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前10年的货币政策——“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基础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延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措施，增强了该国的经济基本面，并在执政前十年开创了一个经济增长强劲的新时代，创立了土耳其经济增长的奇迹。在此期间，虽然有世界经济高增长周期的外部环境助力，但正义与发展党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领域和产业政策领域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前10年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日后“埃尔多安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一）以发行新币为主导的货币政策调整

正义与发展党开始执政后，延续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货币政策方面，于2005年启动了两阶段土耳其货币改革。第一阶段，鉴于老里拉在60年间贬值了近60万倍的事实，消除高面额货币产生的各种问题，提高土耳其货币的声誉和可信度，2005年1月1日央行发行“新里拉”纸币和“新库鲁斯”硬币。新币删除了旧币中的六个零，变革了货币单位。第二阶段，从2009年1月1日起，发行新货币“土耳其里拉”和“库鲁斯”硬币，取代“新里拉”。新版里拉的成功发行和流通，表明了土耳其中央银行在履行法律赋予的最高标准的职责和权力时的高效和快捷，进一步体现了央行的独立性和透明度以及央行在土耳其金融体系和土耳其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新版里拉稳定的币值也让土耳其的经济步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二）设立通胀目标和“利率宽走廊”政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无论对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忽视金融稳定不仅会威胁到中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也会影响价格稳定。土耳其央行为了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制定了一项新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央行于2006年开始采用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以保障金融稳定。截至2010年底，为了遏制全球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央银行在现有制度中引入了一个不对称的宽泛的利率走廊系统，银行业的融资利率被用作利率工具。在传统的货币政策中，政策利率决定了货币政策的立场，而在“利率宽走廊”中，货币政策立场取决于不同的融资利率，这个基于积极的、流动性的、灵活的框架政策，有助于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期间减少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但也影响了货币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在此期间，央行还利用所需准备金和储备期权机制等手段，使其政策工具多样化，采取在不影响价格稳定的同时，确保金融稳定的措施。

（三）赋予中央银行绝对权力，严格金融监管制度

土耳其的金融体系为银行主导型，银行业是金融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总资产占比超过95%，其余为保险、租赁、融资公司等。2012年6月，土耳其政府通过了《资本市场法（第6362法）》修正案，规范和监督资本市场，确保资本市场在安全、透明、高效、稳定、公平和竞争的环境中运作和发展，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16]2013年6月20日通过《支付服务和电子货币机构支付和安全结算系统法（第6493号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央行具有规范土耳其里拉发行的数量和流通的权力，并建立支付、证券转让和结算系统，以确保所建立的系统的不间断运行和受监督；建立并制定必要的法规以确定包括用于支付的电子环境的方法和手段；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采取有关货币和外汇市场的监管措施；监控金融市场；确定银行存款的条款和类型以及特殊金融机构的参与资金条款。^[17]土耳其央行的独立性和稳态的金融监管体系使土耳其成为国际资本一个具有超强吸引力的资金投放地。

（四）政策效果

2002～2012年，土耳其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6％。即使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紧缩的财政政策导致GDP在2009年收缩，但良好的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监管帮助土耳其在危机后经济率先反弹，快速恢复到正常水平。2010～2011年在全球经济深陷金融危机之时，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经强劲反弹至9％左右。当时，有两家国际评级机构于2012年和2013年都将土耳其提升至投资级别。且于2013年如期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贷款。2014年年底，土耳其的公共部门债务与GDP比率降至33％，外国直接投资的股票价值达到近1950亿美元。但是，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消费需求低迷，国内加齐公园事件和政府腐败案导致的国内政局动荡，尽管土耳其经济依然保持增长趋势，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下降至4.4％，2014年第4季度增长大幅放缓，全年增长率为2.9％。同时，政府于2014年1月大幅提高利率以加强该国的货币并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土耳其在结构调整和经济高速增长中，成为全球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范，一度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获得了“经济调整优等生”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