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忠君”与“报国”：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人臣观

第一节 不事二主：越南汉文小说的忠君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臣尽忠是处理君臣关系的重要伦理标准，在儒家著作中被反复提及，不断强调。在《说文解字》中“忠”的字义是“忠，敬也，尽心曰忠”，即尽力做好为臣本分的事。在《论语》中孔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当定公问及孔子君臣之间应该如何相待时，孔子回答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此处的忠指臣忠于君，对君主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后世帝王时代，这种含义几乎演变为“忠”的唯一含义。在《礼记·礼运》中更是把“君仁臣忠”作为十项“人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有无数仁人志士如屈原、诸葛亮、文天祥等以此为精神支柱，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越南民众也深受儒家忠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也提倡不事二主的行为，唾弃不忠之人，这一观点明显烙印在越南汉文小说中，成为其中反复出现的观念。

一 讴歌不事二主的行为

忠臣的首要含义是不事二君。在越南汉文小说中有很多对这方面的讴歌与褒扬，历史小说中尤多。如在《州记》这部家族史一般的历史小说中，作者引以为自豪且极力歌颂的就是为臣尽忠，不事二主的思想。第二回中，写莫朝名将阮倦攻打州，长国公郑松派莱郡公潘公绩、晋郡公阮欢等率兵防御，莱郡公对于阮倦的劝降有如下激荡人心的举动：

莱郡公大怒，谓阮倦曰：“忠臣不事二君。天下之君惟黎皇尔。彼莫氏者，莽、操之流，而汝不辨清浊，背真从伪，吾恨不能斩汝，而误机到此，只有一死耳，岂甘受制降贼乎？”语毕，即以腰刀割腹剥取其肠示于倦曰：“此吾肠也，汝宜看识。”言终而死。^[3]

莱郡公自刎的场面十分惨烈，他认为“忠臣不事二君”，而“君”只有一位，就是黎朝的皇帝，宁愿战死也不投降。在莱郡公的榜样下，其属将也纷纷表明忠君的立场：“大将军既刎绝，吾辈岂可生降，今当冒刃突出，生则图报国家，死则不失为忠义鬼。”或突击，或阵亡，没有一个投降。 而作者在文后说：“此段正史云：阮倦为奇兵设伏，擒获公绩而回。”可见这段莱郡公潘公绩自杀而死的描写并不是历史事实，而作者虚构的目的也正是讴歌人臣尽忠的高尚品质。

后来晋郡公阮欢出兵救援，继续与莫兵大战。但由于部下被阮倦收买，阮欢被俘。阮倦极力劝降，而阮欢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挥笔写下表明心志的词，并让林老爹等传话“晋老以忠事君，期以剪灭僭伪，恢复皇家为公念。岂意误中奸计至此，惟死而已。汝等归报吾家儿曹，悉皆致力勉辅黎郑成事，以踵吾志，勿以晋老故而灭了事君之道”。在生死关头，他心心念念的还是个人的名节并叮嘱儿孙应该继续效忠王家，让我们不禁想起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是忠臣良将之本色。可是阮倦依然不死心，手信一封，劝说阮欢投降，并诱以荣华富贵。阮欢读后，回复道：

凡人生天地之中，当具天地之理。而理之所系，纲常为重。大丈夫立身，舍此不念，却乃易心反面，改事二主，则此冠裳而禽犊，尚得与人语流芳乎？^[4]

开篇便指责阮倦背叛黎朝，“改事二主”的行为无异于衣冠禽兽，而阮欢受儒家浸染，认为忠臣不事二君是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然后一一反驳阮倦的来信，认为莫氏与宋太祖无法比较，宋太祖“人心咸怿，天意所归”，而莫氏“毒肆莽流，妄干天位”，说阮倦把莫氏视为“道法舜、禹”是“不辨清浊”，又以宋高宗南渡、孝宗受禅二事，劝说阮倦父子“改心易虑，归奉正统”，可效仿《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不受曹操引诱，过五关斩六将仍然归附刘备。最后指出，如果阮倦一意孤行，硬要学卫律劝降苏武，那么自己“当膏身于草野，牧羊于北海，不愿与尔相见也。吾志已定，汝勿复言”。阮欢展现出来的也正是苏武坚贞不屈的气节，一再表明自己就死的决心，“原事黎君、郑主，惟以忠孝为念者，欲垂清名于万代，不幸到此，生寄死归，尚何足畏”。最后被杀，时年57岁。这种壮举，令所有在场的人敬仰，甚至超越了敌我双方的界限，连对手阮倦也赞叹不已，追奖之曰：“忠义刚烈，世所罕有。后必为大神。”并为他具备棺材，亲自送其灵柩到东津。可见，阮欢的忠义感染了敌方的将领，同样为他们所敬佩。

小说写到阮欢死后，有一次帝王仍然梦见他禀告说：“臣昔冒从矢石，多有勋劳于国，身死他乡，日夜阳扶国脉，虽在冥冥，罔间王室。”阮欢死后，其魂魄仍然守护祖国，可谓忠臣的典型。

《皇越春秋》中描写了许多士人把忠臣不事二君作为处世的道德准则和一生的追求，甚至以生命来实践。第十四回明军王友以“能我从，享富贵”来说服张韶投降，张韶大骂：“鼠辈怎敢欺我，城存则存，城亡则亡，岂求汝富贵乎！”王友拿酒壶想劝他喝酒，张韶夺壶一击，“壶破，刺中友面，血流满襟”，然后张韶被推出去腰斩。这只是一壶击中面部，在第二十八回中还有一手打中眼睛。潘抵与明军的战斗中，死伤很多，但他仍然“恋战不舍，精神益壮”，对于张辅招降的回应是“除死方休，岂有降虏”，后来被朱广以计俘虏后，咬牙切齿、瞋目大骂：“我陈朝臣子，岂降贼奴乎！速速斩之，不然，今日降，来日复反。”张辅实在觉得他英勇可嘉，决定卖个人情，亲自为他解去绳索，希冀以仁义来感化他。谁料想，潘抵一拳打中张辅的眼睛，“几乎坠眸”。后来潘抵大义凛然地“伸颈就戮”，诗赞曰：“忠肝义胆对神明，一万婴孤抗海鲸。逆贼无颜施剑戟，天将完节赐潘生。”越南的张韶与潘抵两人，一前一后，一壶一手，遥遥相对，都是不重功名富贵，千古留名的忠义之士。第29回中陈朝皇帝简定被明成祖诛杀，大臣陈希葛、阮宴被释放，可是“二人不肯见上皇遇害，各自刎死”，在他们的心中，死亡已无所畏惧，忠义才是一生的追求。第30回记述陈元卿、范友准备进攻东都，解救上皇（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上皇已经遇害），陈元卿曰：“我昔一心救驾，虽死不辞。”范友曰：“丈夫事主，血战沙场，当以马革裹尸为幸，何怕乎死？”在战争前就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后来两人都被活埋，为国捐躯。第四十八回中段莽与黎太祖黎利两人躲藏在白藤林中，而明军陈忠已将藤丛围住。此时为了保护黎太祖，“莽以剑掘土，置太祖卧下，自覆于上。陈忠令将士斩伐，尽将枪槊刺入段莽四肢，中十余迹，血出濡褛”，枪头刺入身体，剧痛可想而知，可是段莽此时根本无法顾及自身的安危，浑然不觉身体的疼痛，一心想到的是太祖的生命安全，担心血迹被陈忠发觉，“自淘汀把住枪槊锋头，揉去血痕”^[5]。

两军对阵，各为其主，越南的黎朝军士认为明朝侵略了自己的国家，要为驱逐“贼寇”而战，而作为交战另一方的明军何尝不认为自己是为国拓展疆土，为国尽忠。如第五十六回叙明朝守将李任、顾福与黎军交战，而“城中粮尽”时，“悬明皇像于壁上，行五拜毕，大哭，三四次昏厥于地，二人各以剑割其喉自刎”，后人有诗吊之：“人臣事主效忠贞，竭力心思望北城。自古人生谁不死，死于国事死犹生。”用文天祥的典故，赞扬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难能可贵的是知府刘子辅的家眷为了免于丈夫的后顾之忧，其子弼不声不响地自杀，妻子潘娘则“咬舌而死”，在他们死后，同样有诗歌称赞他们：“男儿冠带还禽犊，不及潘娘母子贤。”的确，潘娘母子为了使得丈夫能够尽忠报国，宁愿先死。指挥刘顺、知府刘子辅在他们死后，“相对涕泣”地说：“宁为忠义鬼，不为惭负人”，然后自缢而死。在这些忠义之士的带领下，士兵们拒绝了黎太祖招安的建议，而是继续战斗，“裸身辱骂，僚纵火烧，死者大半”。

《越南开国志传》中同样有很多对忠义的描写，即使被陷害被冤枉，忠心也矢志不移。卷三中叙述北朝郑福“有恩威才智，人皆爱戴”，其兄清都王十分忌妒，试图“阴谋害之”，假报有高平兵入侵，准备路上截杀。幸好郑福察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叹气道：“我与他原是同气，我以忠孝事他，他以怨仇待我。我欲弃之，归降南主，报此深仇。但恐后人贬议为臣不忠之罪。生之何益，莫如死以芳名。”^[6]然后饮毒自尽。这一幕很让人惊讶，郑福对清都王忠心耿耿，可是清都王却妒才害能，想加害于他。本是清都王不义在先，郑福完全可以归降南朝，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同时也可以报仇雪恨。但受忠义思想的影响，郑福宁愿自杀。

与郑福一样遭遇的还有北朝大将进翰，颇有才能，南朝贤王有招降之意。在接到招降谕书之后，进翰“睁目大怒”，说道：“吾事郑王，相爱甚重，富贵已极，其恩不浅，岂今日再图二心，妄求富贵，而忘大义乎？且吾尝闻‘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今南人敢以乱书投我，使我为不忠之人乎？”^[7]进翰的忠心可见一斑，这点让南朝大将虽然愤怒，却还是不禁感叹“彼真忠义之人，世无及也”。招降不成，南朝再行反间之计，南朝督战昭武利用清都王极好猜忌，派奸细到北朝散布谣言，编造进翰战败想投降南朝，但南朝不愿意要这种背信弃义之人。清都王听闻后果然上当，大怒，立刻捉拿进翰。进翰原以为是兵败问罪，没想到是清都王听信谗言，长叹三声曰：“皇天照否？鬼神明否？郑王识否？”然后气愤饮毒而死。进翰一片忠诚，却如此被冤枉，原本可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归降南朝。可是深受儒家忠义思想浸染，仍然自杀身亡。

二 唾弃不忠之人

根据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国封建文人们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境界。人臣不事二主的行为值得大加称赞和褒扬，相反，不忠的行为则一再受到指责和批评。如清代皇帝乾隆以“忠君”为标准，编撰《贰臣传》。“贰”意味“变节、背叛”，把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虽然他们同样也为清朝作出了贡献，但从封建道德出发，实在是“大节有亏”，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越南汉文小说也受此影响，不忠之人同样会受到批评。如《皇越春秋》第八回写安南统领范宽无耻投降明军，还想用“赐官封爵”来劝诱副元帅丁美投降，丁美斥责他说：“汝是朝廷肉食，莫能远谋。不能全节以事君，更忍甘心于降虏。汝宜速去，慎勿可言，不然，则污吾一剪。”丁美十分熟悉中国的经典著作，用《左传》中曹刿的言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作为典故来批评范宽目光短浅，贪图蝇头小利而投降，连作者也忍不住批注“骂得快活”。最后丁美孤身一人被明军所获，张辅仍想劝降，说“降者免斩”，丁美大骂：“我南朝大将，岂降汝鼠辈乎！南国只有斩寇将军，非有降寇将军！”至死仍骂不绝口，可谓青史流芳。范宽为求自保，在关隘失守之后，便想弃城而走。后来被明军抓获，立马投降。对于范宽此种变节投降的行为，只求忠义、一心求死的丁美自是无比唾弃。

第五十三回，明朝将领蔡福主动请命来劝说守城罗通和他一样投降黎朝，他的理由倒也实在——“盗物归故主”，的确安南本来就是越南的土地，明军可以无须插手。黎帝的仁德也作为他劝说罗通的理由之一。可是各自为主，各自尽忠，罗通对蔡福的劝降十分不满，大骂道“汝为臣不忠，屈身事贼。尚效李陵诱苏武乎？吾不足杀汝，慎勿复言”，并且张弓射中蔡福头部。罗通用汉代李陵与苏武的典故来比喻蔡福与自己的行为，蔡福自是满面羞惭，灰溜溜地回去禀告，“此人之心，牢不可破”，后来罗通被斩。而明朝名将何忠对于越南将领高端的举酒相劝，也是唾面大骂：“汝乃贼奴！我乃天朝臣，岂食汝犬彘食乎？”一把夺过酒杯击中高端的脸部，“流血盈头”，后来也是不屈而死，有诗赞曰：“丈夫志气异乎人，气胆忠肝怯鬼神。凛凛英风千古在，不惟守义又成仁。”

《越南开国志传》一书中提到过“君不正，臣不可以不忠”，对人臣的忠义提出了要求。卷四中北朝大将进翰在收到南朝贤王的招降书时，托来使转达自己的心愿“吾愿生为郑臣，死为郑鬼，岂效小人之辈，朝夕二心，而图爵禄乎？吾宁死决不降矣”。那些不忠之人被“宁死不降”的进翰一概斥为只图爵禄的“小人之辈”。卷五中北朝西定王妒贤嫉能，对太保宁国公有谋害之意，太保察觉，又闻南朝阮主“识量过人，屈己求贤”，有投奔之意。然而，虽然是西定王不义在前，太保仍然十分犹豫，就在于他深受儒家思想浸染，不愿做不忠不义之人，他对心腹手下的谈话很能流露这一点：“奈我有老母，茕独在堂，夙夜无人定省，我若一去，既为不忠，又是失孝，未免天下以我为禽兽耳。”不忠不孝之人会被天下视为“禽兽”，所以太保的决定十分审慎，先派心腹袷郡、翊详二人去南朝打探。

还有一些忠义之士一旦被冤枉为不忠之人时，所受到的指责也很严厉。如卷一中的儒士冯克宽被祭酒阮礼妒忌诬陷为“怀二之心”，平安王听闻勃然大怒道：“汝是儒者之流，常读五经诸史，不思忠君爱国，以答殊遇之恩，乃萌卖国反主之心，欲效张松以益州投刘备耶？”^[8]《三国演义》中张松为刘璋的部下，有才干，但认为在刘璋手下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后来与好友法正一同密谋出卖刘璋，将益州献给刘备，劝说刘璋迎接刘备入蜀。平安王指责冯克宽与张松一样是“卖国反主”之人，本来准备令武士推出斩首的，后来群臣为之求情才得以保全性命，但被“刺面贬于深山”，再也不能参与朝廷及民间大事。而卷三中的北朝大将贤俊公郑柏则没有这么幸运。他被派往驻守南镇，被南朝文臣昭武施行了反间计，清都王果然上当，大骂：“汝为臣不忠，卖主求荣，通谋南镇，有何言哉？”立刻喝令武士将其推出斩首，陈尸示众。甚至还不解恨，骂之不迭：“俊贼畜孽之徒，忘恩背义，反复多端。前年厥罪如山，我既饶之，不忍加法，待之不薄。今又萌心扰乱，与南镇仁郡相通，欲其害我。”^[9]两位臣子都被人冤枉为不忠，或被贬深山，或当场被推出斩首，他们的遭遇令人唏嘘与感叹，也更能说明“不忠”的行为会遭到悲惨的下场。

在《州记》第二节第三回中，伪莫朝名将石郡公阮倦攻打州，黎朝阮欢出兵被俘。阮倦极力劝降，而阮欢严词拒绝，斥责他违背伦理纲常，“汝家本儒，不辨清浊，轻身冒试于浊乱之朝，屈事伪主……此尔遭家变一年，遽以改父之道，背君之恩，非惟不忠，抑亦不孝，其罪不可逭也”^[10]。因为阮倦本来也是黎臣之后，其父亲阮敬曾经归附黎朝，在父亲死后，阮倦投靠簒逆的莫朝，娶了莫氏的公主，所以阮欢骂其背叛，认为他不忠不孝，罪不可恕。同为阮氏家族，阮倦仍想极力劝说阮欢，使其归顺莫朝，免于一死。可是劝说招致了阮欢更激烈的责骂：“开卷之人，不可违卷。卷云：‘忠臣不事二君’，卿何违耶？彼莫氏弑君辱国，僭称宝位，不当服之，而汝石郡背主事叛。一日事莫，虽莫氏嘉之，至后世石氏子孙，果然如狗彘丑类，为万世谤笑矣。晋郡虽一日被陷枯死，犹得只授皇恩，荣赠显号，赐之国祭，乂安庙得血食，荫及子孙，万代功臣，与国同休，福斯厚矣，何故从汝反耶？”阮欢认为阮倦违背了士人“忠臣不事二君”的基本原则，并且认为其“背主事叛”的行为虽然赢得一时的荣华富贵，但会使得子孙被后世人耻笑，而相反，阮欢的忠义则能“荫及子孙”，使得后世一直享忠臣的荣耀。两相对比，孰重孰轻，阮欢的言语也许在阮倦的心里激起惊涛骇浪，所以他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亦失其忠”。而原因就是“大丈夫不事二君为忠，倦归故主”，虽然他为自己找了借口——“归故主”，但实际上说明在阮倦的心里还是接受了阮欢“忠臣不事二君”的说法，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属于不忠。

《安南一统志》反映了18世纪末黎郑王朝的内部矛盾及与西山政权的抗争史。黎朝的权臣阮整为人狡猾、自负、狠毒、善于机变，在常人眼中，他是个不忠之人，亦为他的不忠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本为黎朝臣子，但为了一己之仇，领兵投靠西山主阮文岳，尽心为其出谋划策，以扶黎灭郑为名，借助西山的力量，引兵入京。那时刚好遇上故旧杜世龙，阮整向他询问国中事，杜知无不言，并谈及了对阮整攻入京城的看法，想劝他改邪归正，扶立郑氏为王：

公所行虽仁义，而其迹则残贼也。公今日有回山倒海之势，诚得助于贵国，而公出身之始，典兵封侯，畴非王家之恩？公此举以灭郑为名，则甚矣！倘以王家协制皇家为有过，何不念二百年尊扶之功？怀新而背旧，不义；索过而掩功，不仁；不义不仁，谓之残贼！大丈夫立身，而可以残贼自居耶？^[11]

杜世龙看出了阮整的用心，认为他能够取得一些今日的成就，还是归功于郑氏。而灭郑之举则不仁不义，类似“残贼”，这也是一种忘恩负义的不忠表现。阮整被人看出心思，面色如土地加以辩解自己是为了“尊扶而举”，杜世龙继续说道：

君本自尊，何待公扶？不过假此以遂其攘夺之谋耳！然国家如金瓯无缺，一旦公无故引别人来，戕其主帅，贼其人民，天下之人，且以公为豺狼枭獍，残贼未为甚也。公今倚外国，如狐托虎威；恐人心思郑，其事且变。彼一旦舍公而去，公以渺然之身，负通天之罪，何以自立于天下？

杜世龙认为他公报私仇，置国家社稷而不顾，不忠不义，将会毁了王室，并且也留下许多隐患：一是扶黎灭郑，造成黎、郑之间更深的隔阂，矛盾从此公开激化，势不两立，内乱加剧，势力被削弱；二是引西山兵入，无异于引狼入室，使得南兵觊觎北朝，轻视王权，并且残害人民。而阮整不过狐假虎威罢了，一旦西山势力衰微，阮整则会为天下人所唾骂，很难立于北朝。杜世龙的话句句戳中要害，阮整装作若无其事，其实内心愤恨不已，最后狠毒地把故友杜世龙“反缚至珥河中流沉”，残忍可见一斑。

阮整后来的下场其实都被杜世龙言中。郑氏复辟，黎帝由于陷于孤立，重召阮整，他得以专行威福，贪残无度，引起朝野不满；最后西山军借讨伐阮整为名，再次入侵北朝。他最后的下场十分悲凉，被“命尸解，纵犬食之”，而这样的下场也是由于“不忠”。西山将领武文任在杀阮整时，曾使人历数他的罪恶，说：

汝是郑臣，叛而投我，以谋灭郑；又叛我北还，欺黎主以取大位，擅作威福，阴谋僭窃，以与吾主争衡。究汝一生，皆乱贼之故志，须剖汝心腹，割其秽恶，使北人以汝为戒！^[12]

西山入侵，借口讨伐阮整，但实际是南军的野心膨胀，想一统江山。但在南人武文任的眼中，认为是由于阮整的不忠不义而断送了黎朝，因为他为一己私利，一再地背叛君主，这点也符合事实，阮整压根没有辩驳的机会，被分尸而死。

不仅在历史小说中有很多唾弃不忠之人的故事，在其他类型的小说中也多有反映。如笔记小说《听闻异录》中记载了一则黎朝尚书潘廷佐的小故事。权臣莫登庸阴谋篡夺黎恭皇的皇位时，需要黎朝一定分量之人为其写作禅诏，这样才有号召力。莫登庸私底下贿赂潘廷佐，潘应命而作。后来莫氏篡位成功，潘廷佐升为宰相，官居一品。小说中写道：“廷佐外出，则扁题‘两朝宰相’，使四人先行。时有士人教童子造作鸢纸，于纸尾写‘千古罪人’四字，每伺廷佐之出，则使童子放鸢纸随其后。”^[13]“两朝宰相”与“千古罪人”可谓相映成趣，反映出潘廷佐自我感觉良好，但民众对其背叛故主的不忠行为的唾弃。他死后也因此付出了代价，“相廷佐死后，阎王论其卖国不忠之罪，奏之上帝，复降生作马。廷佐自思作马被人驱鞭太辱，但天网无可逃之理，自请为乞丐”，潘廷佐死后，卖国不忠的报应显现，被降生为马，他认为太过屈辱，自请改为乞丐。无论马或乞丐，一朝尚书，竟然沦落至此，可见不忠的下场有多悲惨。小说还不满足于此，进一步描写到潘廷佐降生为乞丐，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次遇到同乡老人而乞讨，“挥泪而言”道：“我本以前朝尚书，但于死后玉皇论及反黎从莫之罪，降生于乞丐。今又遇乡人在此，想亦可以一饱也。”曾经的显赫尚书，现在成了只求“一饱”的可怜乞丐，让同乡老人都不敢相信，后来经过口音、容貌的辨认才确定为潘廷佐无疑。在这里不仅反映出背叛故主的不忠行为虽然可以得到一时的大富大贵，但为世人所不齿，死后也必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潘廷佐因为不忠而降为乞丐，而《严母显扬》中的阮显则因母亲的严厉责骂，为避免成为不忠之人而奋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阮显做官时期蛮寇入侵，他本来要领兵打仗，却因为担心母亲一人在家，无法侍奉尽孝，而“告回终养”。可是他的一片孝心却招来母亲的责骂，“母严骂云：‘君恩国禄如何？我不愿为不忠之母。’”^[14]原来在母亲看来，外敌入侵时，儿子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尽忠报国，为母尽孝应该放后，而此时退却，则是忘了国家的恩典，无异为不忠。在母亲的激励下，阮显“入朝拜命”，最后杀敌立功凯旋。

另外传奇《尘人居水府》中，也有这样一位忠心不事二主的将军。他先是跟随王通，因为立下大功，被封为统军使上将。后来黎氏兄弟蓝山起义，意欲招降，并允诺封以王爵。虽然他明知“蓝山洞主，仁爱才明，洵真主也”^[15]，但他更深知“第臣已失身于王通，君师义不可背。今贪富贵而蒙不忠，如此等臣，凡人所甚恶也”，在他的心目中，士人侍奉二君犹如女子失节，不能贪图一时富贵而不忠，否则，为人所厌恶。所以他为求忠义在明知“天既与黎”的情况下与黎军大战，最后为国捐躯。在《翠绡传》中也引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对不忠之人的鄙视，即“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16]。在神话《盟主铜鼓山神传》中，神本是铜鼓山的灏气英灵，由于极有灵气，也能助将杀敌，每年四月，百官在其面前盟誓，誓言为：“凡为臣不忠者，神其殛之！”^[17]这意味着不忠的臣子会受到铜鼓山神的诛杀，可见不忠的代价太大。

甚至中国的所谓变节之人，在越南汉文小说笔下也被嘲讽。如《长派侯》中黎炯出使清朝，坚持越南国俗，不肯薙发，宁死不屈。文后评价这种行为道：“万里羁臣，以身抗死，竟能感动秦廷，遂使数十年间，茫茫中朝，而散发垂衣，惟公一人而已。彼钱牧斋、吴梅村辈，能无愧死乎？烈哉黎公！当与嵇血、张齿、颜舌、严头，并垂不朽。”^[18]在作者笔下，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吴梅村就是因为没有忠于先朝，而被越南的文人讥讽。这显然是拿他国的不肖者来做反面典型了，而这些反面典型恰恰来自文化宗主国，其讽刺意味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