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总需求失衡条件下的“高增长速度依赖症”

传统增长模式下失衡的总需求结构，导致总需求的增长难以持续。在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关系中，投资兼顾了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属性，投资增长不仅意味着当期需求的增加，而且还意味着未来供给能力的更快扩张。在失衡的总需求结构中，这要求出口持续快速扩张。受制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趋势及国外市场的竞争态势，我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必将制约国内投资的增长。此外，高投资还直接受制于国内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加剧和约束的强化。

在原有的过于依赖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和收入创造效应不断降低，为了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必须依赖于高增长速度，这是所谓的“速度饥渴”或“高增长速度依赖症”。所以，一旦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无法持续，将意味着我国经济超高增长的时代趋于结束。由此将会带来严重的就业和社会问题。

第一，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六大因素的影响下，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将难以维持，并步入递减区域。

随着我国作为亚洲最终产品出口欧美市场的平台地位的形成，在欧美市场上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替代过程逐步完成。通过替代其他亚洲经济体而实现的对欧美出口的高速增长趋势趋于停滞。也就是说，在未来我国已经不能通过提高在欧美市场上的占有份额来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欧美出口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欧美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但是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及其深层次影响的不断显露，欧美市场对外部产品的需求不可能继续维持过去的增长态势。所以，我国的出口无法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路径。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透支，造成的社会成本越来越大，在监管缺失的条件下，这些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伴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成本上升，粗放型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

一方面，中国消耗的能源越来越多，传统增长模式对能源供应提出了挑战，维护能源安全的成本越来越高。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生产规模，依赖国际市场购入大量资源来支持粗放型增长也是不实际的。中国利用国际市场不是无限度的，这就要求在加强对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对国外资源的利用的同时，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降低资源消耗。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8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7.38%，但能源消耗、钢材和水泥消耗却分别占世界的17.8%、44.7%和47.9%。据预测，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45种矿产资源中，可以保证的有24种，基本保证的2种，短缺的10种，严重短缺的9种。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铁、锰、铜、铅和锌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为58%、52%、38%、82%、52%和69%。

以美国为例，2007年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约为8400万桶/天，美国约为2000万桶/天，占比达23.8%。世界现有发达国家总人口约为10亿，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总人口约为56亿，其中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总人口和中东国家的人口总量接近30亿；这些经济体将在未来20—30年内集中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体行列。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探明量只有135吨标准煤，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51%，其中，煤、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0%、11%和4%。

正如人们所担心的，美国以世界5%的人口消费着世界上25%的石油，仍嫌不足；中国若要达到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全世界生产的石油尚不能满足我们一个国家的消费需要。

另一方面，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并不高。如图31所示，根据GDP单位能源消耗来看，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仍然较低。

图31 GDP单位能源消耗的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机构和世界银行的PPP数据。

与此同时，为了推动节能减排的开展，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严肃的减排承诺。减排压力也对传统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参见表1。

表1 中国能源与政策目标（2006—2020年）

第三，人口红利逐渐衰竭，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不会重现。

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除了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外，还得益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高出生率带来的80年代后人口红利的爆发。研究表明，我国从1979年到2007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3.08%，并呈现逐渐下滑的趋势。此外，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还在增加，但增加数量越来越少，2005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5.56%，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年下降，分别为55.53%和55.52%，伴随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我国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经济活动人口比重会进一步下降。根据2005年的统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特征。

另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2006年我国15—64岁年龄人口比重为71.4%，在主要人口大国中最高，继续升高的潜力很小。据此，我们认为，实际上的人口红利在2005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将逐步回落。此外，我国近期劳动力成本的政策性上升将进一步透支人口红利，因此，依靠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人口结构进入红利拐点所带来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萎缩也将导致储蓄率的降低，未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迅速上升，经济增速均面临下调压力。

第四，在原有增长模式下，产生“速度饥渴”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通过高速增长，才有可能避免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集中爆发。但是另一方面，高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了经济中各种结构性失衡的加剧。在不改变原有增长模式的条件下，我国将面临两难选择。其一，陷入高投资→高增长→结构性失衡加剧→需要更高的增长速度→需要更高的投资→……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其二，随着投资和出口的增长约束不断强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甚至继续恶化，但是却可能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为了突破这样的两难选择，以改革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型，就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

首先是政府与市场失衡加剧。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选择越来越多地干预微观经济。而随着政府干预的增加，市场自我完善的能力趋于减弱，导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失衡加大。集中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挤压了私人投资空间，要素市场价格机制扭曲导致民间借贷问题日益突出。其次是资本与劳动失衡加剧。为了维持增长，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投资收益，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保护投资而不是保护劳动。劳动者谈判能力并没有随着相关法规的出台得到明显提高。劳动报酬不能随着生产率增长而增长。劳资冲突不断加剧，带来社会管理的困难。再其次是城乡失衡加剧。在既定增长模式下，城市部门的增长决定了地区经济增长，城市发展被倾注了更多的政府注意力，而农村的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明显改观。总体而言，城乡失衡矛盾不断凸显。再次是收入分配失衡。传统增长模式下，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和再分配的生产偏向，导致收入分配不断恶化。最后是内外失衡加剧。随着国际经济不平衡加剧和金融危机影响的持续，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矛盾也不断加剧。上述矛盾带来的结果很简单：有速度，结构恶化；没速度，社会矛盾爆发。