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期的阶层与性别重构

中国市场改革40年，伴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经济资源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取代了集体化时代以政治身份为主的分层标准；不同社会群体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变，比如商人、企业家作为“新富”阶层崛起，而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工人群体陨落；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无法获得城市的身份和相应福利（陈映芳，2005；李强，2004；陆学艺，2002，2010；潘毅，2005；孙立平，2004；王春光，200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体验、感受和应对变动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

学者指出，阶层作为一种“活出来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其意涵正是在社会实践和互动中生产出来，阶层的边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划分、协商、调整甚至挑战（蓝佩嘉，2014；Bettie，2000；West and Fenstermaker，1995）。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消费主义积极参与到转型期中国的阶层重构中去，消费欲望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共话语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王宁，2012）。消费文化重新建构着关于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的想象。在市场改革中崛起的经济精英们，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老练的“公民—消费者”（Pun，2003），通过奢侈品、出国旅游、昂贵的休闲娱乐等消费行为，建构高档、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成为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Wang，1999；Wank，2000；Wang，2005）。低收入群体也不遗余力地按照新标准进行消费。消费为那些在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中对自身位置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如农民工），提供了一种融入城市文化、获得现代身份的感受，与此同时也生产出其“低阶层”性（Yan，2000；Schein，2001；Hanser，2004；余晓敏、潘毅，2008）。

日常生活中阶层的表达与协商，往往与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平等紧密交织（Barber，2008；Bettie，2000）。比如，对服务业的一系列研究，生动地呈现了顾客的阶层身份和社会地位如何通过服务者性别化的身体表演得以标识和展现（何明洁，2009；Hanser，2005；Otis，2008）。正如Amy Hanser所指出的，在市场改革时期的中国，性别化的表演有效地传达了新富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又巧妙地掩饰了其阶层特质，而这恰恰与“性别”在市场改革时期被视为人的“本性”高调登场有关（Hanser，2005）。正因如此，女色消费成为新兴的商业群体管理和调整阶层身份的重要方式。郑田田的研究表明，在夜店情色消费过程中展现的“酷男气质”——责任感、理性、可信赖性和自控力——成为商业精英男性群体进行成员选择和结盟的重要手段（Zheng，2006，2009）。张跃红则指出，企业家试图在“毫无男子气概”和“过分大男子主义”之间建构一种新的男性特质。在市场改革时期，政府官员控制了企业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造成后者的“去势化”，因此通过在生意交际场合给官员们的女色消费埋单，企业家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这些官员，补偿了企业家的“去势”，并重新界定他们的男性气质（Zhang，2001）。

在这背后不能忽视的是，在市场改革时期中国性别意识形态出现的巨大转型，其特征之一就是带着本质主义色彩的、强调两性之间“自然差异”的性别观念的兴起（罗丽莎，2006；王政，1997；Barlow，1994）。罗丽莎指出，这些新出现的充满性意涵的性别关系在市场改革时期被描绘成对自然法则的回归。在这一被罗丽莎称为“后社会主义寓言”的论述中，计划经济时代的性别中立被视为“非自然的”和“可笑的”，那么，对性别和性行为的自然化理解便与一切非计划经济时代的现象——尤其是一个富足的市场化/消费社会和中国的“新的”、现代化的未来——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

吴小英对市场转型期性别话语的分析指出，当下的性别话语以个体主义为基础、以提倡“素质”和“欲望”的“市场话语”为主导，它与维护父权制基础的、主张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传统话语相结盟，并高度渗透到国家话语之中。女性素质分化成两部分：一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二是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符号。前者获得了国家话语的强力动员和支持；后者借着传统性别话语的助力，在全球化的消费时尚中获得公众包括女性自身的认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素质和能力说，并没有将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不平等作为考虑的因素。男女之间性别分工和差异被“自然化”，女性的身体、外貌和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视为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效率和机会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资源，这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的消费时尚。女性的素质往往被简化成了身体的市场价位，通过身体和角色资源比通过个体的能力资源更容易使女性在市场上获得高价位（吴小英，2009）。

关于男性气质的主流表述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是性和欲望的显性化。诚如罗丽莎所言，当释放和彰显被压抑的个体欲望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性和情欲作为最本质的人性获得了表述的合法性（罗丽莎，2006；Zhang，2007），而男性的性欲、情欲又因与传统性别规范暗合，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接纳和鼓励。其次，是财富的核心地位。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理想男性越来越多地指向那些拥有充沛购买力的形象（雷金庆，2012）。赚钱和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是男性化个体素质的一种重要表现，这种能力可极大地增加其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徐安琪，2000；Farrer，2002；Osburg，2013）。与此同时，随着“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和家庭角色的回归，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都将男性气概与男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相挂钩，强调“养家人”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权威（Yang，2010）。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婚外包养关系。我将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个人故事，深入描绘处于不同性别、阶层和城乡迁移中的人们的选择、经历、感受与解释，探讨人们在亲密关系实践中如何应对利益、情感和伦理的复杂关系。我试图阐述两个主要观点。

首先，通过亲密关系进行的欲望实践和展示，成为阶层分化的一种“自然化”的符号边界。市场转型中崛起的新贵阶层，正是以能够更大限度地实现欲望而标示的，甚至以其逾越主流道德的可能性来构建起整个阶层的优越性。而欲望被理解为“人之本性”，巧妙掩盖了其所隐含的阶层特质，因为相比于财富、权势等外在的标准，欲望的实践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自内心的需求和渴望”。这里，我借鉴了罗丽莎关于“欲望”的宽泛定义，涵盖一系列宽泛的期待、需求和渴望；作为欲望主体，个体通过性、物质和情感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而运转（Rofel，2007：13-14）。但不同于将欲望视为个体内在的、非理性的、带着某种（自我）解放色彩的，甚至颠覆社会规范的特质（丁瑜，2016；裴谕新，2013；Tsang ＆ Ho，2007），我力图凸显欲望的文化生产性和社会嵌入性。

其次，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亲密关系成为人们寻求某种有尊严的生活的重要途径。借鉴查尔斯·泰勒（2005）的观点，我将尊严视为与个人认同和社会承认相结合的概念，在本书中具体呈现为人性化存在、自我价值感和社会承认与联结。我试图说明，在关于金钱、性和情感的形形色色的欲望的“表层故事”背后，是关于个体如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的“深层故事”，而这正是许多人在婚外包养这种非道德的亲密关系里伦理实践的支点。

上述观点将在结论部分展开阐述。在此之前，让我们先进入田野，认识并感受一下我的受访者们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