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政策内涵

正义与发展党在执政前10年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不仅增强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地位，也提升了埃尔多安的权威和影响力。2014年8月埃尔多安就任土耳其第一届直选总统，其货币政策就彰显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不循常规的鲜明特色。埃尔多安总统认为“高利率是罪恶之母”，这一观点构成了“埃尔多安经济学” 的核心思想。同时，在经济实践中具有不遵循经济规律的特立独行的专断风格。2018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有关土耳其经济的公开警告，呼吁政府控制支出并减少通货膨胀。 土耳其政府对此警示不予理睬，埃尔多安总统高级顾问杰米·艾尔塔（Cemil Ertem）宣称，这些建议是“失败的经济理论”，“我们将采取恰恰相反的做法”。^[18]这也充分展示了“埃尔多安经济学”的特色。

（一）隐含着伊斯兰金融思想

埃尔多安总统曾就读于宗教学校，早期的宗教教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而其反对高利率以及认为高利率必然引致高通胀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禁止利息的金融思想。中世纪伊斯兰经济学家艾布·哈米德·安萨里与伊本·赫勒敦的经济思想认为，虽然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导致经济交换，随之产生了货币且货币遍历交换。而人类一定要将需求与贪欲区分开来。赫勒敦考察了人口、利润、供给、需求、价格、奢侈品、总剩余和资本构成，认为货币交换是比经济体更重要的活动，要严禁收取利息。^[19]

伊斯兰金融思想实际上是植根于伊斯兰教法对金融行为的理解，也就是成长于特殊宗教环境下的一种金融理念。它把《古兰经》、圣训、伊斯兰教法作为理论基础，同时融入金融业服务资金融通的基本理念，尊重金融业“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基本要求，进而形成一种与一般现代金融既有区别，又有异曲同工之处的金融形式。^[20]先知穆罕默德亲眼看到了囤积、投机和高利贷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社会不公，发布了一系列禁止收取重利的指令：“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21]，“真主褫夺利息，增加赈物。真主不喜爱一切孤恩的罪人”^[22]，“信道的人民，应当放弃余欠的利息”^[23]。禁止的依据是社会正义、平等和人的财产权。伊斯兰社会鼓励符合社会正义、平等和人的财产权准则而开展的经济活动以及从中所获取的利润，因为这种利润来自经济活动中分担了风险、施展了企业家精神和创造了财富以后才能确定的收益，是一种事后收益。伊斯兰金融思想反对利息，因为利息是一种事先确定的收益，贷款者没有分担风险、参与经营和创造财富。更不合理的是：即使使用贷款的实际经济活动遭到亏损，贷款者的利息也能照收不误。利息是一种事先确定下的收益，被看成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净成本，应被禁止。^[24]埃尔多安总统一贯反对提升利率，并抨击 “利率游说者”是试图利用土耳其并获得更高的回报的投机者，与伊斯兰金融思想一脉相承。因此，在出现经济过热苗头，央行需要调高利率的时候，埃尔多安总统总是公开反对，要求银行保持低利率，强调高利率会导致通货膨胀，并认为融资成本过高等同于叛国，反对高利率成为“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核心内涵。

（二）痴迷于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繁荣

前期的经济成就造就了埃尔多安总统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痴迷。尤其是埃尔多安2014年当选总统以后，实现经济高增长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不懈追求，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埃尔多安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总基调。从2006年到2018年，土耳其的年均货币供应量M2为7969.26亿里拉。2018年8月M2货币供应量创下历史新高为1.88859万亿里拉，是2006年的7.89倍，土耳其也成为继墨西哥、委内瑞拉之后的世界第三大M2货币供应量大国，同时，土耳其M1的供应量也居世界第三位。从2006年到2018年8月，土耳其货币供应量M2增加了12.5%。^[25]2014年后，由于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区间，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外需减弱，内部增长乏力的现象。而埃尔多安政府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多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振经济。2015年2月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引起经济增速下滑后，政府为激励措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2017年宪法修正案公投前做了类似的事情。^[26] 2017年底，土耳其出现了经济过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土耳其政府提出了警示，但为了确保提前大选前的经济繁荣，2018年初政府宣布了一项价值约5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土耳其经济增长率在第一季度近7.4%，失业率从去年同期的10.7％降至9.6％，成为近五年以来的最低失业率。^[27]

（三）加大对中央银行的管控成为“埃尔多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开放条件下一国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一直经久不衰。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2013年土耳其政府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后一笔贷款，并庆幸可以不再接受IMF对于土耳其金融体系的指导和监督。自2015年，埃尔多安总统从组织结构和人事安排上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加大了管控。按照土耳其《中央银行法》，从组织架构设计上看，土耳其央行与财政部同隶属于总理内阁，央行行长由央行董事会选举产生。而在当年4月，埃尔多安总统因为央行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指责时任央行行长是卖国贼，造成行长不得不离职。^[28]自此，中央银行的宗旨由“央行将继续独立实施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确保价格稳定”变为“央行将直接采用货币政策工具，确保价格稳定”。虽然差别细微，但引发外界对埃尔多安总统钳制中央银行工作的怀疑。^[29] 埃尔多安总统对中央银行业务的干预，成为“埃尔多安经济学”的一个特点，也成为外界对于土耳其货币政策及资本市场的重要关切。

（四）实践中“埃尔多安经济学”对中央银行的掣肘

埃尔多安总统特立独行的个人风格赋予“埃尔多安经济学”鲜明的特点。埃尔多安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用大规模投资和大型项目的建设，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举措，使土耳其始终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很容易引发推动型通货膨胀。高通胀成为土耳其的社会常态，同时也加大了利率作为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重要性。埃尔多安总统有关对抗通胀的非正统观点，以及对利率短期内抑制通胀的必要性和时效性的漠视，造成央行利率调整的严重迟滞。2018年年初，央行已经提出了调高利率的建议，但埃尔多安总统迟迟不予采纳，并不断增强对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钳制。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到了7月，为了抑制物价飞速上涨，土耳其央行决定加息。土耳其银行间隔夜同业拆借利率由2018年1月的13.3%，飞速上涨到7月的18.5%；央行把土耳其七天回购利率由2018年5月的8%，调高到7月的17.75%。再加上埃尔多安任命其女婿担任财政部长并分管央行工作，严重降低了里拉的货币信誉，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最为严重的危机，8月10日，里拉兑美元中间价为5.4∶1，降幅达16%，年初以来里拉贬值达60%。^[30]造成此次里拉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埃尔多安政府对经济政策和央行政策的干预。

（五）重视政策沟通是“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最大亮点

“埃尔多安经济学”不仅代表埃尔多安总统的经济观点，也是他赢得选民忠诚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执政期间，为了满足不同目标群体的信息要求，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将提高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认识作为重要工作目标。为此，2016年中央银行修改其沟通政策，明确规定，安排与实际部门代表和金融机构定期举行会议；增加与投资者和分析师的技术会议的数量和范围；根据通信领域的技术发展，更积极地使用社交媒体渠道；开设CBRT博客，使中央银行工作人员能够与公众分享他们的观点，将这些观点公开讨论并为经济议程做出贡献。^[31]2017年1月27日土耳其政府对《中央银行法》进行修订，规定从2017年开始每年至少举行8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货币政策委员会公告和季度通胀报告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沟通工具，向公众发布。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央行工作的透明度。

目前来看，虽然“埃尔多安经济学”有悖经济学传统，但基本还是在法律赋予它的职责范围内。为了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仍需要中央银行发挥职能，继续在土耳其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埃尔多安总统经济的控制权不断扩大，“埃尔多安经济学” 中非正统的经济观点还是需要调整，毕竟长期来看经济规律不可违逆，这是自然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