄榄枝行动”等，清除库族武装对边境的威胁。另一方面积极争夺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扶植代理人参与叙利亚战场争夺，加入沙特牵头组建的逊尼派多国联盟，与伊朗联手俄罗斯推动阿斯塔纳和谈、规划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路线等。

未来土耳其将进一步具备积极介入地区事务的条件。一是因为修宪改制后尤其是2018年6月议会与总统大选后，土政治权力分配格局进一步固化，埃尔多安与正义与发展党将长期执掌政权，对土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的界定很难改变，进而，其“回归中东”的趋势和称霸地区的雄心也不会轻易动摇，战略方向大体稳定。二是因为土国内反对派力量被进一步削弱，埃尔多安理顺了行政体系，权力更加集中，受制约更少，能更高效地调动国家资源为其地区目标服务。在可预见的未来，土耳其将仍是中东地区一支活跃且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在国内逐渐放开宗教限制，加剧社会伊斯兰化倾向

伊斯兰特征在土耳其国家身份认同中逐渐“复位”，体现在国内政策上就是实行“消极世俗主义”、实现社会的“平等、民主与自由、多元”，给宗教松绑。

首先，在官方宣传中不断增加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的内容，强化民众的宗教身份。政府鼓励宗教向公共领域渗透，试图恢复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引导和凝聚作用；强调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宗教的辉煌历史，大举庆祝所谓“收复伊斯坦布尔”（攻占君士坦丁堡）胜利纪念日，将其确定为官方节日，强化民众的宗教和文化自豪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庆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等。这些举措在凯末尔时代高度世俗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不仅逐渐取消法律对宗教行为的限制，而且将推广宗教纳入国家制度和社会规范建设。埃尔多安不顾争议，力主废除了建国以来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机关、议会、医院、学校等特定场合佩戴头巾的法令；在部分省市的公共场所实施禁酒令，^[42]并且鼓励旅店也加入禁酒行列；在全国范围内广建清真寺，将气势恢宏的宗教建筑打造为新“地标”；取消宗教学校毕业生在公共部门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大力扶持国家宗教管理局、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官方宗教机构，扩大其权力；政府财政拨款向宗教事务委员会严重倾斜，该部门年度预算常居各部委之首。埃尔多安还号召民众遵从伊斯兰教的道德法则。^[43]2016年初，国家宗教管理局发布社会指导规范，劝阻情侣或夫妇在公众场合牵手或做出其他亲密举动，建议主妇选用不含酒精的家用清洁品等，以符合伊斯兰教义。此外，埃尔多安还多次公开呼吁妇女多生育，为“新土耳其”贡献力量，指责避孕和堕胎是“叛国”行为，且不符合伊斯兰道德。^[44]

最后，改革教育体制，培养“虔诚的一代”。一是增加宗教学校数量，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生源向宗教学校流动。比如降低宗教学校入学门槛，取消考试，将招生年龄下限由15岁改为10岁等；^[45]在部分地区，相关管理部门甚至有权按照学区划分，强制将小学生送到宗教学校学习，而不需征求学生本人及父母的意见。^[46]宗教学校的注册学生数量增长迅猛，2002年为6.5万人，2013年增长到65.8万人，2015年年中就已突破100万人，且增势不减。^[47]二是增加宗教内容在学校课程设置中的比重，但仅限于伊斯兰逊尼派教义。强迫什叶派穆斯林接受逊尼派教育，但信奉天主教和犹太教等非伊斯兰宗教的少数学生可以免修宗教课程。事实上，其他宗教教义更多被官方视为“一种传统或文化，而非信仰”。政府还发起“古兰经学前教育”工程，推动宗教教育朝低龄化、家庭化、社区化方向发展。三是强化政府对宗教教育的内容、管理和师资力量的直接控制。教育部门无权插手宗教教育；宗教管理局接手创建国际伊斯兰大学以及囊括宗教事务研究院、宗教学校、清真寺甚至幼儿园的“宗教复合体”。^[48]此外，政府还放松了对民间办学的资质要求，为宗教组织合法开设经学院大开“绿灯”；允许经学院实行寄宿制，鼓励孩子从小接受全面的宗教浸染、过严格的宗教生活。

截至目前，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政策都还未突破世俗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框架，仍可算是顺应土国家身份调整的“大势”而为。但是客观上，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民众对伊斯兰宗教价值观的认同进一步上升，这反过来又会巩固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的权力地位，为其继续推行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但它引发了两个不确定的问题：土耳其社会日益倾向保守，未来是否会触及一条“临界线”？埃尔多安释放了社会中潜藏的宗教力量，未来是否始终能够以行政权力驾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