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与伦理实践

就本书关注的婚外包养关系而言，我将聚焦以下两个方面的讨论。

（一）亲密关系的伦理维度

正如道德人类学所批评的，现有社会理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往往陷入机械化或工具化的倾向。这种工具化的倾向在对婚外包养的解释里尤其明显，公共认知乃至大部分的研究往往难以跳脱“钱色交易”或“权色交易”的基本预设。本书将努力跳脱这种简单化的理解，通过考察人们进入、维系（乃至在一些案例中中止）包养关系的过程以及他们的解释，剖析个体行为中利益、情感、伦理的纠葛，以及“做有利的事情”、“做想做的事情”和“做对的事情”之间的复杂关系。

深入思考亲密关系的逻辑，需要突破一些固化的文化认知，更多地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家Vivianna Zelizer关于亲密关系的论述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Zelizer提出“关联的生活”（connected life）的视角，以纠正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的将金钱与亲密关系对立的分析思路。她指出，各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常常是与金钱交换共存的，比如父母出钱让保姆照看他们的孩子，父母给孩子零用钱、资助孩子上大学，结婚时朋友和亲戚给礼金，移居外地或国外的人给家里人汇钱（Zelizer，2007）。在《亲密关系的购买》（The Purchase of Intimacy，2007）一书中，Zelizer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多种多样，每一种都具有独特的意义、权利、责任等，人们会努力进行区分和界定，避免混淆。比如，订婚不同于恋爱，恋爱不同于约会。除了使用表明关系的一些符号、仪式和命名，人们还会采用特定的金钱交换形式，并使这种金钱交换形式与他们对交换双方间关系的定义相一致。比如，送聘礼就是用来区分明媒正娶和纳妾或短期情人关系，以便确立婚内财产、继承和子女的合法地位等权利的一种手段（Comaroff and Roberts，1981）。

因此，亲密关系中道德界限的划定，不是基于亲密关系中是否涉及经济或金钱交换的事实，而是基于这种交换形式是否与特定的关系相符。正因如此，人们会进行Zelizer所说的关系管理（relational work），包括建立和维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在时代变迁之时重塑某些关系、将这些关系同其他关系区别开，以及在特定时候结束关系。关系管理还包括在各种关系、交易、媒介和限界间创造有效的组合。通过关系管理，人们区分出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为每一种关系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交易和媒介，并通过命名、符号和实践来标示这一组合（Zelizer，2007）。

“关系管理”可被视为人们在亲密关系中伦理实践的一个方面。在分析包养关系案例时，我将借鉴关系管理的思路，描绘人们如何定位自己的关系、区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关系，如何理解特定关系里的经济与情感，如何发展合适的互动形式，等等。我还将呈现不同包养案例中差异性的关系定位和关系逻辑，并展现关系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变动性及冲突性。

（二）亲密关系的道德与伦理

尽管不少学者指出，从术语上对“道德”和“伦理”进行严格区分既无必要又不可能^[9]，然而，本书从便于分析的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使用。我将道德侧重为社会性的规范、义务、规则、禁令等，而伦理则更多聚焦个人行动中对“什么是对的或好的”的判断以及形塑道德主体的努力。对于伦理和道德的关系，Joel Robbins（2004）的总结颇有启发，他认为道德领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有意识采取的行动所组成的，在该领域中，通过文化建构，使得行动者能够察觉文化价值的指令性力量，又能明确意识到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这些力量。

伦理解释和行动事实上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由严格的文化强制发展而来的各种实践形式（通常被认为作用于无意识或者完全自然化的层面），另一端则是根植于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实践形式。行动者更多是被鼓励而非被强制去实现这些道德价值（Faubion，2001）。作为伦理主体的行动者必须感受到道德价值的指令性力量，并以受到鼓励的方式去认可这些力量，这意味着伦理领域就不可能是完全由文化强制所主宰的。与此同时，行动者必须在行动决策中定位这些价值，即便只是做表面文章，那么，这也意味着伦理场域不可能只由自我利益所决定（Robbins，2004）。

Jarrett Zigon关于“道德停顿”的论述进一步阐释了道德与伦理之间的互动。Zigon认为，道德可以从制度、公开话语以及身体化的道德性情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认识。所谓道德的制度性层面，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宣称的道德，虽然它对个体具有真切实在的影响，但并不是每位个体成员都严格遵从，并且每个社会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制度性道德。作为公开话语的道德与制度性道德关系密切，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作为话语的道德是对未由官方机构直接表述的道德信念、概念的公开表述，它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对话互动的结果。作为身体化性情的道德，则是伴随着个体的人生轨迹而形成的一种不假思索、未经反思的日常存在方式（Zigon，2007，2008，2010）。^[10]

Zigon指出，所谓伦理正是针对道德，尤其是对身体化的道德性情的有意识的反思。此时，人们会针对自身进行各种伦理实践，目的是使自身在别人和自己眼中变成道德上较为得当、较能被接受的人。“道德停顿”指的就是人们停下来反思、并以自身为对象有意识地进行实践的伦理时刻。“道德停顿”是对日常性的打破，往往发生在某一事件或他人闯入日常生活的时候，突来的挑战迫使个人思考什么样的回应才在道德上得当。置身“道德停顿”的个人，从道德的上述三个层面中汲取各种资源来改变自身，以便回归往往不假思索、未经反思的日常道德性情——但是个人的道德性情在此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注意的是，“道德停顿”也是具有一定自由与创造性的时刻，在这个过程中，道德的三个层面发挥的作用是提供资源，而非决定个人如何进行伦理实践（Zigon，2010）。^[11]

由于婚外包养关系备受主流道德质疑甚至谴责，处于这些关系中的人们因而更有可能（或者说不得不）进入“道德停顿”时刻（包括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更有意识地反思自身和所处的关系，汲取各种道德资源，进行伦理解释和实践，从而使自己成为自己和别人眼中在道德上能被接受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婚外包养关系的研究，不仅仅能够阐释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伦理反思与实践，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够洞察社会文化层面亲密关系道德的复杂性。

本书从婚外包养中个体的讲述、解释和行动出发，将尝试探讨当下中国社会关于婚姻家庭、亲密关系中复杂甚至是冲突的道德论述。比如，从关于纪然冰案的天涯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婚姻忠诚是当下中国社会定义两性关系首要的制度性道德，并在公开话语层面占据优势，然而在该层面上也存在其他的道德原则，比如“真爱至上”。与此同时，从个体的亲密关系实践出发，我还将论述这些关于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的不同的道德准则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被鼓励和激发；个体更具“生活整体性”的伦理判断与其他行为意图的交织关联，及其背后的阶层和性别意涵。而这些论述，必须嵌入市场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尤其是阶层与性别关系的重构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