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辩证的城镇化、结构转型与政府公共投资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诱致性创新理论与速水佑次郎的社会发展模型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人均收入差距，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其中还包括城与城、乡与乡之间差距拉大的新“二元结构”（范辉，2011；辜胜阻、杨威，2012等）。

目前，我国正处于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进程中。当前，中国面临“转方式、调结构”的经济转型期，必须正确理解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变量（诸如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扩张与文化、制度的相互作用，进而产生一种有利于人均收入增长的社会制度的过程。相应的，为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不足，政府公共投资及其相关政策应当根据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作出适时调整。

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从城镇化进程的全方位动态视角考察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本研究将在上述章节梳理相关文献和城镇化动力机制及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等一系列理论的基础上，主要秉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制度进化论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研究思想，基于速水佑次郎（1997）诱致性（技术、制度）创新理论和发展中经济 社会发展相互作用模型，结合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城镇化结构转型目标（政策和制度）、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结构和政府行为）与宏微观经济增长及结构效应”三位一体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3-4：

图3-4 城镇化、结构转型与政府公共投资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1）诱致性技术创新是指当一种要素的禀赋（如资本）相对于另一种要素（如劳动力）变得丰富时，特定的相对要素价格会诱导出使用更多资本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迁（John R. Hicks,1932）。诱致性制度创新是指在利益极大化的驱使下，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Douglass C. North,1952）。

（2）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构成的制度（包括文化）子系统与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构成的经济子系统相互作用，政府（主体）行为和市场（主体）竞争将共同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3）资本又称投资，投资泛指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其中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分别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资本与劳动、技术等要素的规模、结构及其创新机制将影响城镇化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关系到城镇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4）本研究的结构转型中的结构特指经济结构。其中，需求结构包括投资、出口和消费，内含公共投资结构。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效率是指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公共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经济总体福利需要，即城镇化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