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内容与特征

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引导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从根本上看，是要在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大前提下，重新回答“土耳其应该是谁？”的问题。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次他们并未打算回避“土耳其究竟是谁”的问题，反而尝试将这两个问题合二为一。以此为引导，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包括两方面重要内容。

（一）对国家定位进行调整

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执政初期，没有立即推动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相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凯末尔主义西化、欧化的路径，但将之解释为现代化和民主化，在国内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完善司法改革、限制军队权力等，将加入欧盟作为外交首要目标。^[19]直到新兴的本土中产阶级逐渐成熟、^[20]宗教势力发展壮大、文官政府逐渐摆脱军队钳制，客观条件基本具备后，国家身份重塑的进程也自发启动。^[21]2013年土国内爆发“加齐公园事件”，险些演变为“土耳其之春”，美欧国家在该事件中立场暧昧，指责土政府“残酷镇压”，进一步刺激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加速引导对国家定位进行调整。首先，不再强调土耳其“欧洲国家”的身份，指出西方普世价值和文化并不适用于土耳其社会，^[22]如果继续把土耳其的定位局限在“西方圈子”里，那么既不能争取到平等的国家地位，又背离了社会的传统价值，将阻碍土耳其的发展和进步。^[23]因此，应当在承认土耳其伊斯兰属性、东方属性（至少是“非西方”属性）的基础上，尝试与西方国家建立一种新的、非从属性的新型关系。^[24]其次，在国家官方宣传中突破土耳其的“中小国家”形象，自我描述开始从“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转向“欧亚大陆的中心和枢纽”，突出宣扬土耳其的国家特性、地理优越性和帝国遗产^[25]，以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东大国、伊斯兰世界的中心、突厥世界的领袖自居；肯定土耳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认为随着土软硬实力增长，有能力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扮演领导者、协调者的角色。因此，应当主动参与解决地区冲突，重建地区秩序，积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积极贡献者”。

（二）对“民族主义”进行再解读

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虽然认同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但是反对凯末尔提出的西方式的民族主义，批判其建立在“人造的”民族、语言和历史的基础上，狭隘且片面，只能代表土耳其少数精英阶层的身份认知，不能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指责其是“生硬且拙劣”的仿制品，实质上是通过“西方化”迫使土耳其人放弃民族特性，“改变真实的自我”以迎合西方的标准^[26]，从而导致土与传统的、能发挥影响力的地区隔绝，长期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被边缘化，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利用这种“受害者”话语，在土国内唤起了强烈的共鸣，进而指出：土耳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需要形成真正符合土民族地位与特点的民族主义，改变旧民族主义的防御性、内向性和被动性特征。

在正义与发展党的官方话语体系中，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被称为“穆斯林或伊斯兰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土耳其民族的伊斯兰身份。它建立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宗教身份优先于种族身份，土耳其人首先应当是穆斯林；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土耳其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特性，倾向于从历史和宗教文化传承出发，将土耳其视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此外，它还以伊斯兰/穆斯林为界，明确“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一方面，在内部促进融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之所以曾积极推动与库尔德族的和解进程，承认库尔德族群的少数民族身份和权利，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同是穆斯林的共同身份盖过了种族的差异性。^[27]另一方面，对外界以及“非穆斯林”的警惕和不信任感增强，尤其反对美欧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军事同盟关系，干扰土发展进程，因此突出重视土耳其在各方面的自足能力和独立性。

新的民族主义在土国内获得了较高的共识。2018年初，一项有关土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的调查显示：约80%的土耳其人认为“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民族和国家的身份中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70%的人认为“穆斯林身份”是成为“土耳其人”的关键条件，超过半数的人认可“奥斯曼帝国的光荣历史”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28]

（三）“反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的基本特征

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引导的国家身份重塑进程，实质上是对凯末尔主义的反思与修正。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将凯末尔主张的“现代化”与“西方化”剥离开，否定西方化，提倡立足本土的现代化；在涉及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价值观的问题上，重新回到凯末尔革命之前的路上；在民族认同的问题上，更是彻底拆除了凯末尔构建的标准和体系。改变的力度之大，甚至被称为一场“反凯末尔革命”的革命。^[29]

这一进程虽遭遇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整体看大趋势不可逆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凯末尔主义塑造的旧的国家身份本身具有缺憾，它是虚构的、不完整的，是精英阶层急切的“革命理想”；它无视甚或是掩盖了土社会的基本现实，即伊斯兰元素必须是国家身份构成的重要部分，^[30]因而缺乏足够的现实基础。二是新打造的国家身份继承了最具有共识性的内容。比如现代主义的共和国的基本架构，埃尔多安只是谨慎为其增添了保守的色彩，并未改变国体。再如世俗主义，也仍是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则之一。但是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对世俗主义的解释与凯末尔有所不同，将“积极的世俗主义”（严格划定宗教活动的范围，对宗教实施严格监管）转换为“消极的世俗主义”（只规定宗教不能涉足的范围，除此之外允许其自然发展）。^[31]再者，在实现国家复兴、跻身“强国俱乐部”的问题上，埃尔多安强调继承繁荣强大的奥斯曼、在本土寻找发展道路，这与凯末尔否定腐朽没落的奥斯曼、主张以西方为师的理念在终极目的上并不矛盾，区别只在于历史条件差异和选择的道路不同，因而也能成功唤起民众的共鸣。概括地说，新的国家身份肯定了土耳其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联系，统一了国家“应然”和“实然”的形象。目前土社会中的各派力量，包括正义与发展党支持者、居伦分子、世俗精英、库尔德族群、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对埃尔多安的政策评价分化严重，但在国家身份认同方面的一致性却明显较其他各领域略高一些。^[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