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仁政：越南汉文小说的君主施政观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仁爱思想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精神追求，也是统治者们执政的理论基础，更是人们所憧憬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论语注疏》中提及“仁者爱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25]，认为爱人及物是善行中最多、最美好的一类；《孟子》中也提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26]，指出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心存仁爱。仁爱思想在越南历史小说中每每被加以强调，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观念。

一 和平时期的仁者爱人

《州记》，作为一部家族历史小说，作者除了记载先人的历史事迹外，也留下了很多可以世代传袭的宝贵精神遗产，诸如仁者爱人这一点，在小说中有充分体现。小说中在叙述阮氏家族先人事迹时，多次突出他们身上的仁爱品质。阮氏家族本是一寒族，正因为先祖仁爱，对他人行善，才有吉宅相报，从此世代出公侯将相，家业大兴。

第一回叙述阮泾继承父业行医为生。在古代，医疗事业不发达，医生往往以医术谋生，各色人等，各种心态都有。而小说中这样描述阮泾的性格：“泾体貌温和，其性乐善。学得医方，每好济生度物，施药疗病，一方长幼，咸受其赐。”阮泾无非一赤脚医生，却有君子情怀，能够“济生度物”，行医不以谋取利益为目的，而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且不滥收钱财。有一次，他到朋友家住宿，被一位患病一年有余的富翁请去看病，并出钱五百。而阮泾只取钱一百，施以药方。患者依嘱，果然痊愈，所以来到阮泾家报答。

时泾方炒洗药味，闻有大同客至，即降阶迎入。宾主安席，待以红饭藜羹。客微顾泾家，的是寒酸风味，而前日卖药，竟不滥价。因怪问曰：“家居勤苦，须要探囊以给日用。奈昨者为我施颁方，又作辞钱意；为我耆艾，不忍索取？将陋啬节，姑少待耶？”泾答曰：“此药虽是疗方，而价则平易，不到那钱，岂可欺人滥取！”老翁曰：“此种善仁心，天必有报之。”^[27]

阮泾家一望而知，“寒酸风味”，待客也不过是“红饭藜羹”，可是这样穷苦的条件下，阮泾仍然拒绝患者主动付给的高额药费，连患者也不能理解。这完全是阮泾“济生度物”的仁爱品质在起作用。

阮泾的仁善并不是偶尔为之。还有一次，阮泾农耕劳作已近日暮时分，偶遇一老翁问路。阮泾担心天色已晚，山野有猛兽出没，因为他的父亲阮律就是被老虎所害，遂劝老翁不要淹留山林途中，应找人家投宿。当老翁“呻吟徘徊”，流露出想去他家投靠时，阮泾虽然家中贫寒，但并没有半点不乐意的表示，而是回答“本以卑狭为居，恐不安歇。公若肯来，何惜延纳”，并把老翁带回家，让他们上坐。

耕者唤家人谓曰：“夫子在陈，返过范丹尘甑。客既无粮，我家瓶里尚有米否？”时岁旱米贵，家用不足。家人曰：“本尚有雄鸡一觜，糯米一勺，黑豆二斗，自可烹煮。但明旦先人讳日，何以计之。”其人曰：“无虑，自有方便。要当杀鸡饭，以半分预先告祭，一可以先为孝，二得助老翁父子千里饥劳。”时老翁父子卧居庐外，假作行劳鼾睡，以窥其意。只听得家主传餐，令以糯米半勺，黑豆一斗煮饭。又烹割鸡觜一半既熟，盛以竹编盘，拜告祖先尝。礼毕，后捧出庐外间抚起老翁父子，始以进食。^[28]

阮泾好心提醒陌生人夜晚行路危险，并留宿老翁父子，这是其仁者爱人的表现。在“家用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倾其所有，甚至将明日祭祀先人的雄鸡杀掉，拿出半只待客，此种精神何等宝贵。

及天将明，阮泾抗薪柴一担入乡中，易刚得米一斗，大酒一樽，带回仍命家人煮饭，并前糯米半勺，黑豆一斗、合蒸及鸡半只。一时煮熟，具设煎香拜礼。礼毕，复敬捧酒馔款待老翁父子，一时劝勉，甚敬重焉。老翁料想荒歉时节，人心厚待，不可捐忽。及辞去，曰：“鸡黍厚意，我何时复能报答！”泾曰：“饥馑之间，薄汤菲馔未敷本意，岂敢望报。”因送老翁迳出门外上程。

阮泾在遭遇饥荒，资不抵用的情况下，第二天又用薪柴换来粮食和酒，以及昨日剩下的半只鸡诚心款待素昧平生的老翁父子，这种至诚实在是出于人心的至善和仁爱。仁善之人自然有好报，数日之后，老翁带来白米一担、雄鸡二觜、北酒一盂、铜钱二贯等物品来报答，还给他寻了一个风水宝地——“三公武将”上格龙脉。得此吉地之后，阮氏世代出公侯将相，福禄自至。正如小说末尾所说：“‘一门父子公侯袭，万世儿孙爵禄传’，盖由累世积德行义之所致”。

二 战争时期的不贪不杀与推己及人

《州记》中的阮泾对待老翁是在和平时期，尽一己之力来帮助他人。那么战争时期，难免伤亡，如何尽可能地做到仁爱友善呢？在其他历史小说中，也有很多关于仁爱思想的表达。如《越南开国志传》卷之六中关于如何行军打仗，将领间有这样一场争论：

时在坐督战昭武听云龙所言，乃避席曰：“……凡为将者须明五事：仁者不贪不杀，义者顺理施行，礼者处己为公，智者见机而作，信者令若四时。全此五者，则天时地利人和自可见矣。古者汤、武行兵不杀，而三军自向；桀、纣行兵好杀，而众人自叛。今倘究果，料亦杀之无益，不如分兵固守，以恩而结人心，以信而招遐迩，施财赈极，给粟济饥。不日之间，则众人向服，众人向服，则竭力同心，一举而大事成也。何患军心有板荡乎？”^[29]

文臣昭武作为督战，认为领兵打仗应知晓五件事，而“不贪不杀”是为首位，这样可以收服人心，而不是急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地出兵，并以汤、武和桀、纣为正反例子加以说明。可是昭武的说法立马招致一些大将的反对：

镇守大将听昭武之言，心中甚恨，厉声言曰：“何谓‘杀之无益’？凡为将者，是杀伐之权，经曰：‘兵不斩不齐，将不诛不勇。’杀者是威也，无威难以治众。如何言‘杀之无益’哉？”

一文臣，一武将，行兵打仗方式自有不同，这可以理解。可是后来的实践结果证明昭武的说法是正确的，一味进攻杀伐招致了更大的伤亡，“尸首塞路，号哭之声不绝”。所以“不贪不杀”，这基本可以作为仁君的一个标志。如《皇越春秋》中，黎太祖誓师时提到“行兵有法，将识兵情，兵随将意，见贼勿退，见利勿争，穷寇勿追，饵兵勿食，勿胁人妻女，勿掠人财货，勿毁家居，勿犯陵庙。明朝将佐，必获勿容；彼若投降，听其录用；勿赦有罪，勿杀无辜。一有所违，虽功不宥”^[30]。在黎太祖的影响下，将领也能做到不任意杀人，仁义为上。如下集二十回中“太祖令人招安，潘僚、陈扞领命走至城边，啸曰：‘军士降者免其屠戮。’”

在《皇越龙兴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第二十五回阮世祖攻打平定时，“帝虑城陷，诸将或纵兵杀掠，谕曰：‘临阵之际，凡俘获将士，勿可滥杀。平定自构兵以来，残弊日甚，宜禁戢三军，毋得虏掠。’”二十六回世祖北伐时也特意颁布详细的军令军规，中心都是以仁为本，不得扰民，如“诸军所到地方，不得抄掠财产，奸犯妇女”“大兵停驻，宜昭图次屯札，不得擅入民家”“何道军粮不给，听权取民粮量发，仍留派迹待后照除”等，总之是要“使之秋毫无犯”。

战争以制敌取胜为最终目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可能只讲仁爱，但至少要推己及人。在《越南开国志传》卷五中，南北鏖战时，郑清王去世，北朝文武臣民，尽皆挂孝。南朝节制顺义认为此时是个进攻的绝好时机，因为“方今清王新逝，国内有丧，臣等料战斗之事势必懈怠。而四镇雄兵已备，人心已顺，正天与人归之时也”。而深思熟虑后，南主认为“我前代与郑氏有亲亲之义，于仕王圣祖宾天之日，清王差人递礼吊赙。兹郑家有丧，我再发兵攻击，是无义也。古云：‘乘人之危不武，利人之灾不仁。’卿等宜晓知其意，暂且按兵，再图后举可也”^[31]，这里体现的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虽然乘他人有丧事而趁机发兵进攻，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赢得战争的胜利，可是“乘人之危不武”，何况南朝仕王病逝时，清王还曾派人吊唁。这时候进攻不符合仁爱的标准。再如南北交战时，北朝主将逃走，其部下也纷纷缴械奔逃，“自相争路践踏，死者无数”，南朝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庆功宴上，南朝元帅协德谈笑之间，忽然看见北朝的大旗上有很多弹孔，“如蜂房之状”，不禁心有感触，落泪感叹：“物犹如此，况于人乎！”宴罢，立即传令“立坛致祭南军将士临阵被伤及北军阵死之众，俾妥幽魂”，并“差人寻北军尸首埋葬，以免暴露”。此举让手下将领纷纷称他为仁德之将，听令分别在镇宁城内与城外祭祀南军与北军，还为祭祀北军深情地写下祭文：

惟尔等志笃奋桑弧，名欲垂竹帛，为主不避刀枪，弩力亲投矢石。缘汝主不审强弱，使尔众冒于锋镝。或兵卒未有品名，或将士职称侯伯，须臾火发昆岗，仓卒身归窀穸。或泠汀丧没于沙场，或奔走陷亡于陷厄，或被铳弹之伤，或带刀枪之迹，或不服水土病危，或遇陷穴坑命耩，或沉身江水飞魂，或饿死山林化魄。嗟尔生未成功，惜尔死而无益。兹奉承大德垂怜，爰具设礼仪法席。祭则享歆，请则感格。自兹万恼共消除，以后千愁俱解释。汝等当寻回故国，受兹骨肉之蒸尝，认此本乡，勿作关山之旅客。呜呼哀哉！伏惟尚飨！^[32]

文中虽然流露了一些胜者为王的意识，但是主要表达的依然是对北军普通民众死伤的叹息。北军与南军均为各自的将领服务，北军同样也是尽忠报主，只是由于将领对时机以及彼此的强弱判断错误，才酿成了无辜北军的死伤。所以同样希望他们“勿作关山之旅客”，以南地为故乡，在此安息。祭文中的感情表达与祭祀南军的祭文一样真切，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北军而漠然视之，平等仁爱的精神可见一斑。

《皇越春秋》中的黎太祖，《皇越龙兴志》中的阮世祖都可以称之为仁君的典范。此外，《安南一统志》中的显宗皇帝也可谓仁君的典型。他并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对他的描写也同样寄托作者对理想帝王的审美要求。显宗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权力全掌控在臣子郑氏手中。但他在位的四十多年里能与野心勃勃的郑氏相安无事，甚至在太子被陷害，郑氏派人从他手中夺走太子时也能平静以待，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手段，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其目的不外乎使国家安定，免于战争，这也是他的仁爱思想在起作用。《越南开国志传》中的东宫世子福美候“居常施仁修德，造寺赈孤，待士求贤，恤民爱众，以图大事”，所以深受贤王喜爱，在他病重去世时，贤王十分悲伤，放声大哭，叹曰：“可惜长儿仁慈大度，爱恤黎民，将托以祖宗大业，管守国基，奈何忍负予心而去哉！”^[33]在这里福美候的“仁慈大度”“ 施仁修德”是被视为可以托付祖宗基业的一个标志，只可惜英年早逝，所以贤王痛惜不已。

以“尚德”为核心的君主道德观，以“民本”为核心的君主统治观，以“仁政”为核心的君主施政观，概括起来，可称为“尚德”与“爱民”为标签的君主观，这是儒家政治观的核心与根本。毕竟，在传统宗法制社会中，或者说在所有封建独裁的社会中，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就是统治者的道德与智慧，而其道德水平又是首务。《三国演义》的作者深谙道德因素对国家兴亡的影响，但他没有刻意回避治国行政的军事因素，并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去思考。而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作者尽管受到罗氏影响，操刀效仿，但仅得其形而未获其意。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正可说明儒家思想对越南本土文化的强力干预。作为单部作品，越南汉文历史小说无有可与《三国演义》比肩者，但作为一个文本集体，它们正可作为儒家君主观在越南全面贯彻的一组文学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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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禹谟》，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第365页。

[2]李梦生：《春秋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2页。

[3]《史记》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82，第1157页。

[4]《皇越春秋》，卷六，第128页。

[5]《越南开国志传》卷三，卷七，第90页。

[6]《越南开国志传》卷四，卷七，第111页。

[7]《越南开国志传》卷三，卷七，第84页。

[8]《越南开国志传》卷三，卷七，第85页。

[9]《离娄下》，《孟子》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65页。

[10]《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7页。

[11]《论语》为政第二，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7页。

[12]《论语》颜渊第十二，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00页。

[13]《梁惠王上》，《孟子》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7页。

[14]《尽心下》，《孟子》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11页。

[15]《本国异闻录》，卷十七，第264页。

[16]《皇越春秋》第14回，卷六，第176页。

[17]《皇越春秋》第15回，卷六，第180页。

[18]《皇越春秋》第19回，卷六，第196页。

[19]《皇越春秋》第33回，卷六，第249页。

[20]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日本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1986，第523页。

[21]《越南开国志传》卷二，卷七，第58页。

[22]《越南开国志传》卷一，卷七，第38页。

[23]《越南开国志传》卷四，卷七，第111页。

[24]《皇越龙兴志》，卷八，第321页。

[25]《论语注疏》卷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11页。

[26]《离娄下》，《孟子》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65页。

[27]《州记》，卷七，第275页。

[28]《州记》，卷七，第276页。

[29]《越南开国志传》，卷七，第193页。

[30]《皇越春秋》，卷六，第272页。

[31]《越南开国志传》，卷七，第147页。

[32]《越南开国志传》，卷七，第239页。

[33]《越南开国志传》，卷七，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