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

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这两方面的制约都内生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之中。

第一，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压低劳动价格和资金价格，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资本形成成本，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2）高资本密集度的重化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显著提高；（3）金融市场扭曲人为压低了资金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资本替代劳动的动机不断增强；（4）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生产特点，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5）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在二次分配方面难有作为，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的初次分配格局。

消费不足的根源来自传统增长模式。传统增长模式形成了特定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并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缓慢。传统增长模式下，一方面，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较低以及环境成本较低，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对于私营企业而言，由于受到金融抑制的影响，企业留存收益进行重新投资。国有企业由于得到银行系统支持，可以获取廉价资金。而国有企业追求规模的动机强烈，企业收益也用于进一步投资。另一方面，投资扩张过程中，政府获得了较高的税收收入，并且由于对部分资源的垄断，可以通过资源释放，例如增加土地供应来增加收入。因此投资扩张导致政府收入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劳动保护落后、劳动力供给充足、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导致工人谈判能力不足，劳动收入的产出占比不断下降。我们发现劳动者报酬水平长期偏低，各部门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首先，以低端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图28描绘了1985年以来，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增速。2000年后，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增速在10%左右。然而制造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差额却在逐年拉大。我们计算了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异系数，见图29。变异系数等于当年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方差除以均值。变异系数越大，表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越大。随着时间推移，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越来越大，这也成为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上述收入分配格局的出现，是导致总体消费占比逐渐走低的重要原因。

图28 制造业平均实际工资增速及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差额

图29 不同行业工资差异的变异系数

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长期下降趋势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状态，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在再分配中也没有得到纠正。如果通过企业合理地增加劳动者报酬支付、增加分红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的增加，则按照本报告以2008年GDP数字进行的估算，共可以增加2.42万亿元的居民消费需求。这个数字将大大超过仅在居民部门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增加的居民消费。我们曾估算过仅在居民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结果发现，在一个较为极端的收入再分配假定之下（中低收入阶层各收入组的收入份额均提高10%、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下降27.5%），根据2007年的数字进行估算，只能增加约320亿元的居民消费（杨天宇，2008）。可见，尽管调整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起到扩张居民消费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要远远小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是大力提升消费率的重要路径，也是未来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必然选择。

第二，在特定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和国际分工条件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但由此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错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

可以简单地将工业和第一产业归为贸易品部门，将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归为非贸易品部门；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将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归为贸易品消费，将医疗保健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消费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消费归为非贸易品消费。根据这样的统计口径，分别计算出我国产出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迅速提高，从1995年的0.51增至2008年的0.89；产出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变动较为缓慢，从1995年的0.64增至2002年的0.88，随后逐步降至2008年的0.85，见图30。

图30 产出和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比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计算而来。

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于非贸易品。由于非贸易品的潜在需求是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的。所以，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居民储蓄增加。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这也是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给定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与再分配失衡，导致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使得政府和企业成为国内储蓄供给的重要主体。在中国的总储蓄中，家庭储蓄所占比重不到50%，另外一半以上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企业收入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在政府承担大量经济建设和投资职能的情况下，政府储蓄也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通过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这就使得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通过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直接转变为国民储蓄，并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而消费占比不断下降。

同时，家庭的消费倾向不仅受制于收入水平以及谨慎性储蓄动机，还受到供给结构的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成本大幅增加。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虽然带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移民工人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家庭谨慎性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非贸易品供给的不足，使得家庭的潜在需求即便有收入支持，也无法转变为实际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强制储蓄”问题。这就使得家庭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较低，但是却依然维持非常高的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